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与“青藤”比肩之赵l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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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墨花卉在明代后期以“青藤白阳”为代表的画家将其写意寄情的格调发挥到极致。徐渭(1521～l593)的泼墨大写意、陈淳(1483～1544)的兼工带写，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们的影响是深远而悠长的，明末以来的数百年问，水墨花卉都曾经有过受其浸染的墨痕(如朱耷、石涛、郑燮、李蝉、齐白石……等)。在广东画坛上，自从晚明以来，也出现一种类似于“青藤白阳”风格的绘画潮流。这种潮流以赵l夫、伍瑞隆为代表。他们与梁孜、张誉、黎民表为代表的“吴门画派”画风的潮流是并驾齐驱的。

广东番禺的赵l夫，生活的时代与徐渭、陈淳略晚数十年，其水墨写意花卉与其极为相近，现在尚无资料显示赵氏画艺受其影响，也没有资料显示赵氏曾到过“青藤白阳”生活的吴门、浙江地区，也许是当时的绘画潮流，或许是艺术上的暗合，抑或赵氏有机会经眼“青藤白阳”的作品并受其熏染……不管怎样，在晚明的广东画坛，出现了以赵l夫为代表的水墨写意花卉潮流，这本身就是一件区域美术史上值得可圈可点的盛事。

赵l夫字裕子，一字意子，一生并无功名，未入仕途，仅以诗画闻名。关于其生平事迹，文献记载阙如，只知其少以诗名。梁元柱以弹劾魏忠贤“获罪”归里，赵l夫与之游，并参与由梁元柱、黎遂球、李云龙、欧必元、梁梦阳、戴柱等重开的诃林净社，又与诗人谢长文、翰宗(马来)(僧函可)等交善，唱酬无虚日，过着一种悠然的传统文人生活。僧函可(1611－1659)于顺治五年(1648)远谪沈阳后，闻谢长文、赵l夫尚在，遂赋诗日：“少小论交四十秋，惊闻二老足风流。长安市上韩康伯，衡岳峰前李邺侯。陵谷已移贫未改，亲朋欲尽咏难休。白云旧社时来往，定话冰天老比丘。”显示出函可早年与赵l夫、谢长文等前辈诗人交往、并满怀高山仰止之情。诗中“少小论交四十秋”句，以函可享寿四十九且在三十八岁即离赵、谢二人远赴沈阳，则所指当为赵、谢论交。在黎美周《莲须阁诗集》中亦有《二月十七日社集赵裕子云槎同诸公赋》诗。这些诗表明赵l夫与当时粤东诗人交游唱酬外，还积极参与文人结社，成为岭南遗民诗社中重要的一员。 br>

甲申(1644)国变后，赵l夫曾作《春望》诗以明志：“寒食萧条野望阴，一枝筇竹日行吟。出尘笑我烟霞骨，逝水还谁日月心。薇蕨长时知雨足，鹧鸪啼处怨山深。连年烽火何尝息，残烧而今尚满林。”以表达其感叹国是而无力回天、隐逸遁世以“致远”的淡泊、幽寂心绪。这是当时一批不愿与新朝合作、又无法激烈抗争的遗民文人的普遍心态。

关于赵l夫疑年，汪宗衍考其生年为明万历六年(1578)。广州艺术博物院所藏《墨牡丹》有赵氏自题日“己亥小春月写，时年八十二，赵l夫”；广东省博物馆所藏《山水小品》有赵氏自题曰“甲辰初秋，八十七赵焯夫”；《竹石图》轴也有自题日“乙巳中秋月，似淑俊词兄，八十八翁赵l夫”。以赵氏所处之时代及其与时人之交游计，“己亥”、“甲辰”、“乙巳”分别为顺治十六年(1659)、康熙三年(1664)、四年(1665)，以此逆数“八十二”、“八十七”、“八十八”则生年当为1578年。此资料直接来自于赵氏本人题识，又与汪宗衍所言吻合，因此是较为可信的。

至于卒年，一直没有明确的记载。汪宗衍称其“清顺治十六年(1659)，八十二后卒”，盖以上述《墨牡丹》题识为依据。现在所见署有年款的赵氏作品中，最晚者乃上述《竹石图》之1665年，则赵氏至少享寿八十八岁。诗人王邦畿(1618－1668)《耳鸣集》中有《中秋社日喜赵裕子至》诗，有“九十高人未易逢”句，由此可知他当卒于清康熙六年(1667)或以后，年九十岁或以上。陈恭尹(1631－1699)《独漉堂集》有《寿赵意子》诗：“纵横当世事，高论若悬泉。藉甚陈琳檄，谁人为发弦?住山成皓首，呵壁问苍天。寂寂蓬蒿处，长松伴永年。”与赵氏享高寿的年龄是吻合的。

赵l夫以水墨花卉为胜场，尤以牡丹为主要描绘对象，当时称为高手，与伍瑞隆齐名。从流传下来的《湖石牡丹图》轴(广东省博物馆藏)(图1)可看出他多以水墨之浓淡浅深表现花叶形状、神态，绝无勾花点叶之迹，且墨色层次丰富，风格苍劲浓润，以淋漓尽致的墨韵表现牡丹各种情态，赋予其人格化的内涵。画面一株牡丹在怪石堆中长出，枝繁叶茂，生机勃勃，形神皆备。作者特别注重以墨色的浓淡表现牡丹之神态，将通常认为具有富贵、雍容且略带艳俗之气的牡丹精神转化为一种高洁、脱俗之态，并借助明净的墨韵向读者传递出这样一种信息：墨牡丹不仅仅是富贵的象征，更是一种文人情操的化身，它代表了一种不阿于世、遗世独立的人格魅力。这一点，在与赵氏同时的另一水墨画家伍瑞隆画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所以，当时著名遗民画僧迹删成鹫(1637～1722)在《题樊曦墅牡丹》诗中这样写道：“前有铁山伍太史，后有山人赵裕子。先后齐名写牡丹，不尚铅华工墨水。伍公气古骨格高，信笔直书不求似。赵公取态妙传神，浓淡浅深皆至理”。诗中之伍铁山即伍瑞隆。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伍瑞隆曾问学于赵氏，且年龄略小于赵，此处之“前有铁山伍太史，后有山人赵裕子”当为作者误记。从诗中不难看出，伍瑞隆之牡丹“气古骨格高”，而赵氏“取态妙传神”，二人异曲而同工。在赵氏的这件《牡丹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此点。其他如《牡丹图》(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图2)、《牡丹图》扇面(辽宁省博物馆藏)、 《水墨牡丹》(广州艺术博物院藏)等之风格均与此相类。前者之构图与《湖石牡丹图》略似，但晕染略淡，墨韵青雅；后者则纯写折枝牡丹，以浓墨发染，水墨淋漓，与他作相比，更富生机。

与弟子伍瑞隆不同的是，赵l走在牡丹之外，更长于其他题材的创作。就传世作品而言，目前所知赵氏绘画题材尚有梅、竹、菊、石榴、水仙、鸟雀、山水及其他杂卉等。无一例外地，这些题材的作品也都是水墨写意，且大多笔精墨妙，极少草草应酬之作，足见赵氏的艺术取向。在这些作品中，以《怪石花卉册》、《花卉册》、《花鸟册》、《竹石图》轴、《墨竹图》卷、《山水小品》、《送袁崇焕督辽饯别图》卷(均藏广东省博物馆)等为代表。

《怪石花卉》册(图3)，分别画怪石、花卉于两页，状物写神，各具情态。作者自题诗日：“谁测螭龙宅，蚯С叻濉E际毖逃晗，玉立开芙蓉。”很显然，作者是将面目怪异的顽石赋予了人的精神，虽面目可十曾，实则生意盎然。所画花卉枝茎问笔断而意不断，墨气淋漓，能脱尽习气。(图4)

《花卉册》、《花乌册》分别写十数种不同之折枝花卉。无论是玉柄袅风之水仙(图5)、疏枝淡叶之古树(图6)，还是硕果累累之石榴(图7)、花蕊绽放之寒梅(图8)、 婀娜多姿的藤蔓(图9)，抑或枯树上栖息的小鸟，赵氏均能以墨色的浓淡、干湿将其不同的情态栩栩如生地诉诸端，使其或迎风飘逸，或摇曳灵动，或悠然恬静，或郁郁葱葱，或古朴虬劲，或不娇不娆……真正达到取态传神、各具情态的艺术效果。

作于顺治十年(1653年)的《墨竹图》卷(图10)和康熙四年(1665年)的《竹石图》 (图11)，笔法类宋朝之文同。所画墨竹之竹竿道劲，竹枝苍逸，竹叶随风而动，以文人之笔写出墨竹刚正不阿、有韵有节之人格精神。前者运笔老辣；后者笔

势端整；前者古雅，后者端秀。这是赵氏延续宋代以来的文人墨竹画传统的表现，是明代广东绘画中文人气质的折射。

赵l夫也善画山水。释阿字禅师今无(1633～1681)有《题赵裕子绘卫天山寿山图》诗曰：“燕然之山雄九边，盘拱玉京如环连。层冰迭雪气蒸郁，干松万柏寒参天。裕子赵君臂有神，点染纸笔描逼真。命意初不在此山，微得其气已惊人。裕子八十已过五，骨形如鹤神踽踽。双鬈不减燕然雪，年华跌宕秋江月。银筒丹井不须窥，笑持荷叶胜刀圭。天山宿石可殆其俦，村头独坐疑沧洲。万事若能随手歇，置身幅中堪夷犹”。很显然，诗中表现的是赵氏晚年所绘山水之意境，对其山水画之格调、风神给予了生动概括。

赵氏山水深受元人笔法影响，萧散苍秀，笔墨洒脱。可惜传世作品极少，目前所见仅有两件。一为康熙三年(1664)所作之墨笔山水小品(图12)。是图用淡墨点染而成，古松、小船、河水、舵公及隐约起伏之山峦构成一幅隐士山居图。意境幽远，别有怀抱；另一件为《袁崇焕督辽饯别图》卷，该画表现的是崇祯元年(1628)东莞袁崇焕被起用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出发督师蓟辽，明贤陈子壮、黎密、邝露等到江岸送别的情景。构图空旷，气格高逸，与前作相比，别具一种逸气。此图也涉及人物，但毕竟为衬景，且为点缀之小景，未见其驾驭人物之技巧。

赵l夫的水墨花卉画在当时广东画坛影响甚大，不少文人墨客都对其推崇有加。其弟子伍瑞隆能得其真传，其水墨牡丹有出蓝之誉，在明末广东画坛独树一帜(笔者另有专文介绍，参见《清初伍瑞隆的水墨牡丹》，《收藏・拍卖》2005年第五期)。此外，传其艺者尚有卫霭伦。卫字荆辉，广东番禺人，康熙五十年(17l1)举人，工诗及画，著有《心喜集》、《侪香集》。史载其“泼墨写意，性顿开悟，日记千言，文不属草”，可惜未见其作品传世。

赵焯夫也兼擅书法。其书以行草书为主，纵笔取势，极具个性。主要作品有《行草书》页(天津博物馆藏)、《行草书咏梅花诗斗方》(广东省博物馆藏)(图13)和与戴柱合书之《行草书》扇面(日本京都国历史博物馆藏)(图14)，是晚明岭南书坛卓有成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