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身社会的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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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结婚一样，独居也是生活的可选项，视每个人“实现自我”的需要而定。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不应受到排斥和歧视，它所通向的则是充满挑战因而也是前景不甚清晰的未来。

瑞典是世界上独居比例最高的国家（占户籍总数的47%），首都斯德哥尔摩的独居人口比例则达到惊人的60%。

美国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在《单身社会》一书中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层次更丰富、内容更多元的“单身社会”。克里南伯格认为，单身社会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人们与其从道德方面加以训诫，不如以历史的眼光将之视作文明和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留给我们的宝贵财产。

大龄青年过年返乡，总要对付两桩讨厌的事情：被问工资，然后，逼婚。刻下的主流观点是无论你有钱没钱，是单身的，总归要并且应该要结婚。父母亲戚对单身青年的焦虑也反映了整个社会的焦虑，不独中国，日本也如此。日本N H K电视台“特别节目录制组”整理出版的《无缘社会》一书，反映的即为“单身是奔向‘无缘死’的直通车”。什么叫“无缘死”？就是死时无人发现、死后无人接收遗骨的那种死亡。尽管两国国情不同，但中国和日本都把单身当作社会顽疾加以对待，换而言之，这是一种需要加以克服的负能量，不应姑息和纵容。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与N H K记者从无名人士暴毙街头发现“无缘死”一样，美国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对单身独居者的调查，也是从“无缘死”开始的――1995年7月芝加哥热浪中，数以千计的人独自在家中死去，不为家人、朋友和邻里所知。但克里南伯格的调查显然比日本N H K记者更深入、持久和广泛，因为后者的调查范围仅限于低收入独居人群，且有电视节目主题先行和时间限制之虞。而克里南伯格的调查则让我们发现在“独自生活并独自死去的神秘社会”之上，还有一个层次更丰富、内容更多元的“单身社会”的存在。

单身者数量惊人

克里南伯格在《单身社会》一书中先向我们晒了一组数据：截至2010年，超过50%的美国成年人处于单身，其中3100万人独自一人生活（亦即每7个成年人中有1人选择独居），独居人口占到美国户籍总数的28%，独居家庭已经成为仅次于无子女的夫妻家庭的美国第二大户籍形式，远远超过核心家庭（夫妻与未婚子女共同居住）、多代复合式家庭、室友同居以及老人之家。在性别上，1700万独居女性构成了独居人口的主体，男性则占1400万。年龄上，18-34岁的年轻独居者有400万，35-64岁之间的中年人为1500万，64岁以上的约1000万。地理分布上，独居人口集中分布于美国各大城市之中，纽约为100万，而曼哈顿有一半以上的人口选择独居，堪称全美单身社会的“首都”。其他国家方面，日本、欧洲，尤其是北欧诸国，独居者比例与美国持平甚至超过美国，瑞典则是世界上独居比例最高的国家（占户籍总数的47%），首都斯德哥尔摩的独居人口比例则达到惊人的60%。

在《单身社会》前四章中，克里南伯格仔细分析了单身社会崛起的历史渊源和现状，在后四章中，则提出了单身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包括贫穷和老龄人口独居问题）和预想的解决方案。克里南伯格认为，单身社会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人们与其从道德方面加以训诫，不如以历史的眼光将之视作文明和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留给我们的宝贵财产――“以现在支持已婚人口的态度和方法，为单身独居者提供相应的社会支持，那么人们的需求必将得到更好的满足”。

资本主义发展造成个人自由主义兴盛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其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42）中预言现代资本主义必将对“生活中所有一切进行理性化”：“当人们变得功利和实际，并拒绝接受社会环境为他们作出的传统安排是一种理所当然的选择时，当他们学会了在自己的个人利益及其他行动可能造成的不利之间权衡得失时，当人们认识到家庭尤其是亲子关系所带来的巨大个人牺牲时”，“资产阶级家庭的解体”便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为独立思考的男女们必将选择另外一种更舒适、更自由、更能实现自我价值的生活方式。

克里南伯格将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个人自由主义的兴盛，细化为四个主要方面：一、大规模的城市化容纳了丰富多样的价值观，让那些某个方面的自我在“村落社会”中受到监控、压抑的人，重新实现这方面的自我。而城市多元化的布局与设施，从健身房、咖啡馆，到酒吧、餐馆、俱乐部等等，也为持不同价值观的独居人士找到团队和集体，提供强大的物质保障。二、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的普及使人们更方便地与社会保持联络，并且以更经济节省的方式（而非家庭协作方式）进行社交、工作和获得生存所需的资源。城市化和通讯技术的变革有力地支撑了独居生活的现实可能，也驳斥了独居必然“与世隔绝”的性论调：年轻人通过手机与朋友、同事和客户保持互动，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获取信息、扩大交际圈和参与公共活动，老年人则可以在家人无法24小时照料的情况下，借助手机和互联网排遣寂寞和得到帮助。

其余两方面，即女性地位提升，和人类寿命（尤其是女性）的大幅延长，是克里南伯格探讨的重中之重。自20世纪60年代起，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女性纷纷进入职场，经济力量和独立意识的增强，使她们不愿再成为丈夫和家庭的依附者，也不愿意将自己本可以在市场上获得报酬的工作技能，耗费在无偿又不被尊重的家务劳动上。这一波女权运动的浪潮直接推动了晚婚晚育、成年过渡期的延长，以及分居和离婚率的冲高，也让人们重新反思婚姻和家庭在现代生活中的定位。而人们反对独居的理由之一，就是婚姻和家庭为人们提供了抵抗孤独、保障老有所依的前提要件，而传统上认为，独居是不可能提供这些要件的。

独居并不等于孤独

克里南伯格援引心理学家约翰・卡西奥普的观点说，“孤独”是一个非常主观的心理学概念，感到孤独的人实际上未必比其他人更孤单。婚姻不一定能够克服孤独感，有时孤独感恰恰来自不完美的婚姻，即使完美的婚姻，在配偶一方去世后，也会令另一方陷入更糟糕的境况之中。而独居也并不等于孤独，“大量的公众调查表明，决定孤独感的并非人际交往的数量，而是质量。是否独自居住并不重要，问题的核心是人们是否觉得孤单”。所以，已婚人士比独居人士身心更健康之类的观点并不成立，倒是人们关于婚姻的“围城”心态更为普遍：“绝大多数人在生命的某个阶段，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毕竟，孤独这一心灵创伤，是人类生命体验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因而，寻找终身伴侣或者找一个人同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孤独感的问题。

人类寿命的延长是一个更大也更复杂的题目。应对独居老人日益增多的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政策上的迥异性自不必说，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目前也呈现出巨大的分歧和鸿沟：有经济保障的老人因拥有一套完善的“支持性人际关系网”而获得独自生活的能力和空间，这套“人际关系网”涵盖医疗、退休、税收、家庭和市场等资源方面的优惠便利；无经济保障的老人则处处受限于上述资源的缺失，他们的前身即是那些在年老前就因破产、失业、犯罪、疾病、吸毒等原因而沦落到社会底层的独居者，“无缘死”也正是在他们之中大肆蔓延。而美国政府在如何应对这部分独居者、尤其是独居老人的问题上，行动远远滞后于非营利性民间组织的努力。一言以蔽之，个人主义的独居生活必须由家庭、市场和国家联手扮演坚强和隐形的支持力量，且三者缺一不可。

正如克里南伯格所言，和结婚一样，独居也是生活的可选项，视每个人“实现自我”的需要而定。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不应受到排斥和歧视，它所通向的则是充满挑战因而也是前景不甚清晰的未来。因此，我们眼下似乎更应将讨论的焦点从围追堵截的道德批判，转移到更为务实的、亦即更好地迎接单身社会到来的方向上来，未雨绸缪、预作准备，因为它们关乎的是对人的终极关怀和尊重。而这个人，可能是你的父母，你的子女，或者就是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