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残疾人作家:不该被遗忘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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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社会关注弱势群体，当文学批评界关注底层文学，当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者关注女性的时候，有一个更为弱势、更为底层、更为边缘的群体却被遗忘了，这就是女性残疾人作家。我国当下的女性残疾人作家业已形成了一个创作群体，气势不凡，犹如小草独自在荒郊野外顽强生长，大有星星之火形成蔓延之势。她们的创作涉及包括小说、散文、传记、诗歌、戏剧等文学的各种体裁。同时，女性残疾人作家所呈现出的群体性特点显示出她们特有的价值，丰富了我国当下的文学世界。

一、内涵丰富的残疾女性形象

女性残疾人作家集中塑造了一大批内涵丰富的残疾女性形象。她们自传体小说中的主体形象无一例外都是残疾女性形象，如《轮椅上的梦》中的“我”，《零度寻找》中的简伦，《把天堂带回家》中的吴小雪等。绝大多数非自传体小说中也常出现残疾女性形象，如《绝顶》中的安群，《玻璃囚室》中的米诺。这批残疾女性形象的意义在于：内涵丰富，读者、社会可以通过这些女性残疾人形象观察残疾女性的命运、生存状态、内心诉求和她们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思考。

女性残疾人作家关于残疾的书写与身体正常的作家笔下的女性残疾书写有着很大的不同。身体正常的作家书写残疾，往往借残疾进行隐喻。女性残疾人作家的残疾书写改写了个人残疾与国家意识形态相连接的隐喻模式。对于女性残疾人作家而言，创作是她们由肉体病痛而导致精神世界病痛的外在宣泄口，创作是她们从身体经验出发的一条言说途径。因而，当她们在创作中以主动的方式言说残疾时， 残疾就不再是一种社会、文化强加到她们身上并且要摆脱的命运，而是对真实的身体疾病的关注， 直接通过真实的女性身体之痛的书写再现残疾女性的生存境遇，进而思考生命存在的意义等问题。她们的残疾书写是在身体与精神的合一中完成的对女性自我的探求和寻找，体现出女性残疾人精神层面的意义。张继波的《放飞心灵的翅膀》，王芳的《生命的烛光》，刘海英的《只要生命还在》，刘爱玲的《把天堂带回家》，春曼、心曼合著的《如果我能站起来吻你》等作品，借助残疾女性形象，既表现了女性在日常状态下难以表达的内心冲突和精神焦虑、痛苦，也表达了女性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渴望、对命运的抗争，对自强自立的不懈追求，让人清醒地感知生命的珍贵。这些残疾女性形象虽然让读者感受到了病痛对个体人生的折磨，让读者看到了生命的短暂、无奈，但也让读者感受到了生命的奇迹和欢欣，看到了残疾女性比一般人更多的对生命的留恋和对他人的感恩。这些残疾女性形象显现出：残疾女性从明白自己身体残疾之日起，一直承受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渴望、恐惧、期待、逃避、焦灼、自卑、自虐、自强，她们性格纤细、敏感、直觉、感性。女性残疾人作家借用残疾所具有的逾越日常界限的功能，书写残疾女性的生命哀歌和由此而爆发出的生命呐喊。

残疾女性形象并非女性残疾人作家的专利，其他作家的作品中早已有之，但其他作家刻画残疾女性形象时，要么包含隐喻，要么不敢逾越同情、怜悯、赞赏的底线，因为他们只是残疾女性的代言者，而且是一厢情愿的代言者，他们可能会受到狭隘的世俗伦理道德的束缚，因而，他们笔下的残疾女性形象单一而僵化。女性残疾人作家在刻画残疾女性形象时为自己而歌，她们以独特的生命体验为其创作向度，融入自我，保持写作的主体性，同样是写残疾女性，她们诚然是自信的，也是放松的，不惮人们说她们对残疾女性缺乏同情，也不顾忌人们是否认为她们歪曲了残疾女性的形象，因而她们塑造残疾女性时得心应手，所塑造的残疾女性内涵丰富、多姿多彩。

二、残疾的身体走向理性心灵的建构

女性残疾人作家由自身身体的残疾，引发出对人生诸多问题的思考。追问人类命运，思考生死、善恶、丑陋、美好，哲理性的话题成为女性残疾人作家的创作内核，增添了文本的厚重感。

女性残疾人作家在与疾病进行持久的斗争时，常常处于独自长久的静思默想状态，也正是在这种非常态的状态下，她们从自我体验出发，更多关注生存、死亡等诸多哲学命题，思考并追问“生之为生”、怎样“生”的问题。张海迪在创作《绝顶》时，一位哲学教授让她对生命进行了多角度的思考，于是她在创作《绝顶》时塑造了一个因车祸残疾不能行走的女作曲家。张海迪说，这个形象是只剩下思想的人[1]。张海迪将小说取名为《绝顶》，其寓意是：“古人把很高的山峰叫绝顶，而绝顶在这本书里有双重意义，雪山是物质的，虽然难以逾越，但它的高度是有限的，也许将来总有一天会有人站在它的顶峰，这只是个时间问题。我觉得，对于人类，真正的绝顶其实是精神的困惑，因为人最难超越自己。”[2]张海迪毫不讳言她喜欢哲学，“哲学是认识世界的工具，可这些年社会生活急剧变化，哲学似乎正在被人们冷落。我想，因为我们轻视了思考，在社会生活中才会常常陷入种种困惑。当然，在文学创作中引入哲学思考，并不是要把哲学的定义写进作品中去，而是要把哲学思维通过作品的精神建构和人物的精神活动，找到生活和世界新的视角。我想哲学让我更深层地认识了生活，并且消解了心灵的痛苦”[3]。

新疆作家纯懿于2012年出版《玻璃囚室》，这部作品就是想表现每个人都有一个被捆绑的心结，人与人面对面坐着，外表看是透明的，但内心是隔膜的，正如玻璃内的物体与玻璃外的物体，表面虽然相互看得见，但实则隔着一层玻璃。“玻璃是透明的，但只是针对视觉而言，只有眼睛能看穿它，但它同时又是荒凉和神秘的，隔着玻璃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无法触摸无法交流无法亲近”，她说，“玻璃囚室”隐喻一种貌似透明、无形的“内心情结的捆绑”[4]。纯懿认为生活中的每个人都被捆绑了，这种捆绑是无形的，有的是因身体被捆绑的，如小说中的米诺。有的是内心被某种情绪和习惯捆绑的，所有的人都在试图挣脱，可是最终无法挣脱，一旦挣脱了，就如同被砸碎的玻璃，成为碎片。主人公米诺的身体被疾病“捆绑”，但内心依然在世间幻象中挖掘人类的一切：丑恶和美好、生命和死亡。

张继波由一己之痛，上升到追问人应该怎样活着。她在红袖添香网站发表的《爱的旋律》中对人生的思考很具代表性。她认为，人生来就注定是悲剧，无论你生在一个显赫的家庭，还是生在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家庭，你最终的目的地都是死亡。而唯一能让人勇敢走下去的理由就是：爱。好好爱身边的一切，爱所有爱你的人。

兰泊宁将探究生命的终极意义发展为自己的创作自觉，她说：“文学之于我从来就不是谋取名利的手段，我以此来探寻生命的终极意义。文学让我从混沌中走出，踏上一条七彩辉煌绚丽多姿的自由王国的道路。无论是难熬的剧痛中一声不吭，还是烈日下长久的坚持，我的无畏我的从容都是源于心中这份终极追求释放的力量。是书籍使我渐渐成熟起来，我开始对创作心态进行深深思索：于世间风风雨雨岁月来来复复之中，把持大智若愚大音希声之人生高度，不浮不躁，超然视之，淡然处之，坦然待之，随遇而安随缘而化。而后以冲淡平和的心境情绪倾听自我。超然度外，静默于生活这唯一的源泉中，得失安然，宠辱不惊，是非成败爱憎情仇早逝如烟云。就在这永恒的寂静和孤独里，平静地坦露了整个灵魂。面对自我面对世界，这时我不能不写，写我所体验到的生命的悲痛和愉悦，写在我心灵最深处听到的声音，浓郁又淡远，苍凉又快乐，孤寂又充实……”[5]

女性残疾人作家的创作，将身体残疾的痛苦与形而上的生命本体的追问相连接，从而具有了探索人类生存困境和精神家园的现代性特质。

三、独特的残疾书写形式

创作作为一种审美活动，本身就带有鲜明的主体特征，对于女性残疾人作家，这种主体性特征尤为明显。残疾加强了女性残疾人作家敏感的气质、孤独的状态以及超过常人的幻想能力，她们特殊的身体状况不仅影响着她们对生活的认知，而且影响着她们的审美观照方式、角度和表现的方法。

在她们的作品中，对病痛心理的描写独特而细腻。女性残疾人作家的残疾类型各有不同：有的作家是脑瘫，如张继波、莹雪;有的作家是进行性肌无力，如王芳、刘俊;有的作家是膝关节骨结核，如刘海英;有的作家是小儿麻痹症导致双腿残疾，如刘爱玲、周明珠、赵定军;有的作家因意外事故失去双腿，如王双女、卫宣利;有的作家是因身体机理原因自小瘫痪，如马才锐;有的作家是婴儿型进行性脊髓肌萎缩症，如春曼、心曼;有的作家是脊髓灰质炎导致下肢残疾，如王玲;有的作家因脊髓血管瘤导致下肢残疾，如如栾梅;有的作家因类风湿性关节炎导致下肢残疾，如常颖;有的作家是听力残疾，如沙爽、张悉妮。她们残疾的类型、病因各不相同，但病痛心理是一致的，她们在文本中对病痛心理的表现十分真切。如纯懿在《零度寻找》中，十分细腻地描写了残疾人由于身体的残疾所产生的自卑感，渴望独处的陌生化心理：“她一直视袁朗为生命里一个重要的朋友，是他帮助她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她喜欢陌生。陌生可以让你有更大的容量存活，也可能会帮你挖掘出更多的激情和潜力。陌生会把你从固有的压抑中解放出来。” 纯懿在《玻璃囚室》中描写残疾人总是想掩饰自己身体的缺陷，米诺“看着窗外同学们踢球的、跳绳的，内心倒也说不上羡慕或者嫉妒，我早已屈服于自己的身体状态，同时我也在拼命掩藏自己的缺陷。每次上学放学的路上，我都是沿着墙根默默地走，上学是第一个来到教室，放学是最后一个离开学校。有时我会听到有的学生悄悄说：她长得真漂亮，可是腿怎么了？强烈的自卑感侵袭而来，我当时恨不得在他们面前立刻消失，那一刻真希望自己是巫女，懂得隐身术。我时常在沐浴的时候观察自己那双腿，肌肉很正常，富有弹性，两条腿一般粗细，可是它为什么不能正常行走呢？这难道就是一种注定？家里有很多书籍，我要靠那些书转移我的心思”。这种对残疾人痛楚心理的描绘只能是残疾人作家所独有。再比如，《玻璃囚室》中写残疾人自卑心理的一个细节，巴特邀请米诺去看一个神秘的村落，米诺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自己的腿，这双紧绷、无力的腿让她感到尴尬、无奈，特别自卑，只有躲在自己的囚室似乎才有自己的尊严。“下意识地看了一下自己的腿”，这个细节也属于残疾人作家所独有的生活实呈。

身体正常的作家也书写残疾，但他们的残疾书写呈现出符号化、象征化的特征。女性残疾人作家书写残疾，不是为了将残疾作为一个符号、一种象征，也不仅仅是作为丰富人物形象的一般性、日常性的细节， 而是作为构成整部作品重要的情节线索，残疾推动着小说情节的发展，残疾就等同于情节。此外，残疾与生命等哲学命题有直接和密切的联系。

长期病痛带来的疲倦与忍耐，使女性残疾人作家的叙述语调平缓，情节发展较为缓慢，在漫不经心的语调中，显示出一颗挣扎已久的心。女性残疾人作家喜欢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女性残疾人作家对第一人称的叙述情有独钟，对此问题的解答或许是多样的，但第一人称的叙述易于进入角色体验，易于抒感与吐露心中的苦痛是不可或缺的解释。第一人称的叙述能使叙述者联想自由：时而触景生情进入自己身体的痛苦之中，时而又进入因病痛折磨而带来的精神与心理的焦灼、恐惧之中;有时笔触向外，描写家庭与社会，有时又从叙述的情境中跳出来，笔触向内，沉思、剖析自身的灵魂。在女性残疾人作家的叙述中，往往将过去发生的事情与现在进行的事情交叉叙写，面对过去发生的事情，作者常常采用现在的议论、评价和旁观。这种叙事角度既避免了夸大残疾的痛苦，避免情感的抒发发展到煽情的地步，又有效规避了阅读上的疲倦感。

四、特殊的创作心理

女性残疾人作家的残疾有两种情况：天生残疾和后天出现意外而导致残疾。但不论哪一种情况，女性残疾人作家都无一例外地经历过极端情绪的发作期，都遭受过自卑情结的伤害，她们一度曾对未来充满了迷茫和无限的恐惧，甚至绝望，欲求死亡以求解脱。张海迪从小就异常敏感，她说她小时候，每当听到别人说她是残疾人，她那颗脆弱的心都要受到伤害，她偷偷地哭过、自卑过、怨恨过、愤怒过、失望过。极端情绪郁积于胸，变成了女性残疾人作家精神生活中长久潜伏的暗流。女性残疾人作家所经历的极端情绪决定了她们的创作心理。

首先，为生存找一个活下去的理由，这是许多女性残疾人作家共同的心理。写作成为证明她们价值的途径。写作给脆弱的心灵以温暖和力量，使苍白的生命迸发出绚丽多彩的光芒。残疾将生命推到了悬崖的边缘，写作却让生命获得了新生。对女性残疾人作家来讲，写作不仅成为对生存现状的抗争，也不仅只是人生的表达和吁求，更是她们生存的一种方式，甚至生存的本身。纯懿说“感谢写作，它证明我在活着”[6]。张继波读了沈阳作家冰人的作品后，被冰人作品中优美的文字、童话一般的故事、东北人所具有的坚定深深吸引，于是开始慢慢学写一些东西，写东西使张继波渐渐有了向往、有了梦想，找到了活下去的理由。写作解决了女性残疾人的精神难题，安顿了她们的灵魂。写作对于她们来说，既是对现实（残疾）的超越，也是对命运的超越。

女性残疾人作家的另一重创作心理表现在通过创作抒感，借创作宣泄自己内心的孤独与绝望，从而获得心理的平静。纯懿创作第一部小说――《零度寻找》时，就是渴望将一种隐匿心底最美丽的情感诉诸稿纸，将青春期最闪亮最光鲜的那部分都浓缩到小说里。面对这部作品所取得的成功，纯懿特别在意的是自己曾经拥有过的情感宣泄的美好体验。寇子，1976年出身于河北省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8岁时，因双腿患病再也不能行走。从太原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因为身体的原因，一直没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当时内心十分苦闷、彷徨，整日坐在石头上思索、想象。这时，她想到了用文字来到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情，于是写下处女作《坐在石头上的女孩儿》。这篇充满真情实感的小说很快在《黄河》上发表，那一年，寇子刚满18岁。从这以后，寇子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自身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感。创作成为残疾人作家宣泄情绪的媒介或途径。

女性残疾人作家借创作宣泄情感，较多的作品属于内倾型的叙述视角，但这并不表明她们脱离时代和社会现实，她们的现实深藏于人性内部，她们敏感地发现了它，并且表现了它。她们这样生活着，也这样创作着。借用海德格尔的理论，她们赋予“在世”（InderWeltsein）以自己个人此在（Dasein）的独特意义。她们的创作不趋附潮流和时尚，赫然独立。

女性残疾人作家的创作心理对充分发挥残疾女性（也可扩展至所有残疾人朋友）的创造性有极大的启迪意义。现代文明社会提倡重视残疾人的平等、参与、共享，但假如没有创造，参与就仅仅是玩一玩，残疾人朋友不会有平等感和成就感;假如没有创造，只是共享，残疾人朋友就会感到底气不足。残疾人只有回归社会，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康复。只有充分发挥残疾人的创造性，才能让他们回归社会。重视残疾人的创造性，也就是尊重残疾人朋友的人格。如何充分发挥残疾人朋友的创造性，途径多种多样，但引导他们进行文学创作不失为一条有效途径。因为残疾使人的生活进程不再是常态化，在身体残疾的初期，残疾人往往内心痛苦不安、烦恼焦虑，这时他们需要一种宣泄，而某些宣泄方式要么不太理性化，要么需要体力做支撑，而文学活动是一种语言倾诉方式，既理性又相对不需要过分的体力做支撑，是排解疏导情绪一种很好的方式。另外，身体处于非正常状态，也有利于人的想象力的充分发挥。正如桑塔格所说：“对疾病的罗曼蒂克看法是：它激活了意识，它能把人的意识带入一种阵发性的悟彻状态中。把疯狂浪漫化，这以最激烈的方式反映出当代对非理性的或粗野的（所谓率性而为的） 行为（发泄） 的膜拜，对激情的膜拜。”[7]我国当下女性残疾人作家的创作实绩证明，身体残疾不能扼杀生命，反而能成为彰显个体生命力的突破口。以女性残疾人作家带动其他残疾女性（也包括残疾男性）走向文学，既能让她们体现自我价值，寻找到生命的意义，又能让她们宣泄情感、获得身心健康，还能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大发展，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

暗潮涌动的女性残疾人作家群，正逐渐走向我国文坛前沿。尽管女性残疾人作家的创作还存在较多的问题，就整体而言，创作还不够成熟，但不成熟中孕育着成熟，无论从文学效益还是社会效益来看，女性残疾人作家群都应该引起研究者的关注、重视，以期很好地引导这个群体的创作。然而，目前对女性残疾人作家的研究可谓寥寥无几，只有少数的研究成果，且主要集中在张海迪等极个别的作家。相对而言较多的是一些相关报道，这些报道主要是从女性残疾人自强不息的精神出发，将这个群体作为励志故事宣讲，不是从文学、文化的视野去关注这个弱势群体。我们期待着这个态势的转变。

[本文属四川省多元文化研究中心的重点课题“多元文化视阈下的中国当代残疾人作家研究”（项目编号：DYWH1304）的中期研究成果。]

注释

[1]李秀珍：《春天・海迪・绝顶》，《出版广角》2002年8月，第47页。

[2]同上，第46页。

[3]同上，第47页。

[4]《纯懿：感谢写作，它证明我在活着》，《新华书目报》2012年12月。

[5]《逆境中的灿烂人生――记残疾女作家兰泊宁》，《青岛财经日报》2007年6月9日。

[6]《纯懿：感谢写作，它证明我在活着》，《新华书目报》2012年12月。

[7]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