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旅游在中国:研究回顾与本质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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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文献法对中国生态旅游的研究历程进行回顾与反思，指出存在的概念、方法和功效问题，并对生态旅游系统的核心予以理论梳理，认为统筹生物多样性和旅游生产力、实施平衡管理是中国生态旅游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生态旅游研究需要强调科学性，重视形态一功能关系分析，探索和发展实地观察方法和实验方法。

关键词： 生态旅游；生态旅游系统；旅游生产力；平衡管理

生态失衡，环境退化，气候恶化，灾害频仍，能源危机，已经成为影响全球发展的主要问题。在发达国家，梭罗的“瓦尔登湖”式简约生活模式受到推崇，提倡环保、健康、可持续生活方式的乐活族(Lohas)规模越来越大，社会消费观念正在向“自然中心”转变，推动着经济的后现代化发展步伐。在中国，尽管工业化浪潮尚未结束，但资源环境压力的巨增使经济转型迫在眉睫。理论上讲，随着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成为基本国策之一，生态旅游在中国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然而回顾现实却可以发现，中国的生态旅游，无论是实践层面，还是学术研究层面，均迷漫着层层浓雾，急需廓清并回归理性。

一、中国生态旅游研究回顾：繁荣中的迷失

1、研究的兴起

生态旅游研究在西方国家发轫较早。1973年，加拿大森林管理处开始推行“ecotour(生态旅行)”概念；1976年，巴道斯金(Budowski)提出了旅游与自然环境的共生关系，虽然没有创造生态旅游这一专门术语，但比较详细地描述了生态旅游形式；1982年，墨西哥生态学家、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特别顾问谢贝洛斯・拉斯克瑞(Ceballos Lascurain)使用了西班牙词汇“ecoturismo”；1985年，英文词汇“ecotourism”首次出现在罗玛丽(Romeril)的文章中；1987年，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对厄瓜多尔等5个国家的生态旅游进行了专门研究，在此基础上，伊丽莎白・布(Elizabeth Boo)于1990年出版《生态旅游：潜力与陷阱》一书，使生态旅游得以广泛传播。

从文献检索情况看，中国的生态旅游研究开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1992年，唐绿意在《世界知识》第3期发表“应运而生的生态旅游业”一文，是笔者检索到的中国有关生态旅游的第一篇文章。该文旨在介绍而不是研究生态旅游，虽然文字简短，但直接引荐了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的生态旅游(业)概念：基于自然资源又为保护自然资源作出贡献的旅游(业)。

1993年，只有2篇能称为是生态旅游研究的论文。一是李忠翻译了J.E.Douglas“生态旅游：加勒比的未来”一文；另一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王献溥先生在《植物资源与环境保护》上发表题为“保护区发展生态旅游的意义与途径”的论文。

简单的回顾可以得出三个重要的结论：第一，中国最早的生态旅游概念是从国外引入的，晚于谢贝洛斯・拉斯克瑞正式使用这个专业词汇近十年，其时，西方国家生态旅游研究与实践已经蔚然成风；第二，中国最早关注和研究生态旅游的是生态学界而非旅游学界，这一点与西方相似；第三，中国的先知先觉者们秉持公共价值理念，指出生态旅游具有经济和环境的双重目的，表达了期待和担忧并存的复杂感情――旅游作为替代性经济活动，具有生态意义，如果作为普遍的、不加约束经济活动，则有损害自然生态的可能。

2、研究的繁荣

1994年，中国生态旅游协会(CETA)成立，随后(1995年1月)在西双版纳召开第一次学术研讨会，并发表《发展我国生态旅游的倡议》，标志着中国的生态旅游研究开始进人组织化阶段。之后，有关生态旅游的研究成果在数量上迅速增多(见表1)，呈现繁荣景象，生态旅游逐渐成为中国最受关注的旅游研究领域之一。

文献回顾表明，近十多年来，中国的生态旅游研究在主体上呈现多样化趋势，环境学、生态学、地理学、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的学者耕耘其间，但是旅游学界渐次成为成果发表的主流。其间，少量学者密切关注国外的相关研究进展，国外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也被引入(如参考文献。但是能够发现，中国生态旅游研究的兴盛，最为重要的推动力来自国内如火如荼的生态旅游开发实践。鉴于旅游活动以自然环境为基础的特性，地方政府、旅游开发商敏捷地使用了生态旅游这个富有市场魅力的概念，一时生态旅游成为大江南北的商业流行。商业化一般导致意义消解。由于经验和制度短缺，国内的生态旅游开发活动，大都带有浓重的消费主义色彩，重视商业利益的追求，对“原始性”资源环境的利用简单、粗暴。实践的导引作用，使得国内的生态旅游研究能够快速扩展，同时也具有了明显的“中国特色”。

3、繁荣中的迷失

深入阅读文献后可以发现，中国的生态旅游研究固然有繁荣的表象，也有异化的迷失，主要表现在概念泛化、方法落后、功效性差等三个方面。

(1)概念泛化

十几年来，国内学者对生态旅游概念的探索和界定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与精力。初期表现为概念外延的扩大，如从自然资源向社会文化资源的对象扩展，从产品类型向发展理念的层次扩展，以及提出包括自然生态旅游、城市生态旅游、乡村生态旅游、文化生态旅游等术语在内的概念家族化过程，生态旅游概念的外延扩张，同实践活动的广泛和深入关系密切。但是，过度的扩张势必导致内涵的模糊和异化。更为严重的是大量文章把生态旅游错误地理解为“去生态环境好的地方旅游”，依此展开战略、规划和市场开拓研究，混淆了大众旅游和生态旅游的区别。进入21世纪，对生态旅游概念的辩争多了起来，王家骏甚至选取了国外44个定义进行聚类分析，将定义内容归纳为6大类11组分，进而构建生态旅游概念模型，依据模型提出“政策声明”式的长定义。这些研究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也表明越来越多的学者存有一种担忧：国内对生态旅游的理解相当歧乱。

(2)方法落后

进一步阅读文献，可以发现国内的生态旅游研究在方法上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价值性研究多，实证性研究少。生态旅游是生态学和旅游学交叉而成的研究领域，即使把它视为旅游学的分支学科而归属为社会科学，也应当认识到，其研究尽管不能抛弃人文主义方法论，要强调研究者“投入理解”，开展探索性、定性研究，但更应该重视实证主义方法论，即努力向自然科学看齐，通过非常具体、客观的观察，通过经验概括得出结论，方法上看重定量研究，研究过程要具有一定的可重复性。然而事实上国内十多年来的生态旅游研究论文多属“投入理解”的价值性研究，实证性研究成果很少。全华(2004)完成的“1998～2001年国内生态旅游实证研究文献一览表”包括16篇论文，其中2篇不在统计期内，至少3篇不涉及生态旅游的内核，而且多数不能算是规范的实证性研究成果。令人不安的问题是，国内致力于生态旅 游实证研究的学者至今寥寥无几。

第二，截面性研究多，历时性研究少。从时间角度区分，研究方法又可别为截面研究(横向研究，cross―sectional study)和历时研究(纵向研究，Longitudinal study)两种。生态旅游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其深入研究必须采用历时研究方法，只有如此，才有可能积累足够多的数据，揭示旅游活动与生态系统变迁的关系。然而，国内十几年来的生态旅游研究一直以截面研究为主，能够深入实地，坚持长期追踪研究的学者鲜有(姑且不论原因)。也正因为如此，能够称为实证性研究的成果数量极少。

第三，应用性研究多，理论性研究少。生态旅游尽管带有明显的实践倾向，但它首先是一个理论领域。理论研究旨在“学问”的发展，侧重于建立统一的概念框架，建立或检验各种理论假设，阐明因果关系，力图理解现象是如何发生、发展和变化的，产生思想、理论和方法。应用性研究则侧重于解决现实问题，有针对性的提供特定的社会政策，具有描述性、即时性、具体性和对策性特征。十几年来，国内的生态旅游研究带有十分强烈的应用倾向，由于理论研究显著滞后，大量的对策性研究成果泛泛而论，缺乏深度，甚至有基本认识上的谬误。

(3)功效性差

由于存在概念混乱和研究方法低下的问题，在总体上，十几年来国内生态旅游研究的成长性远弱于20世纪后15年西方的同类研究。与此相应，研究者对现实的批判力甚为微小，对实践者的指导性和影响力不够明显。当然，这种局面的形成有国情、政策、制度等多方面的外部原因，因为我们能够发现，国内少量具有真知灼见的研究成果并未得到应有的评价和推广。即便如此，国内随处可见的有名无实乃至本末倒置的“生态旅游”活动，以及近来渐强的“反生态旅游”的社会呼声，值得学界深思而后自强。

二、生态旅游理论的核心重构：清源方能洁流

对国内生态旅游的实践观察和研究回顾，都在表明，重新梳理生态旅游的核心理论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必先清源，方可洁流。

1、生态旅游系统

(1)生态系统：从“两分”模型到“蛋式”模型

生态旅游系统是生态系统的一种特殊形式，要想把握前者，必先认识后者。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认为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是两个有交叠但相互独立的系统，叠加的部分属于生态系统管理的范畴。美国生态学学者沃科特(K.Vogt)等人认为，自然系统的任何部分都没有从社会系统中独立出来，难以找出一个过去或现在都未受到人类影响的自然系统，因此“两分”模型是不科学的，应该代之以“蛋式”模型(见图1)。在“蛋式”模型中，蛋黄是自然系统，蛋清是社会系统，自然系统完全被包含在社会系统中，不存在社会系统的功能相对独立，也不存在不受社会系统影响的自然系统，“这意味着生态系统管理必须考虑到生态系统特定物种或属性的社会价值，但必须清楚的是，其他重要的属性有可能在某种计划行为下被忽略。由于生态系统具有动态的自然属性……生态系统管理不能同时把所有预期的产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或)物种保持在一种最高水平……生态系统管理须超越人类对生态系统的价值判定。”

(2)生态旅游系统的架构

沃科特提出的“蛋式”模型为研究生态旅游及其管理提供了有效的路径，也为研究生态旅游系统奠定了基础框架。

生态旅游系统是在生态系统的基础上添加了旅游要素而形成的新系统。旅游要素主要包括旅游者和广义上的旅游设施服务。旅游者和旅游设施有可能深入到自然系统之中。因此，可以用图2来简单表示生态旅游系统。

(3)生态旅游系统的价值体系

符合一般生态系统的价值结构，生态旅游系统的价值体系包括自然价值和社会价值两个部分，其社会价值又可区分为的环境价值(以当地居民的感知为主)、审美价值(由当地居民和旅游者共同判识)和旅游经济价值(取决于旅游产业的输出水平)。这四种价值由内及外，相融互动，构成生态旅游系统有机的、动态的价值链体系(见图3)。

2、谁的价值：生态旅游系统的利益相关者分析

生态旅游系统的价值发挥取决于参与主体之间的博弈，博弈的结果决定着生态旅游系统的表现形式和命运。因此，明确主体并进行利益相关者分析是必要的。

生态旅游系统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包括旅游者、东道居民和旅游生产商。应当说东道居民对生态旅游系统的四层价值都会有所追求，但是由于自然价值本质上具有科学性和哲学性，人们对它的认识和重视必然受到文化进步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因而只能呈现渐强趋势。东道居民对环境价值的认可要比认识自然价值直接而强烈，但是环境经济学家提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的一再被证实，充分说明在经济发展的较低阶段，经济增长是中心任务，环境价值往往被低估。在欠发达地区，旅游通常被认为是致富追赶的捷径，旅游经济价值观容易得到普遍认同并成为社区的兴奋中枢，在这种情况下，生态旅游系统的审美价值也会主随客便。因此，在相对落后地区，当地居民完全有可能追捧人类中心主义生态观，看重生态旅游系统的输出水平而不是生态旅游系统自身，从而给生态旅游走向其反面提供了土壤。

旅游者的参与是生态系统转变为生态旅游系统的关键。旅游者追求生态旅游系统的审美价值，这种追求的过程恰恰也是对生态系统的扰动过程――如果他们对“扰动”缺乏认知或漠不关心，生态旅游系统的衰退就难以避免；如果他们怀有环境责任感，旅游活动对生态系统的扰动就可以大幅度减弱。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一些学者提出“生态旅游者(Ecotourist)”的概念，并将其进一步区分为严格的生态旅游者(Hard Ecotourist)和一般的生态旅游者(Soff Ecotourist)。“生态旅游者”的提出，不仅廓清了生态旅游同大众旅游的本质差别，而且指明了生态旅游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生态旅游者的培育和筛选。打着生态旅游的旗号，迎合大众旅游者需求，国内生态旅游实践大量出现“跑题”和“扭曲”现象，原因或在于此。

现代旅游活动必有旅游生产商的介入，创造旅游商业价值是他们的首要追求。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没有外部约束，旅游生产商――无论是当地居民还是外来公司――都会呈现轻视自然环境价值、榨取生态旅游系统经济价值的倾向和冲动，直至无利可图。这可以成为国内生态旅游无良开发行为屡见不鲜的另一个解释。当然，旅游生产商的不当开发迟早会引起社会舆论的批判、旅游者的疏离和当地居民的反感。如果旅游经济利益分配不合理，当地居民同旅游开发商之间的矛盾就会进一步激化，甚至形成对立，导致旅游活动难以为继。无须讳言，现实中这样的案例正在明显增加。

显然，上述三个直接利益相关者并不能自动实现生态旅游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因为他们都无法成 为“自然”的代表，而恰恰“自然”是生态旅游系统的核心。那么谁来代表自然呢?答案或许有多项，但承担公共职责和拥有公共权力的政府无疑是不可或缺和首当其冲的。作为特殊的利益主体，政府必须持有人类社会对自然的有用性判断，也就是生态中心主义生态观，依此引导东道社会、培养生态旅游者和制约旅游生产商，维护生态平衡，实现生态旅游的持续发展。

3、对生态旅游系统的进一步解释

对生态旅游系统的进一步解释必然涉及技术层面，在总体上，以下内容是可以明确的：

度量生态旅游系统功能的两个参数：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和旅游生产能力(TourismProductivity)。前者反映自然系统的状态、抗性和弹性；后者体现人类社会的文化需求和旅游经济需要，它依赖于前者，同时又对前者构成胁迫(Stress)。生态旅游系统的管理目标就是实现二者的均衡。

生态旅游系统存在两个阈值(ThreshoIds)：一是不致生态(自然)系统退化的最大的旅游生产能力；另一是生态系统退化到某个水平时，旅游性质和功能就会降低乃至丧失。对于前一个阈值，学术界颇多关注，提出和使用了旅游承载力(Carry capacity)这个操作性概念；对于后者，由于生态系统演变存在滞后现象(Hysteresis)和旅游者选择带有非理性而变得更为复杂，学术界迄今尚未发育出适宜的测度方法。

影响生态旅游系统的两个主要变量：旅游者消费和旅游设施开发。作为一种特殊的生态系统，生态旅游系统主要受到旅游者和旅游开发者的影响。前者包括旅游者的数量、活动空间和行为方式；后者包括开发设施的类型、规模、数量与布局。设施开发具有刚性，对生态系统的干扰更为直接，同时，由于拉力的存在，又会影响旅游者的数量和行为。

分析生态旅游系统的两个尺度：空间尺度(Spatial scales)和时间尺度(Temporal scales)。尽管不存在一个完全独立的生态系统单元，但是基于实践导向的生态旅游系统的研究与管理需要定义物理边界清晰的工作区域。空间尺度的合理划定――如一个自然保护区包括了核心区、缓冲区、试验区――对生态旅游系统的持续利用至关重要。原则上，空间尺度要依管理对象而定，流域和景观水平可能更适合作为管理单元，同时也要考虑政治上的边界。沃科特认为，处理空间尺度问题的一个办法就是应用嵌套法。生态旅游系统的开放性、动态性决定了时间尺度的中心地位，这不仅是因为客观存在的旅游扰动需要及时判识，更重要的是要为管理提供合适的制度安排和阶段性计划。

三、生态旅游的本质回归：平衡管理

通过对生态旅游理论的重新梳理，可以看出，平衡管理是国内生态旅游拨乱反正、实现健康发展的不二法门。

首先，要认识到，生态旅游不可能同时把生态系统的旅游生产能力和生物多样性保持在一种最高水平。生态旅游必然按照社会价值判定权衡生态系统中的取舍，但必须超越人类对生态系统的价值判定，绝对的自然主义和过度的功利主义都有违生态旅游的本义。对生态旅游的商业化、庸俗化解释，如“到生态好的地方去旅游”，应当受到严厉批判。

其次，生态旅游应当根据不同形态价值的轻重缓急进行排列和实施，找到均衡旅游利用及其影响的“度”。生态旅游管理是多类型的，依据生态系统的抵抗力、恢复力、退化状态、缓冲力和遗传性，以及旅游活动的扰动力而确定。这就意味着需要引入形态――功能关系(Form-Function Relationships)：生态系统的可塑性和弹性决定其旅游利用的最大强度；对同一形态的生态系统，在正常的、多状态的范围内，可以允许落后地区有比发达地区较大的旅游利用强度。

再次，只有政府能够成为代表自然的主体，如果政府也是把经济利益放在首位，生态旅游将无从实现。政府行使生态旅游管理的主要手段包括政策规制、经济调节和技术投入等。生态旅游对公共价值的追求，决定了政府规制的必要性，如在自然保护区内实行旅游的绝对限制(进入限制)或相对限制(行为方式限制)。在当下中国，规范旅游开发行为比规范旅游者行为更为重要和紧迫，因此，要呼吁建立产权明晰的管理制度，设法提高生态旅游规划的技术水平。生态旅游管理需要普遍采用经济手段，包括资源与环境的有偿使用，对不同的生态旅游系统实行差别定税(费)制等。生态旅游系统是一个有定向产出的高级生态系统，按照能量守恒原理，必须有足够的人为输入(技术产品)，如此才能保证这个系统的跃升和维持。对生态旅游系统的技术投入，政府不仅是组织者，而且是第一位的主体。

最后，同其他类型生态系统管理一样，生态旅游系统平衡管理的最终实现，有赖技术体系的发育。这套技术体系应该能够测定生态旅游系统的状态、系统偏离自然状态的程度以及在胁迫特征出现以前预测系统由一种平衡状态向另一种平衡状态转变的能力，从而支持风险评估、状态监控、绩效分析等管理手段的运用。

四、讨论：生态旅游研究的方法论建议

生态旅游平衡管理既要考虑人类自身的价值，又要考虑科学的依据。鉴于国内生态旅游发展亟需规范和引导，生态旅游理论研究任重道远，这里就生态旅游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略陈己见，以供讨论。

(1)面对日益严重的商业干扰，中国的生态旅游研究需要保持独立性和科学性，要警惕生态旅游概念的泛化，摈弃商业性解释，从而避免研究的扁平化，实现深入和突破。

(2)生态旅游研究必然要把自然科学的工具和数据与社会科学的技术相融合。但是在近期，应当视旅游者和旅游开发为外生变量，从而把生态旅游的基础研究归于自然科学的范畴，而不是社会科学的范畴。

(3)在研究方法上，既要重视强调能量流动的功能一过程方法，更要重视强调生物关系的种群一群落方法，全面反映生物学和生态学信息；鉴于旅游扰动的时间特性，需要探索和发展实地观察方法和实验方法。

(4)衡量生态旅游的指标只能基于生态系统而提出。要认识到，技术发育是管理标准制订的基础，有了成熟的技术体系才能有科学的标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