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怀旧、身份确认与文化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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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庸小说的流行，主要出于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心理，金庸武侠影视多年热映不衰，在传播范围和普及程度上，电影、电视等大众文化样式对金庸小说的改编化用，已经超越小说自身，成为近半个世纪来“金庸热”最主要的表现形式。这既在心理机制上满足了观众影像怀旧的文化认同，又是香港文化自我身份确认的标志之一，文化工业的商业化追求也是其重要动因。

[关键词]金庸；影像怀旧；身份确认；文化工业

在当代武侠影视中，金庸小说是最主要的创作源泉。几乎所有的金庸作品都曾被影视改编翻拍，地域从港台、新加坡延伸到大陆，时间跨度50余年，版本繁多，几代影视明星参演，多年来久映不衰、影响深远。在传播范围和普及程度上，电影、电视等大众文化样式对金庸小说的改编化用，已经超越小说自身，成为近半个世纪来“金庸热”最主要的表现形式。

金庸小说的流行，主要出于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心理，在殖民地的香港，这种“文化怀乡病”的郁结和舒解尤其明显；而在经历了“文化断裂”的大陆，金庸小说的多种文化表征也能激起文化复归的心理。而怀旧的心理企望和文化认同的姿态，也可以通过影像音画得以展现，并具有文字不可替代的具体生动、直接鲜活和可触可感。影视作为综合艺术，更可以调动一切技术手段，将怀旧的具象化发挥到了极致。以金庸为代表，带有浓重东方色彩的武侠小说成为现代影视的创作资源，既延续了民国武侠神怪电影的渊源，又造就了当代香港特有的一种电影、电视类型――武侠(功夫)片(剧)，作为当代华人的怀旧寄托，几十年来为人热捧。武侠小说本就长于描写激烈的动作场景，重视或扩大繁复或紧张奇崛的场面铺排，强调诗情画意的意境渲染，影视翻拍更强化了其动作感、画面感。在对金庸武侠小说几十年的影视翻拍中，飞速发展的现代拍摄技巧和不断更新的特技手段、各种镜头及数码技术的灵活使用、各个时代男女明星的侠客扮相、以及对色彩和声音的强化，将小说中的传统文化资源化为可视、可听、可感的形象符号，直接诉诸观众的感官，形成“震撼”性的视听刺激，给观众带来对金庸武侠的全新体验。现代电子技术和影像符号成功地将小说文本转换为负载有文化意义的符号，由此确立了金庸武侠影视接受的“怀旧”取向。如詹明信所言：“电影以风格重组来建立一系列新的文化论述……利用它，把当前文化难以企及的‘历史’时光、把一个早已远离我们、早已超越社会具体记忆的‘历史’重新孤立、团团包围起来。”在解读武侠影视的各种文化元素时，广大受众“不断企图捕捉的那些终极的文化实体便是：当前社会的现实、历史的现实、经验的现实，以及‘过去’作为‘所指’的曾经存在过的现实等等。”在香港及海外，连接现实的“历史”，直接投射到游子的心扉，熨贴了他们“失根”的漂泊的心灵；而在中国内地，因“”而被斩断的“历史”和传统文化，通过大众化的文化趣味和生动可感的形象得以展现，给一代“文化断乳”的青年补上基本的文化记忆。华人文化圈所独有的武侠影视，正是以其“怀旧”的文化立场，致力对古老的文化资源、历史记忆、人生情趣的强化和认同，开解现实社会中受众的情绪指向和心理需求。

金庸武侠影视的“怀旧”功能，不光立足于对东方传统人文资源的追怀，还寄托了一代人青春岁月的少年梦想和美丽记忆，如曾经的“追星”情怀，这也是经典金庸武侠影视一直让人心牵神念的重要原因。“明星制度本身也在电影制作的社会文化体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通过其纯粹形式化的隐喻性指涉功能，明星的存在可为电影产生另一种关系繁复的内涵意义。”如果选角得当，武侠小说中的男女侠客被影视具象化，演员和角色不自觉地被融为一体，成为观众的一种情感寄托和记忆追思，在其心中刻下的痕迹难以忘怀。如1983版香港无线《射雕英雄传》中黄蓉的扮演者翁美玲，娇俏聪颖、玲珑剔透，却芳魂早陨，多年来仍为观众追忆不已。他们将翁美玲称作“人世的精灵”、“不败的昙花”，遥寄追思。有人感怀：“我已经从一个热衷于收集翁美玲贴画和照片的小女孩，变成了为生活和渺小的理想而奔波的成年女子。至于翁美玲，从前是青春期里无法解释的深度痴迷，现在却是匆促的生活之间偶尔掠过的一丝浮生感叹了。”寄托的都是对自己少年岁月和情怀的记忆。甚至小说中认贼作父、狡诈奸猾的杨康，因其扮演者苗侨伟风流倜傥、气度不凡，在当时成为许多少女的梦中情人。有人说：“看着金庸剧长大，由金庸剧认识他们，喜欢他们，关心他们，自己成长，他们也在成长，时时于梦里还依稀可见他们旧时年轻的模样，醒来却发现那个少不更事的小姑娘也已经像阿康那样大了，醒来，禁不住又去回味那些旧有的故事……是金庸剧造就了我这样一份难舍的真情……我期待的只是一种默默的关注，只是一种似水的追忆，当他们老去的时候，荧幕上还留有他们青春的模样，这是怎样的一种幸福呀，而我，岁月的回忆都会留在脸上，而年少的心却因为他们而永远年轻”。这些文字中，充溢的是对过往青春不尽的回味与依恋。

包括金庸作品翻拍在内的武侠影视的繁盛，也是当代香港文化自我确认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现代武侠电影的鼻祖，可以追溯到1 928年胡蝶主演的《火烧红莲寺》，改编自平江不肖生的小说《江湖奇侠传》。后因这类影片流于荒诞不经的神怪，加之抗战爆发，遂逐渐式微。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武侠影视剧在香港复苏，很快形成了几十年的繁荣局面，虽偶有低潮，但一直是香港最为发达的文化样式之一，世界闻名。与台湾、新加坡、大陆相比，香港是武侠影视当之无愧的执牛耳者和霸主，它的高度发展源自香港在特殊的地理位置、政治环境、文化滋养中的文化定位和身份确认。“当代香港文化是中西文化和传统与现代文化交融的多元混合体，以商业性流行文化为主流”，香港的文化除延续中国旧文化因子、遭受现代西方文化冲击的双重影响外，还受制于港英当局的殖民教化，又处在两岸的意识形态冲突的夹缝中，也曾长期笼罩在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阴影中，其不断处于碰撞、转换、调和的状态中。作为转口贸易港，香港也有印度、伊斯兰、东南亚等地文化元素的涌入，呈现出文化的“过客”心态和“移民”色彩。以上种种，使得香港的汉语文化呈现出“非古、非中、非西”的状态。在繁乱的文化资源激荡下，香港滋生出强烈的本土情绪和文化自觉，铸就了香港风情的商业性流行文化、都市大众文化。它以消遣的娱乐、务实的趋利、即时的感官享受，形成对香港文化独特性的自我认同，以消解殖民威压、对抗文化肢解。香港又从三四十年代“鸳蝴”文化、地域性的“岭南文化”(如佛山黄飞鸿的传说，民间“广东十虎”的故事)中寻找资源，借用外来影响，借用现代技术，表现了开放、兼容的文化气度。武侠影视(包括功夫片)正是以其香港的本土色彩和多方融汇的气度，确立了香港最负盛名的文化样式。从《大醉侠》、《龙争虎斗》到《卧虎藏龙》，从李小龙、郑佩佩、成龙到李连杰、周润发，香港武侠电影的影响在今日已从华人世界遍及全球，颇令港人自豪。2003年4月6日，在第22届香 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上，主办方在颁发最佳动作设计奖时专门播放了一个荟萃历年武侠片精彩动作的集锦，可见香港影视人对这种样式的重视与自得。而金庸小说，则是香港武侠影视改编最为钟爱的文学原著。其中较有影响的电影有：1967年张彻导演的脱胎于《神雕侠侣》的影片《独臂刀》，1991年胡金铨、徐克等的《笑傲江湖》三部曲，1992年王晶导演、周星驰主演的《鹿鼎记》，1994年王家卫导演的《东邪西毒》等。这些影片已不再是原小说的附庸，而是成就了自己的经典地位。金庸武侠电视剧一样声势浩大，1983年无线版《射雕英雄传》“天下谁人不识君”的效果自不待提，后续的改编也形成一次次的收视热潮。没有金庸，香港这种独特而繁盛的武侠影视文化也许要黯淡许多。

毋庸讳言，武侠影视也是一种十足的商业产品，它所追求的仍是最大的经济利益，港人所确立的既是独特的文化样式，更是一种“文化工业”。香港是高度商业化的现代都市，大众文化是其主导文化。一批财源滚滚的影视产业集团，遵从适销对路、效益至上的原则，制造和出卖文化产品，“文化工业”极其发达：它被誉为“东方好莱坞”，是最大的华人电影制作中心，当今世界第三大电影产地，第二大电影出口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香港电影发展的黄金时期，每年创造的总价值过10亿港元60，成为国际电影市场的重要一员。香港的电视剧也是长期行销于台湾、东南亚、海外华人世界、二十世纪80年代之后的大陆，许多剧集往往引发满城评说，获取高额的商业价值。香港的流行歌曲也在港台、大陆和东南亚广有影响，许多歌星被追捧为偶像。自然资源匮乏、小小弹丸之地的香港，拥有世界第三的外汇储备，经济繁荣、生活富足，成为亚洲的经济及文化中心，以影视歌为代表的现代流行文化的输出、 “文化工业”的收益，实在是一个重要的助力。武侠影片和电视剧是本港和其他地区最具市场价值的一类，在最为畅销、最具影响的作品中，金庸的小说翻拍占有重要地位。如徐克的电影《东方不败》在香港票房达3400万港币，周星驰的《鹿鼎记》在港票房则突破4000万港币，海外发行以及大陆盗版的利润还不计其内。电视剧方面，1983年无线版《射雕英雄传》万人空巷，1995年无线新拍《神雕侠侣》在东南亚掀起收视狂潮，1997年大陆十几家电视台同时播映无线新版《天龙八部》，其所创造的商业价值也是显而易见。但一味为追逐商业利润反复重拍，也造成了金庸武侠影视良莠不齐。有时一窝蜂地跟风而上，粗糙之作泛滥，甚而出现了拙劣抄袭和无味重复的现象，这也是“文化工业”无法根治的痼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