对立转换的艺术表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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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电影艺术家伯格曼和文学家张爱玲艺术创作共通点的分析，来研究对立转换这一艺术表现形式对美学内涵的丰富。以往的文学作品或电影艺术往往采用好坏对立的观点，简单地判断及塑造的人物形象模式。当进入现当代文学艺术领域，文学艺术家对对立转化的成功运用，值得我们学习研究。

关键词：对立转化；伯格曼；张爱玲

中国文化中的阴阳构成了中国文化系统的秩序，中国特有的对立统一的思辨方式，影响了许多文学艺术创作。针对艺术形式结构，理解这种方法论，有助于我们研究艺术创作中的一系列问题。

伯格曼的电影表现出他是个拥有世界文化视野的人，也表现处他是个拥有瑞典人独特的文化传承、善于在对立的元素进行转换，并通过影像使之呈现的人。

作为一个瑞典的艺术家，伯格曼的艺术气息蕴藏着瑞典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繁荣经济。瑞典拥有24000座岛屿，大自然的神秘、平和、暴戾，造就了瑞典独特的存在。瑞典经济富足的反面是道德自由化引发的对生命意义的追问。种种社会负面事件，在种种因素下瑞典拥有独特的文化诉求，渴望平衡种种对立的关系。谈到幼时的家庭，他说：我对它是又爱又恨。第一次给他的体验是近乎痛苦的愉悦，他对自己青年时代的情人们的定义是：极为神秘，同时也极为危险。种种经历的感受通过它的美学形式、画面的节奏表达出令人震撼的电影和喜剧。

伯格曼掌握相遇和别离、生命和死亡、之间的节奏，采用闹剧玩笑的态度巧妙地回避了问题，并用艺术的手法去分散歌颂生命中掩藏的神秘，他拒绝一个固定的概念，通过矛盾对立的冲突和转化来体现。在《危机》中，女主人公精神是分裂的，既是养母又是生母，危机就是诞生在这些对立造成的无所适从之中，只是形成一种独特的戏剧和美学模式。《夏日插曲》成为二元对立结构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之一，其结构一目了然，是早期伯格曼电影很钟爱的模式：（丑陋、伪善的）现实―（美好、纯真的）回忆。

伯格曼的一生中同时执著于电影和戏剧，相同的是他都很好地运用了对立转换的二元表现方式。生活和舞台、现实和梦境、脸孔和面具、幻觉和真实、台前和幕后……在戏剧里不断提出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关于生于死、爱与恨、真与假之间的关系。

此外文学界的张爱玲也将这一表现方法运用得较为典型，她较之传统文学对人物和故事情节的塑造非黑即白的态度有着不一样的看法。张爱玲这样一句话：“生命是一袭华美的睡袍，里面爬满了虱子。”她对生命的这种定义，源于自身对生命的感悟与总结，也算是张爱玲一生的写照。她的曾外祖父是李鸿章、祖父张佩纶。她的父亲又娶了新妻，从小在无爱的环境下成长，有一次出去偷看母亲被关禁闭15天，得了痢疾无人医治，差点死去。丈夫胡兰成是个汉奸，每次张爱玲到外地去看他，他都和不同的女人同居在一起，但当他最后去找她的时候，她还是欣然地接受了他。在她的眼中，生活就是这样――表面的华美与内质的残酷、表面的浮躁与内质的冷漠，并存共在、唇齿相依。复杂的人生经历和敏感的性格，使她对人生命价值的意义无从把握，因而造就了对人生的残缺、荒谬的多元论的复杂判断，使其作品具有丰富的美学内涵。《自己的文章》中说：因为我用参差对照的写法，不是善与恶、灵与肉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作方法。

张爱玲笔下的悲剧不像传统意义上的悲剧一一强调力和审美、英雄和壮烈的对比，而是“参差对照”，她笔下的女性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经久不衰，长期以来多是人们所探讨的对象。同是谈女人、论女人，然而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人们对女性这一话题有着千差万别的看法。说起女性，让我想起世界上最自强自尊的女性形象莫过于夏洛蒂笔下的简爱。她那种敢于反抗、追求平等的自强形象深深地烙在了每一个读者的心灵上。张爱玲塑造的女性形象是众多的：有传统式的旧式女性形象如《金锁记》中的长安；现代交际花式的女性形象《十八春》顾曼璐；贪图实利的谋生式的女性形象《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心理变态式的女性形象《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在《色•戒》中的王佳芝那里似乎化成了“放他，还是杀他？这是一个问题。”延宕在反映了主人公内心矛盾的同时，也使得人物形象内涵丰富。重要的是，利用叙事上的延宕策略，作者引导读者思考一些重大问题，譬如生与死、爱与恨等。

传统艺术和文学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有着自己的评价标准，其中有美学思想以及与其相关的审美标准，但又是一个不断吸收、更新的过程。民族构成世界，王国维曾用叔本华的哲学主义美学思想来理解《红楼梦》，充分说明了中西方对艺术感知的共通性。本文就是通过对伯格曼和张爱玲作品的分析来解读对立转换手法的成功运用，及其美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