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的屏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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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度戒》，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段是轻轻松松跑步；一段是慢慢爬坡。就个人的阅读经验而言，《度戒》有点特殊。

最初吸引我的只是“度戒”这个语词。由一个陌生的语词开始阅读，当然是深受沈从文先生湘西世界的诱惑。小说的讲述虽然曲折，叙述方式启用了近来似乎在一些文本中再度传播的“复调”――现场直击和记忆回溯穿插并行，但整部作品文字晓白，胸臆单纯，意象也不复杂，用很短的时间就能翻完一遍。我找到了“度戒”的原意――包括睡阴床、上刀梯、过火坑等程序的瑶族男子的成人礼，从死亡到复活再到新生的人生大轮回；也能看出其更深衍义――一个族群苦难磨折中的生存。说实话，与起初由语词生发的强烈好奇相比，读完隐约有些失望，面对一个民族或族群如此坎坷、漂泊、艰难、坚强的生存历程，我或许希望看到更加陌生和复杂的表达，而不是如此这般的热烈和流畅。热烈流畅的作品我通常称为通俗读物，也通常不会读第二遍。

不过，对《度戒》，我不放心。它的叙述尽管热烈、流畅甚至激昂，人物命运的总体指向却有缺口，创作主体为什么作这样的命运设计？或有其他意味？搁置两个月，再读这部作品，记忆里突然意外地蹦出几个熟悉的名词和概念：“寻根”“文化”“寓言”，等等。与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寻根文化派，更具体一点，是以韩少功为代表的寻根文学派的湘西寓言小说，当然也有人称其为文化小说――文化在这里应该是一个特别宽泛的指代，泛指人类正在或已经经历的物质生存方式和精神生活结晶。

无论是汉语的“根”，还是英语的“roots”，在文学创作领域都曾扮演重要角色，俄罗斯的艾特玛托夫、日本的川端康成、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包括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的沈从文、老舍等，都被认为是偏向于文化根性写作的一类作家。借助他们的写作，人们能够通过文字获取一个族群的典型生存样态。因此，以马尔克斯为代表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创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产生飓风革命，直接影响是出现了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寻根文学的文学转向。

根是恒在的，却要去寻找，这就是生存的宿命。小说《度戒》以一个叫盘庚的七十多岁老瑶民在度戒仪式现场的回忆为叙事线索，在这个倒叙的时间轴上，交代一个人（盘庚）、一个族群（过山瑶）的迁徙和命运流转，以及人和以狗为代表的动物、物件、大自然的致密关系。狗在婴儿时期养活了盘庚，狗是过山瑶的图腾，一个叫美美的狗和一个叫美美的瑶族姑娘成为小说贯穿始终的意象。盘庚和两个美美的离合聚散，是时间轴上的情感事件。离合聚散的缘由是族群的出走和迁徙。出走和迁徙的内驱力，是过山瑶对千家峒这个理想中的宜居家园的不停寻找。寻找神秘的集体记忆，是寻根小说的惯常主题。《度戒》里，这是一个寓意丰富的主题，有我国南方山林民族的拜物原始思维――简洁、热烈、坚韧，有人类对于集体记忆的崇拜、尊重和传承，有民族文化迁徙中的对抗、交融和谅解。被寻找的“千家峒”不断地被证明“不是千家峒”，因为，“千家峒”在远方，千家峒是瑶人的生命理想。小说的文化指针指向这里。《度戒》借用直接的原始思维对这一生存本质进行演绎，试图表现人类族群的原发动力和生长性，对过山瑶这个族群的民间生存和民族性格进行人类学的归纳和思考。

不过，《度戒》的“寻根”写作，只是对寻根小说写作基本沉寂之后的一种单纯的钩沉和承续吗？

寻根小说被称为文化小说，是因为它试图用文字形象地突入到历史和文化的深处，寻根文学的“文化”表达如此鲜明，以至于它的文体本身被忽视和遮蔽。是故，陈晓明日前在《南方文坛》刊发《先锋文学三十年――辨析与反思》一文，认为：“寻根之新潮难以为继，在于它并没有形成自己有效的形式革命，如何在艺术上形成自己语言和风格，对于在艺术上真正形成自己的语言和风格，对于寻根作家群来说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根本缘由在于，寻根群体是知青群体的变种，他们几乎是为了在艺术上逃避现代主义运动才躲到寻根的天地里，故而他们与现代主义的文学经验联系最少。”其实，不只是寻根文学“难以为继”，整个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新潮文学包括先锋文学九十年代以后都逐渐消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现代社会急速发展带来的精神困境消解了文学写作样式探讨的热情，文学写作或“向内转”或“政治经济文学化”，成为一时之选。

随着新潮小说的整体沉寂，寻根小说也淡出文学的视野。但是，寻根小说在文体建设方面并非毫无遗产。以当年的代表人物韩少功为例，与大多数寻根小说写实的叙事方式不同，韩少功的中篇小说《爸爸爸》“以一种象征、寓言的方式，通过描写一个原始部落鸡头寨的历史变迁，展示了一种封闭、凝滞、愚昧落后的民族文化形态”。《爸爸爸》建构了湘西寓言小说写作的一类文本范式，即以寓言、象征等为手段，表现楚文化光怪陆离、神秘瑰奇的神话意味，这种文体风格在《度戒》里复活或者说重生。寓言是《度戒》借来的一个壳，在这个壳里，集体记忆在寓言小说里承载着特殊的使命，它既是寓意的指向，也是叙事的线索，物拟人化，人拟物化，人和物交流的障碍打破，叙事由有限视角变成无限视角，这种叙事优势既能使创作主体把想象的经验借助寓言形象和原始思维进行还原，用变形的现实表达现实的本质――故乡在瑶人的心里，又能满足人类对神秘未知领域的探视――瑶人与狗、与山林、与土地、与他族群的神秘的联系。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群知识分子或者文人在国门大开的背景下，通过写作自觉地对历经政治浩劫的民族的“存在”进行思考，思考的底色是中西文化比较视野的认识，与“五四”时期的打开国门相似，批判和反思的色彩很强。三十年过去了，当年摘取湖南省青年文学创作一等奖的作家王青伟，转向剧本创作之后，又重新回到“纯文学”（其实特别不喜欢这个词语）写作舞台。他的文化立场，在《度戒》里不只是复活，而是重生。

《度戒》与传统寓言小说不同，也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湘西寓言小说明显不同，“文化”在此既不是批判的武器，也不是批判的对象，作家渗透进文字的是对一种生命状态和生活方式的理解。百业待举之时，对于旧文化的不满和检讨占了主潮，这是早期寻根小说文化批判态度的由来。物质创造较大丰富之时，对于文化的检讨却是多向的，环保主义，古典主义，自然主义，现代主义，等等，多重主义可能在一个层面上达成共识――对于传统、乡村、民族中的恒定价值急速消逝的留恋。知识分子的先哲架子放下了，他们既不是苦难的同情者，也不是不足的鞭挞者，他们希望成为传统文化、乡村文化、民族文化的支持者和共谋者。在人类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发展”主题遭遇各种困境，东西方文化也从激烈的角力到冷静的打量，中国的思想界也概莫能外。《度戒》里这样一种开阔、体恤和爱惜的立场的获得，可以看作是这种思潮的折射，当然，首先是作家本人的主体自觉。当很多写作还津津乐道于具体的“声色犬马”之时，我们有理由对这种“形而上”的写作表示崇敬。

山林在消失，世外桃源在变迁，纯美的美美已是他人妇，寻找是没有结果的寻找，作品最后回到了精神宿命的层面――“有了这种永无止境的追寻，我们不但没有消亡，反而生生不息，延绵不绝。”这或许是作家的人生观――失去中的坚持。但是，如果不这么直接表达，是不是更好呢？

（作者单位：人民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