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陈白尘的书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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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送给父亲的礼物

作为一名作家，最高的奢望莫过于拥有一间自己的书房，拥有一张称心如意的书桌。

解放前父亲是如何写作的，我不知道，只是不止一次地听母亲说过，他们的生活动荡不安，从未有过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就更不要说属于自己的书桌了。抗战期间在重庆，父亲的许多剧本甚至是在路边的小茶馆中完成的。那时只要叫上一杯“玻璃”――白开水，店家便不会赶你走，可以坐上一整天。

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末，全家终于搬进了宽敞明亮的北房。一周之后，一张古色古香的红木书桌，神奇般地出现在了新居的书房当中。这是母亲送给父亲的礼物！

全家围着它看了又看：那诱人的光泽，那典雅的造型，实为见所未见;那镶嵌其中的大理石，那精妙绝伦的手工艺，更是闻所未闻。整个书桌没有一颗钉子，全靠榫头相连接，而两头的屉柜与中间的桌面竟然可以自由分解;脚下的踏板更是精巧无比，一根根纤细的木棂拼饰出了多姿多彩的图案。母亲轻轻地拉出了一个抽屉，只见其底部清晰地烙着一个圆形的印迹，为大清xx皇帝之年号。

母亲的得意，在于她只花了50块钱便从寄卖行里淘来了这件不知是出于哪位王爷府中的尤物。据她说，东单三条的那家店铺似乎并不识货，当她小心翼翼地询问此物是否出售时，对方的神色竟然是“不屑一顾”。不知母亲是如何将这件确实不值“一顾”的肮脏“弃物”拉回家来的。一番清洗，一番擦拭，一番整饬，一番装扮，竟然如同魔术师在施展魔法一般：奇迹出现了！

捐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从此之后，父亲除了上班之外，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交给了它。久而久之，父亲与书桌似乎融为一体――他赋予了书桌以生命，书桌传递给他以才情。

平静的日子才过了几年，“”的风暴便席卷了大地，父亲被关进了“牛棚”。陷入绝境的全家变卖了衣服和家具，唯独这张书桌，被毫发无损地保留下来了。整整七个春秋，父亲终于回到了家中。

我清楚地记得父亲从火车上下来时的神情：他不敢看我们，他说他是我们全家苦难的根源。我更清楚地记得父亲推开房门后的眼神：他一眼看见了那张书桌，他流泪了，他不停地说着“谢谢”，对着母亲，也对着我们――书桌终于等来了它的主人！我们终于等来了自己的父亲！

很快，外孙出世了，父亲脚边是外孙的摇篮，头顶是婴儿的尿布，桌面上则是稿纸与奶瓶结伴，墨水与玩具为伍。他一刻不停地写，废寝忘食地写，“春天”终于等来了！令人奇怪的是，父亲的那张书桌竟然也与其主人一样，越来越有生气，越来越显灵秀――究竟是因为母亲的不断擦拭，还是因为父亲的持久伏案，我不得而知，但它那黑里透红、红里透亮的光泽，的确像是蕴藏着脉动与呼吸一般。

上个世纪的90年代，收藏热开始升温了。有人来估价，张口便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不仅因为它的木质上乘，更因为它的历史悠久――来自明清宫廷的文物。父亲笑了，他不住地摆手：“谬矣！谬矣！50块大洋，北京东单三条买来的……”但是就在这笑容的背后，我清楚地读懂了他的潜台词：这是我生命的一部分，谁也别想占有它。果然，没过多久，随着病情的日渐加重，他写下了遗嘱：“我死后，将这张书桌捐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父亲是1994年去世的，病中的他曾一遍又一遍地走近这张书桌，凝神地望着它，深情地摸着它，含着热泪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一个作家到了不能执笔，比死还痛苦！”

20多个春秋过去了，书桌成了我们挥之不去的牵挂，尤其是母亲去世后，我们又多了一项任务――每逢去京之时，必定要代表母亲去看望那张书桌，那张亲如家人的书桌。它被安放在了文学馆的三楼上，和许许多多作家的遗物一样，得以纪念，得以安息。

（摘自《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