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加尔和他的《白色的磔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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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艺术史论家霍斯特・伍德玛・江森把现代艺术概括为“表现、抽象、幻想三种趋势。”如果这一论断成立，那么俄罗斯现代画家马尔斯・夏加尔的杰作《白色的磔刑》就既非抽象，也难于归入表现主义的范畴，因为它充满着许多想象和幻想的东西，现实中根本无法看到，显然属于后者。该画用不拘一格的自由开放手法，表现了作者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对沙皇专制和法西斯罪行的控诉，充满着天真无邪的童稚感，想象力十分惊人。在他的笔下，没有翅膀的人也可以在空中飞行，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发生的事件也可以结合起来放在一幅画上。房屋可以在地面上翻滚，甚至可以倒立起来，好像是一些用纸糊成的建筑物，可以随风颠来倒去，没有多少重量。这种自由的表现方式看起来似乎有些荒唐，违反现实的真实，但它的确源于生活，并非凭空臆造，而是画家在对往事的回忆中，以童稚的心情充分发挥想象的结果。

想象是艺术活力的保证，在创作中是不可或缺的东西。没有它，艺术作品就会僵硬、死板。没有充分的想象力，就没有千年不朽的《希腊罗马神话》和我国的《西游记》等生动感人的名著。在这两部书中，许多是生活中无法看到的。如孙悟空一个筋斗要翻十万八千里，太阳神阿波罗可以千变万化等等。但我们并不怀疑它的真实性。因为这些都是具有超人能力的神，但要了解夏加尔画中的“反常”现象，我们必须从了解他的生活及其所处的时代开始。

1887年，夏加尔出生在白俄罗斯维耶布斯克一个贫穷的犹太人家庭里。父亲在一家鲱鱼批发店里作苦力。“每当我看到父亲搬起那些沉甸甸的重物，并用冻僵的双手拨弄小小的鲱鱼的时候，我的心就像一块土耳其脆饼干一样，紧紧地缩在一起。”画家后来在他的《我的生活》一书中痛苦地回忆道。

沙皇时代，在民族歧视政策的左右下，犹太人在俄罗斯几乎无容身之地。直到1795年第三次瓜分波兰，沙皇从那里获得数以百万计的犹太新臣民，为了缓解一下矛盾，原有的歧视政策才稍有放松，但并无实质性的变化。犹太人被迫害的事件仍不断发生。如焚烧他们的书籍、关闭他们的学校、屠杀他们的人民、捣毁他们的教堂等恶性事件仍不断发生。对这些，画家幼年时代都一一目睹或有所耳闻，并在自己的书中有所叙述。

沙皇时代，犹太人连在国内的行动也要受到限制。即使是去彼得堡也必须首先得到当局的批准，而且被批准的人群范围也非常狭窄，只有那些在那里已有固定工作和固定收入的人、画家或已在那里就读的大学生有可能。作为学生的夏加尔有幸成为其中之一，于1907年来到彼得堡。未来给他敞开了成功之门。

大凡弱势群体、受压迫者或身处困境的人，往往非常富于同情心，乐于帮助自己身边同样的不幸者。因此，当时彼得堡富有的犹太人，如医生、律师和银行家们，常常主动捐资，帮助自己民族中有作为的大学生们出国深造。夏加尔再次成为幸运儿，来到艺术之都巴黎，决心学成后报效自己的民族，为他们不平的处境而呼号奔走，用画笔反映他们的苦难生活。

画中受磔刑的耶稣被钉在一个白色的十字架上，占据着整个构图的中心。他显然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无力地低着头，从面部看不出明显的痛苦表情。他与其说在受难，倒不如说在冷静地沉思，甘心用自己的不幸去改变人民的悲惨遭遇。

耶稣的左侧是一座正在熊熊燃烧的犹太教堂。教堂前奔忙着一个身穿希特勒先锋队队员服装的彪形大汉。他的面部和双手都是红色的，显然是浑身沾满人民鲜血的侩子手，凶恶的纳粹分子。他专嗜杀人、放火、抢劫和毁灭人类文化的勾当，弄得遍地都是古圣先贤的经典书籍、文物和神圣的宗教仪式用品。教堂上空的那块暗红色，有人说是“反万字旗”（见《世界美术》2000年第1期83页），表明了谁是这场灾难的罪魁褐首。它不由使人联想到1938年11月发生的“水晶之夜”大屠杀事件。而该画的创作时间恰好又在1938年，不能说与这场万恶的血腥事件无关。

1938年11月7日，德国外交官拉特在巴黎被犹太大学生格伦什潘枪杀。希特勒以此为借口，在整个德国和奥地利发动对犹太人的疯狂大屠杀，约有177座犹太教堂被焚烧和拆毁，数千犹太商店被抢劫，数百犹太人在此事件中丧生，由于暴行后到处都是砸碎了的玻璃碎片，人们事后讽刺性地称它为“水晶之夜”。

画面的右下角是一个仓皇逃跑的男人，他身穿长大的粗布罩衫，完全是维耶布斯克犹太人的典型装束。肩头上搭着一个装得不很饱满的口袋。这说明事态发生的突然，他在逃跑时只能匆忙装上身边的一点贵重东西。他前面是个半展开的卷筒形书籍，正在熊熊的燃烧着。那是一个被犹太教人视为行动准则的《律法书》，也就是他们的《圣经》。平时它被珍藏在教堂里。每逢安息日都要选诵其中的一个部分。男孩在加入公社时也必须用希伯来语去朗读它。每周朗诵一个部分，借此接受教义教育。可见它在犹太人生活中的重大意义。有人说它是犹太社会凝聚力的根本，是他们团结一致、战胜外侮与生存下来的保证。焚毁它当然是对犹太人最大的不敬。《律法书》旁还有另一本打开的书籍，被抛弃在地上，更说明法西斯对人类进步文化的仇视。再下边是一个无可奈何、抱着孩子哭泣的妇女。

画的左下角有两个大胡子的犹太人。一个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双手紧抱着筒形的《律法书》。他一边跑，一边回过头来，看后边是否还有法西斯追赶。再前面还有一个身着绿色短外衣的犹太人。他胸前挂着一块白布。这里的白布是一片空白，但在草图中里面写有德文“lch bin Jude”（我是犹太人）的字样。显然这块牌子是对他莫大的侮辱。他正无奈地摊开双手，表示反抗和质疑。

十字架的右边又是一团熊熊燃烧的大火。两座维耶布斯克典型的贫穷犹太人木屋正在燃烧。一个人已经倒在地上，似乎世界的末日已经到来。又像发生了特大的地震。房屋像纸张糊成的一样，没有什么重量，在地上翻来滚去，有3个居民逃跑出来，惊魂未定地坐在地上。对这幕可怕情景的产生，画家曾有过这样一段回忆：“我已经记不清了，可能是我母亲给我讲的故事。显然就是在我出生的那一天。在维耶布斯克监狱后面的路旁，有一间小木屋发生了大火。全镇都笼罩在火焰之中。犹太贫民区在燃烧着。人们抬着床和床垫，扶着母亲和孩子逃到城镇对面安全的地方。”这是画家51岁时对童年往事的回忆，直接体现了沙皇时代犹太人的痛苦生活。

十字架上空是4个漂浮在空中的犹太人，三男一女，他们似乎是羽化登仙的圣者。有的情绪激动，像是在讲述什么，可能在讲述自己亲眼看到的人间不幸。中间坐着的那个男人头顶祈祷头巾，额前挂着皮制的经匣，好像在为那些不幸的人祈祷。经匣是犹太教信徒不可缺少的东西，内装从《圣经》（旧约）中摘录的片断，随时可以朗读经文。

这4个人也许是安息日降临的先知，芸芸众生的拯救者。他们因目睹人间的苦难而不安。关于先知降临的传说，夏加尔在他的回忆中有过一段叙述：“我父亲举起手中的杯子，让我去开门。天这么晚，让我去开门，开我家的大门，是迎接先知以利亚吗？从蓝色的天空里，一道白色的光线直射下来，射进我的两眼，直到我的内心。但那儿有以利亚和他那辆洁白的四轮马车吗？也许他还在外面，在院子里，是个瘦弱的老头，就要走进我们的家来。也许是个弯腰躬背的乞丐，肩上扛着布袋，手中拿着拐杖？我来啦，你们敬我的一杯酒在哪儿？”

画面的中心确有一道从空而降的白光。它像是一条通天大道，从受难者耶稣的身旁边直抵人间的悲惨世界。如果仔细观看，耶稣光环上还有“I・N・R・I”的字样，那是罗马文“犹太人之王”的缩写，显然这是犹太人，而非西方人心目中的耶稣，犹太人在受难。

画面的左上方还有一队打着红旗，手举武器，在一个人的呼吁和带领下，向耶稣受难方向直冲过去的人群。可能他们才是人民真正的解救者，连耶稣也在他们解救之列。红旗上虽然没有明确的标志，但我们知道，夏加尔毕竟是在十月革命之后，还在前苏联生活过五六年之久的画家。他曾亲眼目睹这场为被压迫者的解放而战的革命。此后他不仅作过维耶布斯克的人民委员，而且还奉命在那筹建了一所美术学校，更有过一段婚后的美满生活。后来只是在创作方法上与当局有一定的距离，才最终选择离开，于1922年去到巴黎，终生未归。但他对当局的政治不仅没有什么反感，而且还目睹和参加过当时的许多群众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