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才子佳人小说及第团员的结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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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爱情与婚姻小说,源远流长,作为爱情婚姻小说一个流派的才子佳人小说,学者们对它的界定历来有持不同观点,本文从才子佳人小说是明末清初特定历史时期产物这一观点出发,结合典型的才子佳人小说具体作品,从结局模式这一方面进行探讨。本文主要就其千部一腔的大团圆结局现象进行分析,并试图探究隐含其中的文人心理、时代背景等原因。
关键词:才子佳人小说;结局模式;大团圆
中图分类号:I02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1-0012-01
关于才子佳人小说的概念,历来有不同看法,“才子佳人小说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它是指明末清初出现在《金瓶梅》之后,《红楼梦》之前的一批描写男女婚恋内容的小说作品。为了避免概念上的混乱,研究者一般不把《莺莺传》那样也讲才子佳人故事的作品归于才子佳人小说。”而这个定义目前在学术界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笔者在本文中所使用的“才子佳人小说”的概念也是遵从此说。由于才子佳人小说概念的弹性,因此,在对某一部具体作品的划分上可能会有不一致的看法。笔者在选取作品时,除了要让作品基本上能被各家所公认外,还力求使所选的作品尽可能科学地反映出才子佳人小说的真貌。于是选取了以下几部各家公认的典型的才子佳人小说的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平山冷燕》、《玉娇梨》、《好逑传》、《金云翘传》、《宛如约》、《定情人》、《玉支玑》、《两交婚》、《飞花咏》等。以下列举几篇才子佳人小说作品的结尾,以便说明。
《玉娇梨》:年轻风流的翰林苏友白,娶了个工容言貌皆到处闻名的白红玉、卢梦梨,结婚那天“骑了一匹高头骏马,乌纱帽,皂朝靴,大红员领,翰林院、督察院的执事两边摆列……火炮喧天,好不兴头热闹”。与他作对的杨廷昭也与他和好,曾经阻挠他婚事的张轨如、苏友德,在婚礼那天给他送亲,以后也亏了他帮助而做官。“后来白小姐生了二子、卢小姐也生了一子。……后来三子都成了科甲。苏友白为二小姐虽费了很多心机,然事成之后,他夫妻三人却受享了人间三四十年风流之福,岂非千古一段佳话”。
《好逑传》:“铁中玉与水冰心迎回到家,先拜过天地,再排香案,谢过圣恩,然后再拜父母,重结花烛。只因这一番是奉圣旨之事,满城臣民,皆轰传二人是义夫侠妇,无不交口称扬。”过学士被降官,其子被责,又悔又怒,与水冰心一直为难的叔叔水运“哥哥、侄女用情。不敢再盟邪念”,恶人仇太监见圣上如此处分,也不敢再起邪念……
《飞花咏》才子昌谷高中榜眼,终于娶得佳人端容姑。而且他们的亲生父母也都很巧合的来到了他们身边或者就是身边人。自此以后,昌榜眼不忍唐希尧、赵氏(他的义父母)远去,端小姐不忍凤仪、王夫人(她的养父母)分开。凤仪、唐希尧、王夫人、赵氏,也舍不得分离。因商量共置了一所大房,三姓同居。……曾经顶替了端容姑嫁了武官的丫鬟,他们也留心照应,于是给端容姑婚姻造成麻烦的武官家,与昌谷家成为亲戚来往不绝,后来,昌谷直做到大学士,见父母年老,方才告致仕来家。昌全直活到九十,凤仪、端居、唐希尧俱各有寿,相次而没。李氏、赵氏、杜氏俱无病而卒。昌谷生有四子,二子登甲,二子入泮,竟分接了三姓香火,以后夫妻想好愈笃,也活到八十而终。
从上面列举的例子中我们不难看到,才子佳人小说作品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及第团圆,男女主人公在人生境遇上获得了最完美的结果。婚姻如意,才子佳人终成眷属;事业成功,男女主人公身份高贵;交际顺利,拨乱的小人遭遇重大挫折,或者干脆倒戈成为他们的朋友;在伦理道德上,他们孝敬、仁义,身为楷模,传为佳话。
在中国文学史上,描写“及第团圆”的并非才子佳人小说专有,但像才子佳人小说这样几乎都是“及第团圆”结局,是值得引人思考的现象。鲁迅先生曾说过:“因为中国人底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们团圆。”王国维也说过,中国的戏剧小说“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享,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两位大师的话深刻地揭示了中国人喜爱团圆的心理。这从一方面说明了团圆结局的形成原因:中华民族的心理机制。
其次,在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大规模的才子佳人小说,其结局也有着它特定的历史成因:明中后期,李贽、何心隐、颜山农等人提出的“情至”之说盛极一时,在哲学上动摇了几千年来的理学基础,在文学上掀起了以“情”为核心的创作高潮。情,是才子佳人小说力求表现的主题。才子佳人小说以情为核心的创作思想是与明朝中期不断兴起的浪漫主义思潮紧密相关的。在当时,李贽宣扬“童心说”,袁宏道在其作品中强调“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是可喜也。”汤显祖也在《牡丹亭》中认为“生而不可死者,死而不可生者,皆非情之至也。”他们所歌颂、赞扬的情,在哲学上与“真”相结合,在审美趣味上与“俗”相统一,为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先进的思想基础。与明末泛滥的情不同,才子佳人小说绝无“淫邀艳约”、“私定偷盟”的“邪行淫为”。他们往往在肯定“才子佳人,千古风流”的情爱观的同时,又自觉地以“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李渔在《慎鸾交》中就曾经提到:“名教之中,不无乐地,闲情之内,也尽有天机,毕竟要使道学、风流合而为一,方才算得个学士、文人。”在这种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才子佳人小说中的青年男女们既风流多情,又遵理守教,形成了一个个既矛盾对立,又和谐统一的个体形象。综上所述,才子佳人小说的爱情是为了追求一种既有感情基础,而且双方品貌、才华、风度都相称的婚姻。为了使这种男欢女爱的自然之情合乎“理”的约束,使“情”和“理”达到调和,实际上就是要求“情”不要过于偏离“理”的轨道,然后,“理”对于“情”的这种偏离予以宽容。追求“情”与“理”达到和谐统一的必然标准,理所当然要以团圆作为结局,否则,就意味着“情”与“理”的无法调和,二者的斗争也将不可避免。如果在“理”在二者的斗争中获胜,那么才子们洞房花烛、金榜题名的人生理想也就破灭了,才子佳人小的作者们也就失去了小说创作的精神动力。
另一方面,科举制度的存在,在中国古代,对男人来说所谓的事业就是能求得功名,因此引得无数文人为它痴为它醉,明末清初是一个天崩地裂、社会无序的时代。那时正值明王朝覆亡之际,科举之路被堵塞了。许多下层文人历经战乱,生活无着。入清以后,满族统治者对汉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着意拉拢,但多为明时显宦或隐士名流;科举制虽已逐步恢复,但科举之路明显地变窄了。况且,满族统治者又对汉族心存疑忌,不断地兴起文字狱予以打击,再加上当时的科举制度腐败透顶,有才者往往名落孙山,使得绝大多数的人无法步入仕途,甚至避祸犹恐不及。前途的无望、生活的困窘、对文字狱的恐惧,使得这一时期的文人们生活得十分艰难。从各本小说的序或跋中我们不难看出,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大都是一些不得志的中下层文人,他们身处社会下层,对当时社会的黑暗有着一定程度的认识,同时,也对自己的怀才不遇深感不满。烟水散人在《女才子书・序》中就曾经说过:“顾以五夜藜窗,十年芸帙,而谓笔尖花足与长安花争丽,紫骝蹀躞,可以一朝看遍矣!岂今二毛种种,犹局促作辕下驹……回念当时,激昂青云,一种迈往之志恍在春风一梦中耳。”而天花藏主人也在《平山冷燕・序》中表达了相同的感慨:“故人其无才,日于衣冠醉饱中,蒙生瞎死则已耳。若夫两眼浮六合之间,一心在千秋之上,笔落时经风雨,开口秀夺山河,每当春花秋月之时,不禁淋漓感慨,此其才为何如!徒以贫而在下,无一人知己之怜。不幸憔悴已死,抱九原埋没之痛,岂不悲哉!”在这样的人生境遇下,他们将满腹委屈和一腔情志都注入到小说的创作之中,以期获得现实中得不到的心理安慰,是他们对现实不满的一种心理隐喻,这样团圆结局就成为了一种必然的选择。“他们处在一种极度的矛盾之中,于是躲进一个由自己在荒漠中构筑起来的栖息所,借着那才子佳人小说以泻泄自己内心的抑郁、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与安慰,寄托在现实中寻求不到的理想和情思。”正是这种独特的时代环境和命运遭遇,使得才子佳人小说作家们普遍的有了一种“求补偿”心理。
参考文献:
[1]卢兴基.在《金瓶梅》与《红楼梦》之间填补历史的空白・明清小说论丛第1辑[M].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