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潜和苏轼的子女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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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约在编撰《宋书》时，把陶渊明归入《隐逸》列传。可是若把陶渊明和《论语》中的“晨门”、“接舆”、“长沮”、“桀溺”等隐士相比，他的隐逸就不再显得纯粹，而是包蕴着一丝孤愤和无奈。这一点，只要读过他的《感士不遇赋》就能体会得到。和许多隐士不一样的是，陶渊明虽然过着隐居的生活，但他内心却渴望自己有一天能在政治上展露才华，因而曾五度出仕。尽管他在仕途上屡屡失意，他还是寄厚望于自己的儿子们，希望他们将来有一天能有所作为。可是现实中他的儿子们偏偏个个平庸无奇，这使他感到既生气又无奈。试看他的四言诗《命子》(作于公元389年)中的一段：

日居月诸。渐免于孩。

福不虚至，祸亦易来。

夙兴夜寐，愿尔斯才。

尔之不才，亦已焉哉。

陶渊明的性格过于浪漫，在立身行事方面也并不是一个好父亲。很难想象一个晚上无酒“不安寝”、早上无酒“不能起”(见其诗《止酒》)的父亲能成为孩子们的奋发向上的榜样。可是他还是要责备他们，再看他的五言诗《责子》(作于公元401年)：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

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

阿舒已二八，懒惰固无匹。

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

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

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

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从社会心理的方面来看，子女往往被父母视为自己生命的延续。陶渊明对儿子们的责备事实上是在检讨自己的多舛命运。他一生以祖先的荣耀为傲，自己也渴望建立功名。可是他偏偏又仕途坎坷，不得不归园田居。看到家族的光辉将在自己这一代暗淡，而后继者也无欣人之资，他的心中大抵是无限伤感的。而在杜甫眼中，子女的贤愚与否非人力所及，陶渊明对孩子的牵肠动怀实在是多愁善感。试看杜甫《遣兴五首》中的一段：

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

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

达生岂是足，默识盖不早。

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

与陶渊明相反，苏轼在历经宦海浮沉之后则希望自己的子女“愚且鲁”，如其诗作《洗儿》所述：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有趣的是，苏轼的愿望也同样没有成真。他的三个儿子：苏迈、苏迨、苏过，都善于诗文，也各有官职。苏轼一生景仰陶渊明，曾作有一百二十首“和陶诗”。然而他似乎并不苟同陶渊明对儿子们的责备，曾在其诗《和顿教授见寄》中说：

我笑陶渊明，种秫二顷半。

妇言既不用，还有责子叹。

将二者在对待子女人生的态度上略加比较，不难发现，苏轼是较陶渊明为达观的。尽管如此，二者的态度都具有消极的倾向，不是年轻人所应该推崇和采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