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道”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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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每年要在陕西省黄陵县举行祭祀黄帝陵的礼仪活动。这种礼仪与祭祀神灵的宗教礼仪不同，它表达的是后人对于有巨大贡献的历史人物的崇敬之情，表达人们对于认识把握了“道”的有道之士的景仰之情。其特点在于，它并不是崇拜神灵的仪式，而只是人们崇敬“道”的表现，它应该属于我国古代以来形成的“敬道”礼仪。
祈祷、祷告、赞颂、参拜、献香、跪拜、磕头等，都是活动的特定礼仪方式。关于向神灵进行祈祷或祷告，在古代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者，总的态度是，既不从事，也不支持。即使举行祭祀活动时，也不进行祈祷或祷告等活动。儒家经典《礼记》明确说：“君子日：祭祀不祈。”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注解说：“祈，求也。祭祀不为求福也。《诗》云：‘自求多福’，福由己耳。”(《礼记正义》卷二十三《礼器》)一个人幸福与否，依赖自己的修养、努力，而不在于对神灵的祈祷或祷告。
尽管如此，古代儒家对“道"的信仰，作为一种信仰，总要通过信仰者言行活动的特定方式表现出来，这就是“敬道”礼仪。不祈祷神灵，而是实行“敬道”礼仪，这是中国古代宗教文化的特点之一。祭祖、祭天、祭圣贤的礼仪，也许可以作为代表。
就古人崇拜的对象而言，根据儒家学者的一般看法，圣贤只是承载了较多“道”的人，而“天”的实质就是“道”。如此，认为崇拜圣贤的礼仪，以及敬“天”的礼仪实质是“敬道”礼仪，应该说是恰当的。至于祖先崇拜，我们也可以发现，在中国祖先崇拜历史上，只有那些对宗族或民族文明史做出巨大贡献的祖先，才获得长期广泛的崇敬。为什么呢?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解释：因为这些祖先比其他祖先承载了更多的“道”，所以他们拥有更高超的人格，能够对文明史做出历史性贡献。如此，古代中国的祖先崇拜礼仪，也未尝不可以看成是“敬道”礼仪的一部分。
祭天、祭祖、祭圣贤等礼仪在历史上真正成为“敬道”礼仪的一部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大体而言，早期的实际崇拜对象，被更多地看成是人格神，如殷人的先王、先公等祖灵或祖先神；随着人们理性思维的发展，崇拜对象的人格色彩越来越淡化，如周人的“天”；越到后期，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大家真正崇拜的实际上是“道”罢了，如宋明理学家的“天理”“良知”。这时，祭天、祭祖、祭圣贤等礼仪就完全演变、发展成为“敬道”礼仪。这是古代中国宗教礼仪的理性化发展，应该得到肯定。
古代书院或学校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场所，在这里举行的教学、学习礼仪，当然更是古人“敬道”礼仪的一部分。从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历史看，夏、商、周三代时期，王宫、国都以及闾巷，已经“莫不有学”(朱熹《大学章句序》)，周代的“小学”、“大学”制度已经很完备。孔子开始办“私学”，向学校教育社会化迈出了一大步。相传孔子的弟子曾子著的《大学》，将“学”(学校教育在其中)的宗旨规定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子思著的《中庸》则说“修道之谓教”，首次将“教”(学习、学校教育均在其中)的核心内容明确规定为“修道”。认识上的“闻道”，行为上的求“道”、实践“道”、实现“道”，一直就是古代儒家教育的中心。
较早系统记载古代中国学习、教育的道理和札仪的，当以儒家经典《札记》中的《学记》篇为代表。《学记》将“敬道”礼仪分为“敬道”和“尊师”“尊道”两个部分。《学记》说：“大学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霄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学鼓箧，孙其业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又说：“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学校开学，国君带领公卿百官、全体师生，举行开学典礼，国君亲自主持。大家身着礼服，头戴礼帽，以芹菜之类作祭品，首先祭奠先圣先师，以表示尊师重道。当时，“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礼记・文王世子》)学校开学，祭奠先圣先师是通行的礼仪。接着，学生诵读《诗经・小雅》中的《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章，明确学习的目的，树立做人和从政治国的理想。继而击鼓为训，检查学习准备，督促学生端正学习态度，重视课业学习。最后，抬出体罚刑具，显示治校施教的威严，以维护校风、校纪。由此可见，“敬道”礼仪至少在战国时已经完备、通行了。
圣人是觉悟了“道”而与“道”为一的人，圣人可谓得“道”的理想人格形象。老师则是“传道”者。尊重“先圣先师”，实质上是“敬道”；“祭先圣先师”，实际上是实施“敬道”礼仪。就尊重老师而言，“尊师”是“敬道”的延伸，“尊师”礼仪也应该说是“敬道”仪式的一部分。从此以后，学校举行“尊师”、“敬道”的仪式，均因袭不改，以致逐渐形成全社会“尊师”“敬道”、重视教育、重视办学、尊重读书人、尊重老师的良好风气。
在一些儒家学者那里，有“道”的信仰或信念的人，言行活动也有特定礼仪；在学校里，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也应有交往礼仪。请看王阳明制订的《教约》：
每日清晨，诸生参揖毕，教读以次。遍询诸生，在家所以爱亲敬长之心，得无懈忽，未能真切否?温清定省之仪，得无亏缺，未能实践否?往来街衢，步趋礼节，得无放荡，未能谨饰否?一应言行心术，得无欺妄非僻，未能忠信笃敬否?诸童子务要各以实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教读复随时就事，曲加诲谕开发。然后各退就席肄业。
凡歌《诗》，须要整容定气，清朗其声音，均审其节调；母躁而急，毋荡而嚣，毋馁而慑。久则精神宣畅，心气和平矣。每学量童生多寡，分为四班，每日轮一班歌《诗》；其余皆就席，敛容肃听。每五日则总四班递歌于本学。每朔、望，集各学会歌于书院。
凡习礼，须要澄心肃虑，审其仪节，度其容止；毋忽而惰，毋沮而怍，毋径而野；从容而不失之迂缓，修谨而不失之拘局。久则礼貌习熟，德性坚定矣。童生班次，皆如歌《诗》。每间一日，则轮一班习礼。其余皆就席，敛容肃观。习礼之日，免其课仿。每十日则总四班递习于本学。每朔、望，则集各学会习于书院。
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讽诵之际，务令专心一志，口诵心惟，字字句句，蚰绎反覆，抑扬其音节，宽虚其心意。久则义理浃洽，聪明日开矣。
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书诵书，次习礼，或作课仿，次复诵书讲书，次歌《诗》。凡习礼、歌《诗》之数，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乐习不倦，而无暇及于邪僻。教者如此，则知所施矣。虽然，此其大略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王阳明制定《教约》的宗旨，可能在通过平时言行活动的锻炼，培养“知行合一”的认识、实践“道”的行为方式。其具体内容，则主要是针对“童子”而立的学习礼仪，当然其有效范围主要在小学、中学。不过，现在大学、研究生的学校教育为什么不可以参考呢?其中的“考德”，内容上只涉及学生本人近期的言行活动，这样的思想品德考试，对学生而言，具体生动；从“考”的方式看，也不在分数的多少，而在学生实在的收获――即他对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人性觉悟。这样的“考德”，比今日的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具体，而又能使学生有真切的心得。其中的“习礼”，今日的学校教育简化为一般的礼貌，又常常不自觉地被升学考试等所冲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