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笔为旗 以歌当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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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艾青 现实主义 历史感 集大成者

摘 要：艾青是中国新诗史上具有独特风格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把现代主义艺术的表现性与现实主义艺术的写实性融合为一，把热切的拥抱现实与超现实的象征、隐喻和寓言结合起来，从而把现实的外在生活化为内在的自觉表现，创造了一个基于社会现实生活又超越现实表象的充满寓言、象征和想象的多维审美空间。

艾青是中国新诗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并具有独特风格的现实主义诗人，是继郭沫若、闻一多之后推动一代诗风的重要诗人，也是20世纪中国诗歌中最有力的、以现代目光重新感受和想象了中国大地的苦难与希望的诗人。无论从创作实践，还是从诗歌理论上看，艾青无疑都是20世纪现实主义诗歌大潮中堪称标志性的诗人。

从在丁玲主编的《北斗》（1933年第2卷3、4合刊）上发表第一首新诗《会合》至1941年3月从重庆奔赴延安，是艾青诗歌创作的早期阶段。就像许多伟大的诗人一样，艾青初涉诗坛就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气度和风范：他早期的诗歌既包含了现实主义的悲愤与深沉、浪漫主义的抒情与追求，也体现了现代主义的技巧与变异，达到了现实性、理想性和现代性的有机统一。尤其是他早期作品的深沉而忧郁的现实主义抒情风格对中国新诗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

现实主义是中国新诗中最早形成的一股诗潮。胡适、刘半农等先行者在试验新诗时，就已显示出关注社会民生、忠于现实的特色。20年代的文学研究会更是高擎“为人生而艺术”的旗帜，大力提倡写实主义，并以《小说月报》《文学周报》《文学旬刊》《诗》等刊物为阵地，推出了徐玉诺、朱自清、叶绍钧、郑振铎、王统照等诗人，形成了早期“实诗派”。面向生活，反映现实；讴歌进步力量，反抗黑暗统治；语言朴素、通俗、口语化等成为他们共同的美学追求和诗歌理念。到了20世纪30年代，新诗在继承“现实的、战斗的传统”的同时，进一步密切了新诗与时代和人民的关系，但对诗艺的忽视，又往往使其流于“幼稚的叫喊”。现实与艺术的矛盾使这个时期的新诗陷入了短暂的困顿。

艾青的适时出现为新诗走出困境带来了希望。1932年，艾青从法国马赛回到他深深眷恋着的祖国，面对国破家亡、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他没有躲在自己内心的港湾中顾影自怜、自吟自唱，而是把自己的艺术追求与社会现实融合在一起，以一颗真诚而敏感的心，用朴素而富有感染力的诗歌的语言塑造典型性格和典型形象。发表于1934年5月《大堰河——我的保姆》，以伤感和怨愤的调子歌颂了用乳汁养育自己的贫穷农妇，向不公道的世界发出了强烈的咒语。这首诗震动了诗坛，成为诗人的成名作，从此“艾青”的名字进入了我国现代诗歌史。翌年，艾青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大堰河》，收入《大堰河——我的保姆》《巴黎》《芦笛》等诗作九首，这些诗歌深深地根植于现实主义的土壤，又走出了平铺直叙的狭小圈子，自觉地吸收浪漫主义的营养，并与现代主义中的某些合理因素相结合，以沉郁的抒情和丰富的意象另辟蹊径，不仅提升了现实主义诗歌的艺术品质，使现实主义诗潮得以深化，又为新诗的发展开拓了新的空间。

现实主义作品是以形象的现实性和具体性来感染人，通过典型化的方法，对现实的生活素材进行选择、提炼、概括，从而深刻地揭示生活的某些本质特征。艾青认为，“最伟大的诗人，永远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最忠实的代言人；最高的艺术品，永远是产生它的时代的情感、风尚、趣味等等之最真实的记录。”①基于这样的认识和思考，他的诗都来源于他对现实语境的直接经验，是对国家民族命运的诚挚关心，显示出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

艾青的诗歌作品始终是那“伟大而独特时代”的产物。感受时代的脉搏，倾听时代的呼声，紧跟时代的步伐，把个人的悲欢与时代的悲欢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鲜明有力地传达出时代的呼唤和人民的声音，表现自己对社会现实的真切认识，是艾青的早期现实主义诗歌的基本内容。他说：“我们写诗，是作为一个悲苦的种族争取解放、摆脱枷锁的歌手来写诗。”②出于这样的创作动机，艾青诗歌中所表现出的思想感情和精神特征，具有强烈的历史真实性。1937年至1940年，是中华民族遭受苦难最深重最残酷，又是反抗战斗最激烈最悲壮的年代，这个时期的艾青几经辗转，“满怀热情从中国东部到中部，从中部到北部，从北部到南部，从南部到西北部——延安”③，这一段流浪，使他一方面接触到了社会底层人民苦难的现实，更使他深刻地体察到了中华民族所蕴涵着的伟大的精神和力量。他在此期间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两组：一组是以北方生活为主，表现了灾难深重的民族命运的，如《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乞丐》《手推车》《补衣妇》《我爱这土地》《旷野》等；另一组是以诗人激昂的情绪为中心，以太阳和火为主要象征物，表现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的，如《他死在第二次》《给太阳》《吹号者》等。那绝望的《死地》也“依然睁着枯干的眼／巴望天顶／落下一颗雨滴”；那滚过黄河故道的《手推车》所发出的尖音也“响彻着／北国人民的悲哀”；那“万里的黄河／汹涌着浊浪的波涛／给广大的北方／倾泻着灾难与不幸；／而年代的风霜／刻画着／广大的北方的／贫穷与饥饿啊。”贫穷与饥饿、愚昧与闭塞、战争与死亡像阴影一样缠绕着这个古老的种族……现实主义的真实、深刻，在他的这些诗歌中得到了饱满、强烈的和木刻般深挚的表现。

这些一再激荡着读者心灵的作品，挟着对现实社会的深切关注、对光明理想的不懈追求以及甘愿为祖国献身的殉道精神滚滚而来，不仅令生活在苦难的中国大地上的读者产生了强烈共鸣，而且还以陌生的文本魅力，为读者提供了新的的审美经验，体现出20世纪30年代现实主义诗派深化的实绩。

二

艾青早期的诗歌创作，一方面继承了从新文学之始开始的对中国现实及其命运的追问，另一方面将这一追问延伸到了纵深处。阅读艾青的诗作，常常相伴而来的是感动、伤痛、沉重等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情绪，他哀叹中国现实的凄惨、黑暗：“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他忧虑危亡中民族的命运：“旷野啊——／你将永远忧虑而容忍／不平而又缄默么？”（《旷野》）；他赞美赞美中国民众的宽厚、坚韧：“在时代安排给我们的／——也是自己预定给自己的/生命之终极的日子里，／我们没有一个不是以圣洁的意志／准备着获取在战斗中死去的光荣啊！”（《吹号者》）……个人的痛苦与不幸被他融入民族的悲哀与时代的痛苦中，忧郁悲苦的调子倾吐的是整个民族灵魂的哀痛，这使他的诗作获得了丰厚的历史内涵。

丰厚的历史感和深厚的民族忧患感已经足以支撑起这位杰出的民族诗人了。但是，艾青现实主义诗歌的审美价值远不限于此，其艺术触角继续延伸，已经深探到人类灵魂的最遥远处：宇宙和生命本体。如果说他早期诗歌中的民族忧患感表现为生命的现实存在，那么由对于宇宙和人生的体悟而获得的生命悲凉感则表现为生命的意识存在。这种生命的悲凉感在艾青早期的诗作中体现为挥之不去的忧郁的基调。

“忧郁”是构成艾青诗歌艺术个性的基本要素之一。艾青的诗中一再回荡着忧郁的调子，不仅《我爱这土地》《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诗郁积着深深的忧伤，甚至在歌颂光明的诗如《向太阳》等作品中，也同样交织着忧郁悲怆之情。在艾青的忧郁里，生命的悲凉感已经成为一种难以抹去的情感底色。这种抒情基调是诗人敏感的心灵对民族苦难现实和人民悲苦命运的回应。当诗人在20世纪30年代刚刚登上中国诗坛时，心境中就已渗透着一股前途莫测的茫然，他心中萦绕着这样的诗句：“走过了路灯的/又是黑暗的路”（《路》）。在《生命》一诗中，他甚至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知道/这是生命/让爱情的苦痛与生命的忧郁/让它去担载罢/让它喘息在/世纪的辛酷的犁轭下/让它去欢腾，去烦恼，去笑，去哭罢/它将鼓舞自己/直到颓然地倒下/这是应该的/依然，我的愿望/在期待着的日子/也将要用自己的悲惨的灰白/去衬映出新生的跃动的鲜红”。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生命的理想境界是存在的，但必须用自己的悲惨的灰白去衬映，表现出一种与生俱来的生命凄凉感。抗战爆发后，全民族的抗战热情曾使诗人为之振奋，想要拂去往日的忧郁，但心境的深处仍潜伏着生命的悲凉感。1939年创作的《他死在第二次》，虽然注入了战士为国捐躯在所不惜的爱国情思，但仍然没有忘记对宇宙生命的哲学拷问。在诗的第十节《一念》里，诗人写下了对于生命的哲理性感受：“活着，死去/虫子花草/也在生命的蜕变中蜕化着……/这里面，你所想起的是什么呢？”诗人接着回答说：“多少年代了/人类用自己的生命肥沃了土地/又用土地养育了/自己的生命/谁能逃避这自然的规律。”诗人的用意非常清楚：生命本身无法求得至善至美的崇高理想境界，只能是生的苦役与死的永寂的轮回。即使诗人怀着巨大的热情投进太阳的怀抱时，这种生的哀戚感也未能被拂去。

这一特点表明：从一开始，艾青的诗歌创作便具有了世界的眼光，他的诗作汇入了世界诗歌的潮流，成为20世纪世界诗歌的一部分。

艾青早期诗歌所表现出来的世界潮流、民族传统与个人气质的交汇，显示出了中国新诗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

艾青一贯追求和坚持现实主义，但并不拘泥于现实主义的单一模式，而是有所突破，有所开拓。他的诸多诗篇把现代主义艺术的表现性与现实主义艺术的写实性融合为一，把热切的拥抱现实与超现实的象征、隐喻和寓言结合起来，把对美好理想的憧憬与社会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从而把现实的外在生活化为内在的自觉表现，创造了一个基于社会现实生活又超越现实表象的充满寓言、象征和想象的多维审美空间。正如法国诗人贝尔娜所说：“艾青从一开始就是写实派，但他不是僵硬的，教条的，这是一种自由的现实主义，开明的现实主义，进取的现实主义。”④也就是说，他在恪守现实主义本质规定的基础上吸收了多种文学流派的营养，使现实主义在艺术上具有多种色调和开阔的格局。

艾青是在西方象征主义、印象派的熏陶下走上诗坛的，他读过声称要“从恶中发掘美”的《恶之花》的作者波德莱尔的诗，喜爱希望成为“通灵者”的写过色彩绚烂的《元音》的兰波的诗，这使艾青在创作伊始已对现代主义创作手法有了一定认识；但同时他又始终不忘自己是“大堰河”的“儿子”，一直在为脚下这块多难的土地和贫苦的人民唱着深情的歌。20世纪30年代，面对新诗创作已经形成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传统而现代主义方兴未艾的局面，艾青自觉地担负起了创造性综合这一新诗发展的历史使命，使自己成为现代中国第一个将现代主义的手法、浪漫主义的激情和现实主义的蕴涵成功地结合在一起的诗人。

艾青的这种融合集中体现在他对诗歌意象的捕捉上。艾青早期诗歌中所采用的意象，其外延相当丰富，就是说，他的诗歌是以现实主义手法对生活作真实的艺术再现。1937年初的作品《太阳》中有这样诗句：“震惊沉睡的山脉，/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太阳向我滚来……”不仅描绘了一种光明来临的具体化感觉，还强烈地暗示着光明时代到来时那种不可阻挡的雄伟气势。再如《死地》里有句“大地已死了……/它死在绝望里；/临终时依然睁着枯干的眼，/巴望天顶落下一颗雨滴……”以大地作象征的形象，刻画出人民在大旱之年痛苦绝望的情绪。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更是运用意象的典范，集中描述了她一生悲苦的经历：“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你的被雪压着的草盖的坟墓，/你的关闭的故居檐头的枯死的瓦菲，/你的被典押了的一丈平方的园地，/你的门前的长了青苔的石椅……”几个意象分别以坟墓、瓦菲、荒园、石椅这些物象的直观表现烘托出诗人对保姆大堰河悲惨身世的感念。这些意象注入了作者的主观感受，融入了诗人的情与感，使读者强烈地感受到诗中的意象描写已经不是单纯的写实了。

艾青诗歌意象外延的丰富多彩是与其内涵的深刻相一致的。例如在《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这首诗一开头就创造了一种富有象征意义的阴冷、凄怆的气氛和意象：“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接下来用拟人的手法写道：“风，/像一个太悲哀了的老妇，/紧紧地跟随着/伸出寒冷的指爪/拉扯着行人的衣襟，/用着你土地一样古老的/一刻也不停地絮聒着……”这里的“风”和“雪”既是对大自然景象的如实描写，又是当时惨遭战乱的社会现实的艺术写照，不仅仅表现了自然界寒冷，更是对政治气候和民族命运的暗示，表达了深刻的思想内容，为诗篇后面倾诉心曲，抒发忧国忧民的深情做了铺垫。再如《乞丐》，为了表现中国劳动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蹂躏下流离失所至于沦为乞丐的惨状，对乞丐的神态和一些特征性的动作做了细致的刻画：“在北方乞丐用固执的眼/凝视着你/看你在吃任何食物/和你用指甲剔牙齿的样子。”从这些意象中既可以感受到乞丐那种饥饿的痛苦和渴求食物的欲望，同时又使读者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后的旧中国黑暗现实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四

“如果说郭沫若是中国新诗中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戴望舒是中国新诗中杰出的现代主义诗人，那么艾青则是中国新诗中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在艾青的创作中，现实主义诗歌得到了最高体现。”⑤艾青的诗一面是对现实世界的诅咒，一面是对理想世界的徜徉和依恋，诗中所展示的视野的开阔与辽远、蕴涵的丰富与凝重及意象的圆融与透彻，无不显示出对此前现实主义诗学探索的深化和超越。他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上对于中国的汉诗写作具有不可替代的借鉴价值和规范意义。

艾青同时又是现代新诗发展的一个集大成者。他的诗歌始终关注着本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同时又把眼光延伸到整个人类的前途和命运，突出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融合，显示了诗人的博襟和宏大的艺术视野。

别林斯基说：没有一个诗人能够由于自身和信赖自身而伟大，他既不依赖自己的痛苦，也不依赖自己的幸福；任何诗人的伟大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根植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中。艾青的伟大正在于此。

① 艾青：《诗与时代》，《诗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60页。

② 艾青：《诗与宣传》，《艾青全集》第3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77页。

③ 《艾青选集·自序》，《艾青全集》第3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27页。

④ 《艾青诗选·序》（法文版），《艾青专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⑤ 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论》（修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5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