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农纪典》册与乾隆御笔书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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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乾隆皇帝喜欢写字，但很少有人称其为书法家，从书法艺术角度来看讲，他的字平整规格而缺乏才气，他仰慕魏晋的二王却少有大家的气度风范，追摹元代赵孟而无赵字的雍容姿媚，临习明代董其昌而乏董字的平淡天真，研究书法的行家戏称其书为“面条字”，是既圆且甜，缺少引动观者触觉和味觉的“糖球儿”，可以说，乾隆的书法与他的诗作一样，数量胜于质量。观察其传世书法，作品虽然从22岁持续到89岁，时间跨度长达68年，但其书法软、滑、腻的面貌却基本没有大的变化。然而，书以人贵，乾隆毕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书法家，对于这样一位自古罕有的皇帝书家，其作品自然有着与一般名家书法所不同的独特价值，表现在书写内容、裱褙装池、材料质地、钤盖印章上，处处显示出一种与民间迥异的皇家气派。《劭农纪典》册正可以作为一个典型实例，让我们对乾隆御笔书法的特殊价值有直观和感性的认知：

其一，书法特殊。乾隆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卒于嘉庆四年（1799年），一生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个朝代，在位60年，加上三年多的太上皇帝，执政大清帝国长达64年，不仅在满清十位皇帝中是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个，在中国4000多年的文明史中也堪称是“千古一帝”。乾隆在位的大部分时间里，海内承平，“天下晏安，因得栖情翰墨，纵意游览，每至一处，必作诗纪胜，御书刻石”，他的“墨宝”遍布了紫禁城的殿宇宫阙，而且随着他巡幸各地，六下江南，其“御笔”刻石、刻碑在大江南北的名园古迹中亦随处可见。同满清其他皇帝相比，乾隆帝在书法艺术上虽不能说是最有造诣的一位，却可以说是最勤勉用功的一位。所谓的乾隆御笔，有墨迹，有碑刻，有亲笔之分，有真迹赝品之别，始终都笼罩着一层神秘色彩。加之他的墨迹多集中藏于大内，宫外很少流传，更使他的书迹有见首不见尾之感。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量乾隆书法真迹正可揭示其早中晚不同时期书法的真面目，而书于79岁的《劭农纪典》册则是其晚年书法风格的代表作。

其二，内容特殊。乾隆书法最重要的部分是其手录自己的御制诗文。在谈到自己诗作时，乾隆曾说：“予向来吟咏，不屑为风云月露之辞。每有关正典之大者，必有诗记事。”他的《御制诗集》收录诗作多达41，800首，从这一点上说，乾隆堪称中国诗史上创作最为宏富的多产诗人。但乾隆不只是普通意义上的诗人，他更是一个皇帝，其诗作也因此成为乾隆朝历史的写照，成为乾隆一生政治活动和日常生活的实录，乾隆御笔书法的价值也正在于此。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件《弘历御笔林下戏题诗卷》，这幅长卷为乾隆自书“林下”诗的合装，分别作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五十年（1785年）、五十八年（1793年）、六十年（1795年）、嘉庆元年（1796年）、嘉庆三年（1798年），从65岁到88岁，历时23年，均围绕乾隆60年归政传位作“林下人”的心愿而作。画心六段，分别行书自诗六首，每段用云龙纹腊笺一张，以黄绫隔水断开，相对独立，而合起来又成为一个整体。六首诗的主题相同，韵脚相同，且均作于避暑山庄，但创作时间不同，其间世事沧桑，风云变幻，乾隆做太上皇的思想和心态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运的兴衰而不断变迁。由于这几首诗分别作于归政实现过程中的不同时期和阶段，乾隆心态变迁在诗中的自然流露，便真实记录了这位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太上皇晚年的心路历程，也恰好为我们窥见乾隆生命中最后23年对作“林下人”所思、所感的内心世界提供了线索。

与《林下戏题诗》卷一样，《劭农纪典》册也是围绕乾隆一朝祭祀耕的所谓“正典”而作。虽然它书写于同一年，而不是集历年书法的合册，但录入的64首诗作从辛酉（乾隆六年，1741年）至己酉（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围绕一个母题，创作时间历经49年，极为难得。

《劭农纪典》册的内容，涉及了皇帝祭祀先农和亲耕田两个直接相连的部分，礼制繁缛冗长，相关典籍也多有记载：每年仲春吉亥，皇帝亲祀先农，列为中祀。前二日致斋，视牲，先一日告祭、书祝版、宰牲、设神座、陈供器、设乐舞等。祭日辰初三刻，皇帝出宫，盥洗就位，迎神，乐奏《永丰之章》，皇帝上香，率群臣行三跪九叩礼；初献，奠帛、爵，乐奏《时丰之章》，舞干戚之舞皇帝及群臣皆跪，司祝读祝词，安神位，皇帝及群臣行三拜礼；亚献，乐奏《咸丰之章》，舞羽之舞，献爵如初献；三献，乐奏《大丰之章》，舞、献爵如亚献；皇帝受福胙、撤馔，乐奏《屡丰之章》；送神，乐奏《报丰之章》，皇帝率群臣行三跪九叩礼；望瘗，然后诣太岁殿上香。礼成。皇帝更衣，继续行亲耕礼。

皇帝祭先农后，继续举行亲耕田礼。其仪式如下：事先由有关部门准备好各种农具、种子、耕牛等，均经阅视，从耕者有各部、院、寺、顺天府官及三王九卿，秉有耆老、农夫60余人，乐队36人，歌禾词者14人。挥五色旗者50人。届时皇帝换黄龙袍，由户部尚书跪进耒耜，顺天府尹跪进鞭，皇帝右手秉耒，左手执鞭，耆老牵牛，农夫扶犁，顺天府尹执青箱，户部尚书播种。鸣金鼓，挥彩旗，奏乐，唱三十六禾词，皆从行。皇帝三推三返。雍正二年（1624年）始行祭先农礼，三推三返后奉旨加一推一返，皇帝耕毕，上观耕台观耕，由从耕三王五推五返，九卿九推九返，最后由顺天府官、耆老、农夫终亩，亲耕礼成。

勤政爱民一直被乾隆皇帝奉为治国之本，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他曾经临仿南宋画家李迪作了一幅《鸡雏待饲图》，摹刻多份，分赐各省督抚，“即雏哺之微，寓牧民之旨，欲督抚等体朕惠爱黎元之心”，要他们照料百姓，就像饲养小鸡一样，“实心经理，勿忘小民嗷嗷待哺之情。”《劭农纪典》册更是从多方面反映出乾隆帝对于农桑的重视。研读乾隆自25岁登基以来54年间亲祀先农坛行耕典礼28次所作的64首御制诗，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信息，一是祭典的隆重和盛大，通过“禁城”、“斋宫”、“金犁”、“黛耜”、“青箱”、“瑶坛樽俎”、“雨笠烟蓑”、“彩棚”、“彩旗”、“京兆”、“司农”、“三王”、“九卿”、“三农”、“耆老”等词句，足可想见当年祭典的盛景，而分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法国集美博物馆的大型纪实性绘画作品《雍正帝祭先农坛图》上下两卷虽然在创作年代上早于此册，却恰好可以作为清帝亲耕先农坛最为形象的记录，是当年盛景的真实再现。二是通过此册可以考证乾隆朝与先农坛耕相关的祭礼的增删与沿革史，如“是年（乾隆九年，1744年）初命皇后举亲蚕礼”句，可知清代皇后亲蚕礼的起源时间；“加一之礼盖自我皇考始行之”，可知为彰显对农耕的重视，雍正帝在“三推古礼”之上增加了一推一返；“上年（乾隆十九年，1754年）……即命重修先农坛”，可知乾隆朝大规模修葺先农坛的准确时间；“向时亩之上设棚悬彩以蔽风雨，今岁（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二月始敕所司除之”，可知田礼罢彩棚的时间，而“罢设彩棚惟露冕，匪缘节用实钦农”一句，则反映出乾隆帝“罢设彩棚”的良苦用心；“虽是司天撰良日，究为觅土太迟时”，可知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因三月初六日“纳音属火不宜栽种”，乾隆帝应钦天监之请将耕之礼改日；“亥者辰之末”，可知清帝祭祀先农用亥日出自《齐书・礼志》；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诸部回人列观预，俾知国典重农桑”和乾隆五十年（1785年）“从耕播种命诸儿，稼穑艰难俾克知”的诗句，可知乾隆帝不仅视亲耕田礼为重要仪式，而且随时将其作为教化异族和子孙重视农桑的机会等等。三是此册中随处可见的乾隆帝勤政爱民的自得、自省、自勉的诗句词情，如“布政宜敦本，当春乃劝农”、“由来政本重民天，愿祝丰年入颂笺”、“爱听禾词三十六，绝胜法曲奏云”、“自是劭农无贵贱，得教田父笑巷迎”、“习劳讵止知农苦，民命攸关念在兹”、“何必金根重载耒，所期惟实不惟文”、“古稀天子勤民务，健步犹能共老农”等等，字里行间，乾隆皇帝重视农业、盼望丰收的殷殷之情，跃然纸上。

乾隆御笔书法所录的诗文，在《清高宗御制文集》和《清高宗御制诗集》中多有收录，但这些诗文相对于正史，带有更强烈的情感色彩，同时作者的亲笔手书也远比印刷刻版鲜活和富有生命。在20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徐徐展开这位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的墨迹，似乎有如面古人之感，让人怦然心动。当然，乾隆御笔所书诗文，除了寄兴言志之外，更多的是标榜自我，昭示他人和留传后人，从这种意义上来讲，难免带有矫情的成分，但是透过绢素之上，点划之间的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我们仍能对这位自古罕有的“十全”之君当年的所为、所思、所想，有更为真切的体认。

其三，引首特殊。乾隆御笔手卷，几乎都有四字或三字引首，如《行书为君难》卷引首“理原守位”，已经昭示了其“知难不退”的恋位之心；《临三希文翰》卷引首“以韵胜”，是对“快雪、中秋、伯远”三帖的评价，更是对自己临写的自夸，一语双关；《命各省撤现任官生祠》卷引首“饬诬敦治”，直接点出主旨，显示出敕命的决心；《行书御园观梅有悟作歌》卷引首“理寓齐物”，《行书缅甸诗六十韵》卷引首“万里在目”，《草书临王宠前后出师表》卷引首“慨想遗忠”，《行书追复睿亲王封号诗以志事七律一首并序》卷引首“雪枉褒忠”等等，颇耐人寻味。《劭农纪典》册在相当于手卷引首的前夹页洒金笺上分书的“劭农”“纪典”四个大字，更是开宗明义、言简意赅。（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