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语境下的《十三棵泡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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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五代导演吕乐，最近推出电影《十三棵泡桐》，此影片冷静地展示20世纪80年代四川某城市一群边缘状态的中学生及在现代社会中人与人无法沟通的困境，体现出作者在后现代语境下对诸多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导演用作品的“极度现实主义”，提供边缘视角和边缘关注，为沉默的没有社会地位的边缘人代言。思考着在主流文化之余的边缘人群，生存如何可能。作品不仅是个人的感受与体验的传达，它借用影像，在时间的绵延中尽显青春的残酷与无垠的社会人生。

[关键词]吕乐；青春；边缘；后现代语境

第五代导演吕乐，最近又用镜像之语为我们“营造感受中的历史”，推出电影《十三棵泡桐》，此影片冷静地展示20世纪80年代四川某城市一群处在边缘的，在这个城市中没有声音的中学生及在现代社会中人与人无法沟通的困境，成功地拍摄出一部有创意，有灵魂的电影，反映出远离这个时代主流文化的边缘人物之气息与状态。作品有着自身体验般的真实感，有着锐气和深度，是极致状态下的人之常态。但是无论是从作为一种文化方式的大众性还是具有现实主义关注精神的艺术形态，作品都不仅是个人的感受与体验的传达，它借用影像，在时间的绵延中尽显青春的残酷与无垠的社会人生。

《十三棵泡桐》是以20世纪80年代的中学生故事为背景，但导演吕乐，对那个发生重大社会思潮的时代的思考，显然是在后现代的语境之下的，我们知道，后现代的权威人物利奥塔，是主张摒弃宏大叙事的。他认为，宏大叙事是“指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叙事”。它涉及到的是某种能够给予所要辩护的对象以合法的叙事，亦即某种形而上学的论说理念等。韦伯曾说，“一切权力，甚至包括生活机会，都要求为自己辩护。”宏大叙事就是这种为权力、制度、统治方式乃至生活机会辩护的形而上学话语形式，旨在用一种普遍原则统合不同的领域，形成某种普遍的思想意识与价值规范，从而为制度的认同与权力的运用提供合法性的基础。然而，这种统治的结果，导致的是“总体性”的产生，是用一种强势话语来压制其他的弱势话语。吕乐导演用作品的“极度现实主义”，提供边缘视角和边缘关注，为沉默的没有社会地位的边缘人代言，背后深隐着哲学层面的思考；在主流文化之余的边缘人群，生存如何可能?

美国学者埃・拉宾认为，“作为一个十几岁的青少年，既不是无能为力的儿童，又不是自立的成人，而是处于一种成长中的过渡状态。”社会学家伯杰曾说，“他们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处于次要的、从属的，无足轻重的边缘地位的，而在文化上的边缘地位更为突出。这种边缘地位主要表现在：在青年与社会的关系上，青年主要是接受社会文化的教化，而缺乏青年人独立的话语表达。即使有的话，也因为其数最少，对社会影响微弱，而处于一种不被社会关注的状态，或者因为其明显地偏离中心话语而被视为异类，被社会嗤之以鼻直至受到批判，无法对社会构成多大的影响和冲击，这是青年的话语表达被认定为边缘化的最主要的特征。而一个没有自己的独立话语的人群，其社会地位是可想而知的。”电影这种关于青春话题的内容，表达着青春的忧郁，私密，使青春的叙述逃离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同时，也更为真实地反映了充满感性的个体生命，复杂而苦涩的青春岁月。吕乐导演对青春问题的追索，是后现代语境下对青少年问题的关注。导演以真诚冷静的态度，对都市边缘群体进行纪实化的描述，以自我的视角为中心，书写青春焦虑、困惑、成长记忆，充满对感情对生活的追寻。其实，正如有人所言，“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占据绝对霸权地位的革命意识形态孵化出了独特的青春叙述方式，它将青春定义为个体为了至高无上的神圣事业自我完善的一个重要阶段”，传统影视是把个人成长完全与国家、民族等的宏人话语融合在一起，这其中也有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我们一直在明里暗里奉行的儒家文化，从来是忽略个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是和一个无法企及的乌托邦式理想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的个性及个体，也就没有独立存在的可能，它只会潜滋暗长，在边缘的地带，悄悄地审视、打量着自身，进而通过改变自身。融入到主流文化之中，求得个体生命在现世的存活、发展。而吕乐导演解构了中国传统影视的这种关于青春题材的影视剧的定位，使青春个体很自然游离于国家、民族、时代等重大主题的宏大叙事之外，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一个人，作为生命个体在生活中的位置。

在电影的叙事中，权力是一个潜在的不容忽略的因素。福柯曾说，“权力无所不在”，“并非因为它拥有将一切会聚在它的不可战胜的一致之下的特权，而是因为它随时随地都会产生……因为它来自一切方面。”权力就像一架包罗万象的机器，任何人都无法逃脱它。“权力在生产，它生产现实，它生产对象领域和真理仪式。”权力的这种生产是通过个性话语、知识话语、道德话语等规训手段进行的，产生的是对现有社会与道德规范的认同与服从，产生的是顺从的人格与肉体，而不是相反的统治与压迫。在电影《十三棵泡桐》中，体现为老师对学生、学校对学生、家长对子女、社会群体对个体生命、国家机器对弱小个人的权力等。风子为了包京生去找校长的场景，显然具有某种象征的意味――一层层盘旋而延的楼梯、一个个似乎上不完的台级、通往校长室一个个关闭的房间、一条长长的走廊。而校长一声“云深不知处”的咳嗽，就吓得风子仓惶出逃。这里，权力对人的心灵的挤压，对人性的摧残，对生命的无形重负，淋漓尽现。在操场上，包京生刚在心灵里有了些笑意，感受到来自风于的温暖，便在某个隐密的所在，一个覆盖住整个校园的声音中，传来了权威性的声音：开除包京生同学!当包京生渴望重新回到学校，走到老师面前，老师根本不容解释，且无视包京生，冰冷地让他走开。这里没有师生的亲切交流，而只是权力的运作模式：弱小者的语言权力被剥夺，其处于边缘人的无助状态，被老师所代表的强大主流社会所忽视，于是，个体生命的渺小、脆弱、终于发展成极端，这便于是京生对权力的反抗――用要挟同学的生命，来宣泄自己对现存的、异己的残酷力量的抗争。但这样的抗争是无力的，也注定是无效的。

在电影中，权力不仅存在于当下，也为学生们的未来催生出了等级：班长因为各种原因，成为老师的宠儿，和一个残疾的孩子一起，因为顺从体制而被接纳，并被顺利地转移到体制内，以一种主流社会的接班人身份融入到这个世界朱朱因为父亲的关系――某种隐性的权力，成为体制的维护者――警察；包京生的抗争与极端，导致他最终不知所往――不仅不再存在威胁，日，在同学们的目光中，彻底消失；风子仍然是社会的边缘，游走在迷惘与追寻的路上，也许没有温暖，没有可抵达的终点。但这游走本身，也为后现代语境下渴望心灵突围的人群，带来了些许慰藉。

[作者简介]刘红芹，女，辽东学院中文系讲师，现从事汉语言文学教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