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棺”望楚硝烟尽“歌钟”低唱乐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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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1978年在湖北随州城郊一个名为擂鼓墩的小山包上,发掘出沉睡于地下2400多年的曾侯乙编钟,这是我国文物考古、音乐史和冶铸史上的空前发现,是一件轰动全国、震惊世界的大事。在过去的岁月里,曾侯乙编钟那古朴、粗犷的千古绝响荡彻寰宇。由于曾侯乙墓出土乐器具有多种历史文化价值,因此被国际学者称之为“世界第奇迹”,反映出了我国在先秦音乐文化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关键词:曾侯乙墓 编钟 编磬 钟律铭文 先秦音乐
1978年在湖北随县擂鼓墩考古发掘的曾侯乙墓,使人们亲眼目睹了战国时期宫廷音乐所使用乐队的盛大场面。该墓属战国早期墓葬,距今约二千四百多年,墓主人为曾国国君乙。曾国是楚国的国中之国,春秋时期还在,但到了战国时期就不知下落了。从墓中出土的器物来看,周楚文化的影响都有,其中以楚文化的影响最大。合乎周礼与不合乎周礼的用器同墓并存,这也反映了那个转型时期的文化特征。
墓内公有东、北、西、中四个墓室。北室主要放置兵器和车马等器物,东室放置墓主人棺椁和陪侍妾的棺木。东室有乐器十弦琴一张,五弦琴一张,瑟五件,笙两件和悬鼓一具。东室的南墙放有青铜器具,西墙放有钟架和编钟,北墙放有编磬,东南角放有一巨大建鼓(出土时损毁)。西室为陪葬女性,均属墓主人的歌舞乐人。可以推想当时演出场面是非常壮观的。从墓中器物来看,反映出了“礼崩乐坏”的社会局面。
曾侯乙墓出土乐器有九种:编钟、编磬、鼓、琴、瑟、均钟(律准)、笙、排箫、篪,共计125件。最有学术价值的有124件,其中最为精美的是全套编钟。
编钟:由64件组成(不包括楚王所赠D),分三层悬挂在钟架上。钟架通长11.83米;高达2.73米。气魄宏大,场面相当壮观。由六个佩剑的青铜武士和几根圆柱承托。其中最小的一件重2.4公斤,高20.2厘米;最大的一件重203.6公斤,高153.4厘米。65枚编钟(包括楚王所赠D)的总重量达5134千克,其重量、体积在编钟中是罕见的。上层钮钟三组共19件;即上层的三组钟,分为6、6、7件,共19件。形制相同,大小各异。出土时,仅上・一・3因横梁榫槽豁缺坠落,其余均悬挂依旧。钟均为合瓦体,上窄下宽,铣边有棱,于部上收成弧形,亦如甬钟腔体。舞平,上有长方形单钮。除二、三组各钟钮部饰绚纹外,均通体素面无纹;无枚;色呈灰黑,钮和个别钟之局部可见暗黄色;表面均经磨砺,犹有光泽;均有铭文。沿钮、舞部至铣边有一道经过磨砺清理的范痕。腔内相对侧鼓部,亦有一条纵向凸带从钟口延至中部。钲中内面和腔顶正中(与钮部相对处)共有3个长方形凹槽(与短枚钟中・一・l、2、6内的凹槽一致),钲内的凹槽随体竖向,钮底的凹槽横向(即长边与舞修平行);各凹槽深浅不等,部分已透穿,或见一道缝隙,或呈不规则小孔。除上・一・l内腔和各钟腔顶外,各钟内壁和口沿均有程度不同的磨砺(其中上・一・2、3内腔受磨程度极轻,以致与上・一・内腔一样粗涩);在正鼓部近口沿处、侧鼓部的凸带上和两铣内角,皆有细细的擦痕。钟体内受磨面积和程度,一般为钟小者面小程度轻,大者面大程度大。各钟施铭的情况不一。上层一组及二组l、2号、三组l、2号共l0钟仅一面有铭,位于正面正鼓和侧鼓部;其余9种皆两面有铭,一面款式如前,另一面由钲中直书至正鼓部。除上层一组各钟外,余13钟铭文均错金。钮钟以上・三・l最小,通高20.2厘米,重2.4千克;以上・三・7最大,通高39.9厘米,重14.4千克。
中下层各有甬钟三组,共45件。合瓦体,上窄下宽,铣边有棱,于部上收成弧形。舞平,上有长甬,甬下部有旋、斡。经X光检测,甬中空,内嵌泥芯,但不与内腔相通。甬、舞、篆、鼓均饰蟠龙纹。钲中和鼓部多有铭文。形制大同小异,体态大小不一。中层的3组钟,依钟枚的有无和长短可分:短枚、无枚、长枚三式。下层甬钟属大型长枚式。短枚钟即中层一组钟,共11件。形制相同,大小各异,个别部位纹饰略有差别。出土时,中・一・1、中・一・6两件因挂钩断损而坠落,其余均依旧悬挂。甬部为八棱柱体,上细下粗。棱脊光素,棱面以同一的单体伏卧龙躯重复密布,构成斑点繁复的表面,触之有棘手之感。衡面亦然。近舞处设旋,为一道环绕甬围的箍带,表面以浅浮雕蟠龙纹衬地,匀称地布有4个圆泡形乳饰。斡由兽形构成环状。舞部以甬底为中心,十字划为对称的4格,满饰繁细而密集的浅浮雕蟠龙纹。
钲部以圆梗界隔出钲中及其两侧篆带,圆梗上亦有细密精微的阴刻蟠龙。钲中梯形,除中・一・l、2无斡面钲中之外,均有错金铭文。篆带之间缀有短枚,其三三并列为一区,每面两区,总共36枚。枚似实心螺壳,枚间素底。钲部周缘(不包括下边)和篆带纹饰与甬面同,均或向或背、或横或直地密布同样的单体龙纹,构成斑点密集的纹带。鼓部饰浮雕蟠龙纹,纹样整体若蝶翅状。均有错金铭文,施在正鼓近口和左、右侧鼓。
钟壁厚度不匀,腔内相对侧鼓部均有一条带状凸起从钟口延至中部,形成4条分布基本对称的纵向凸带。腔顶面较粗糙,尚遗有溶渣未清;正中与甬相接处,可见一圆凹槽(仅中・一・4例外)。除腔顶外,内壁均经磨砺,以凸带和两铣内角以及正鼓部中心近口沿处磨砺程度较大,甚至现出较圆滑的凹槽。各受磨面均较光润,依稀可见道道纵向擦痕。中・一・l、中・一・6的腔内另有几个长方形凹槽,凹槽口沿四边均与中线构成坡面,截面若“V”、侧面似“)”状。中・一・1、中・一・2的凹槽各4个,对称地竖置于腔内钲中两边,槽未透空,但在无斡面钲部右侧中行枚间,可见一0.9×0.1厘米的细槽与腔内的一个凹槽相对。中・一・6的凹槽有2个,对称地布在腔内钲中,未透空。各钟纹饰大体一致,主要在旋上的乳饰、斡和鼓部有所区别。旋上四乳的区别:中・一・l与中・一・2一致,乳面素底,上缀两圈小圆点;中・一・6较特殊,呈实心螺壳状,似其钟枚而较小;其余各钟,皆由3个盘卧成双环状的小龙构成圆圈,正中为一圆凸泡饰,龙体随钟体增大而刻画得更细致。
斡的区别:中・一・10斡部下半段为一兽形,系圆雕,身首肢尾俱全,并可见双耳双目,头顶正中侈一向后曲扬的独角,其大口衔咬着斡的下半段。余各钟的斡部兽形均饰在上半段,作蹲踞状,兽头无角。鼓部纹饰的区别:中・一・1~4一致,由伏卧盘绕的4条龙组成,左右各2条,其中二龙背向,二龙并向朝下。中・一・10、11一致,为8条龙组成,左右各4条,除中间2个相对的龙首外,余各龙还侈出长舌。中・一・5~9一致,由l0条龙组成,左右各5条,龙首朝向不一,有交相追逐之感。短枚钟以中・一・l最小,通高39.30厘米,重9.6千克;以中・一・11最大,通高71.8厘米,重26.8千克。无枚甬钟中层二组11号,通高68厘米,重24.2公斤;长枚甬钟中层三组8号,通高75厘米,重32.2公斤;长枚甬钟下层二组1号,通高90.8厘米,重64.8公斤。
编钟下层正中悬挂楚惠王五十六年所制铜钟。每件铜钟的钲部有“曾侯乙墓”四字。钟体一面的隧部和鼓部铭文为音阶名;另一面各部位铭文可连读,标记着各种发音属于何律的阶名及其与楚、晋、齐、周等国和地区各律的对应关系。所记律名29个音阶名、变化音名37个。每件钟都能发出相差一个大三度或一个小三度的两音,即隧部与鼓部音,实测音响与铭文标记的音相符。编钟音域从A至C,达五个八度音程以上。它以姑冼为宫,在约占三个八度音程的中部音区内,十二个半音俱全。可以旋宫转调、,演奏五、六、七声音阶的乐曲。每个甬钟都能击出两个音,全套编钟共能奏出128个音(其中很多音是重复的)全套编钟用错金铸造的铭文约两千八百字,铭刻着该乐制度,为研究我国传统律学和音乐理论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气势磅礴,雄伟壮观的65件曾侯乙编钟里有一件与众不同,自成一体。这件钟悬挂在巨大的曲尺形钟架最下层中间最显眼的位置。钟高92.5厘米,重134.8公斤。其形制独特,花纹繁缛,制作精美,是青铜器中的精品。D钟镇部镌刻有31字的铭文,其意思是说,楚惠王五十六年(即公元前433年),楚王熊章从西阳回来,专门为曾侯乙做了这件D钟,送到西阳,让曾侯永世用享。铭文的内容与其他钮钟、甬钟的铭文内容完全不同,没有一字是涉及乐律方面的。说明D钟与曾侯乙编钟无关,原本就不是一套的,可能是下葬时临时加进去的。经研究,学者们发现,它把下层最大的一件编钟挤掉了,将其悬挂在最显眼的位置,表示对楚国的尊重,楚国给曾国送如此厚重的礼品,说明曾楚两国的友好关系非同一般。
曾侯乙编钟是我国迄今发现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
编磬:曾侯乙编钟相伴而出的一套编磬,是古编磬中的杰出代表。青铜镏金的磬架,高1.09米、宽2.15米,呈单面变层结构。一对集龙首、鹤颈、鸟身、鳖足为一体的怪兽铜立柱,咬合着两根铜杆,杆底等距焊铸铜环,以挂磬钩。三十二石磬分上下两层悬挂,与之相映成趣。据研究,全架编磬原有四十一块,每磬发一音,为十二半音音列,音域跨三个八度,音色清脆明亮而独具特色。磬块上亦有与钟铭相通的墨书和刻文,内容是编号、标音及乐律理论,共693字。其精美的磬架、众多的磬块、明确的编悬状态、完备的配件(同出有装磬之匣和磬槌)为迄今仅见。质料主要是石灰岩的磬块,音色清澈优美,比当今的木琴更有余韵,比钟声更加透明。它展示了三个八度的音乐风貌,丰富的半音显示了旋宕转调的功能。它与编钟合奏,真谓金石齐鸣,悦耳动听。更为惊叹的是其中的最高音竟与钢琴的最上一键(G8)相同。充分反映了古代磬氏设计制造定音乐器的成就,扩大了我们对古代宫廷队音域范围的视野。
十弦琴:此琴通体涂布厚黑漆,全长67厘米。面板长41.2、宽18.1厘米,浮扣在底板上形成音箱。尾部为实体,长25.8厘米、宽6.8厘米。琴面的岳山上有十条弦槽,岳山根部有十个弦孔,通向面板内的月牙槽(即轸池),十个轸安放在此处,旋动琴轸可微调琴弦。张弦的方法是弦的一端经过岳山于十个轸上,另一端经过尾端系于下面的琴足上。琴面不平,略呈波浪式起伏,尾端翘起。演奏时,只能弹散音(空弦音)、泛音或幅度较小的滑音。
琴是古代弹弦乐器。《诗经》、《左传》、《国语》等先秦文献都有关于琴的记载,可见它的出现年代很早。
五弦琴:琴全长115厘米、头宽7厘米、尾宽6厘米、身高4厘米。通体髹漆黑,边缘饰以彩绘花纹。 琴体由独木雕成,中空,构成音箱,尾部为实体,首尾两端各有一山岳,隐间(两山岳之间的有效弦长)约106 厘米。岳山上有五道弦槽,平均距离约1.1厘米。岳山外侧琴面上有五个弦孔,尾端弦孔外侧有一方头圆柱。琴弦早已腐烂无存。据琴的结构,推知其张弦的方法是先将琴弦固定于首端弦孔下方,然后张于琴面岳山上,经尾端弦孔,由琴尾下方上翻,系于琴柱上。(《世本》:神农作琴。神农氏琴长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弦,曰宫、商、角、徵、羽,文王增二弦,曰少宫、少商。)这件乐器可能是一种早期的琴。但其形体过于狭长,与记载不相符,也无法用手指弹奏。而且古代五弦琴尚有数种,形制也相近,所以难于确定。从器物形体来看,它更接近于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筑”,暂名为五弦琴。很可能是一种击弦乐器。
瑟:用独木拓成,长170厘米,宽41厘米,两端岳山外侧各有25个孔,可张弦25根,分三组。尾端有四个系弦的枘。柱的位置不详。通体髹朱红色厚漆,瑟首和两侧有方格纹为地,绘彩色飞鸟图案,瑟尾雕蟠蛇纹和龙图案。曾侯乙墓共出土瑟12具,在两个竹笥之内发现各种形制的瑟柱千余枚均为木质。
笙:笙斗保存完好,笙管多数已经残断,只有数根较为完整。笙管分两排插在葫芦制笙斗上,吹口较粗大。每根笙管上端有出音孔,靠近笙斗处有按音孔。通体髹黑漆,绘三角云纹,在笙斗内尚有残存的簧片,系用长方形竹片制作,舌簧上端可见到调音用的白色物质,其形状和发音原理与现代铜制笙簧相同。此笙及残存簧片是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实物,这表明当时笙的制作工艺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笛与篪:竹制,均有一个吹孔,五个按音孔,吹孔和按音孔不在一个平面上。通体髹黑漆,饰三角云纹和陶纹彩绘图案。其中一支全长30.2厘米,吹孔一端管口封闭,按音孔一端管口开放,并有出音孔,应为横吹的笛。另一支全长29.3厘米,两端封闭。据汉代蔡邕《有令章句》:“篪,竹也,六孔,有距,横吹之”。《太平御览》引《五经要义》:“篪以竹为之,六孔有底。”《尔雅・释乐》郭璞注:“篪以竹为之,长尺四寸,围三寸,一孔上出,一寸三分……横吹之”。可见篪是“有底”的,即两端封闭的“闭管”;“一孔上出”,即吹孔与按音孔不在一个平面上的横吹乐器。此件乐器与这些记载相符,所以它应该是篪。其实古代的篪与遂(古笛)读音相近,两字可以通用,篪与笛属于同一类型的单管横吹乐器,在形制上略有差异,在早期,称呼是含糊的,后世才加以明确区分。这两件乐器原物的竹质已经腐朽,根据复制品测音,其调相同,能奏出五声音阶加一个变化音。
排箫:编管吹奏乐器,古称龠或苇龠。这件排箫由十三个闭口管组成,按长短依次递减排列,所谓“其形参差,像凤之翼”。最长者22.8厘米,最短者5.1厘米,通宽13.8厘米,用三道蔑箍束在一起。通体髹黑漆,饰彩绘三角云纹。其中有七至八根管,至今仍可以吹出声响。唐宋以后,单管竖吹的箫日渐流行,便称编管竖吹为排箫,来加以区别。《因话录》:“古箫,都下所谓排箫是也,今箫管乃别器”。宋朱熹《朱子语类》:“今之箫管乃古之笛,云箫者,排箫也”。
建鼓:《礼记・明堂位》:“殷楹鼓,”注:“楹,贯之以柱也”。《国语・吴语》:“载常建鼓,挟经秉”韦昭注:“建,谓为楹而树之”。鼓框木制,两面蒙皮,鼓面直径80厘米,鼓身长100厘米,用一木柱直贯鼓身,杆植于一个青铜鼓座上。鼓座由青铜铸造,上有十六条大龙,头、身、尾部攀附数条小龙。出土时鼓已残毁。
小鼓:鼓框木制,两面蒙皮,鼓框侧有一小柄,通高24.1厘米,鼓面直径23.7厘米,可执柄演奏。
曾侯乙墓乐器中,成套编钟的出土,不仅是中国音乐学术界的一个重大的收获,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史、科技史,乃至世界文明史的重大发现。所反映的先秦音乐文化各方面的成就,大致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精良的乐器演奏性能和旋宫转调的应用
曾侯乙全套编钟制作精美,铸造工艺考究,虽然长期浸泡在水中,却没有锈蚀,保持了青铜的光泽,加上工艺设计的精良,如托举的青铜武士雕像及精细的纹饰,其本身就是一件气势非凡的艺术作品。将其测音结果和铭文的标音对照,其发音相当准确,表明当时的乐师已经具有精确的绝对音高的观念。对这套编钟演奏性能的研究表明,其音质良好,音色丰富优美,音域宽广,音律较准确,音响有倍低、低、中、高四个音色区组成。十二个半音俱全,可以旋宫转调。中、下层甬钟以姑洗为宫,其基本骨干音既有五声音阶,又有七声音阶的结构。各组甬钟的变化音在设计和演奏中是可以互补的。在律制上反映的是钟律设计中采用的三分损益律与纯律三度生律的复合律制。可以用来演奏采用和声、复调及转调手法写成的现代乐曲。曾侯乙墓的编钟及其他乐器,作为公元前5世纪的乐器,具有如此高的音乐性能和科技水准,不但是中国文化史上、同时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文化奇迹。这实在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二、多种音节观念形成,且七声音阶完备
对于先秦音乐是否形成五声、七声音阶的观念,是中外学者长期争论的问题,很多人持有怀疑的态度。曾侯乙编钟以其乐学结构和演奏五声、七声音阶结构乐曲的能力,充分证明了这一事实,所有猜疑和问题迎刃而解。铭文上“变宫”的存在,弥补了先秦文献对七声音阶失载的不足。“和”字作为宫音上方纯四度音的专用阶名的存在,也为新音阶的存在提供了证据。此外,复原的编磬能演奏七声音阶乐曲,排箫可以吹奏出六声音阶(在未脱水的情况下),篪的复原件,按一般指法可以吹奏出五声音阶加上变化音。如此种种都表明当时已经具有多种音阶观念。
三、一钟二音的精良设计
在青铜钟的铸造中,要使一个钟体发出两个精确的、三度音程的音,需要在音乐声学、乐器制造方面的科学知识和精良的工艺技能,而这一点,在此前我国音乐学家对西周编钟的考察中,就已经有所发现,只是当曾侯乙墓编钟出土后,人们看到明确的标音铭文时,才最终确认“一钟二音三度音程”的钟乐设计,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我国古代乐师在周代就已经完成的一项凝聚着中国人聪明智慧、堪称辉煌的科学发明。
四、青铜铸造的先秦乐律学理论
在曾侯乙编钟上,共铸有大约二千八百多字的钟律铭文,全部都是乐律学的内容。可以说,这些铭文本身就是一部先秦乐律学著作。由于记载先秦乐律学理论的文献在诸如“焚书坑儒”这样的历史事件中失传,因此,这些文字是弥足珍贵的。因其本身的学术价值,当曾侯乙钟磬铭文及其乐律学体系被发现和被重新认识后,也同时意味着对中国乐律学史以及音阶史等专题研究和成果评估的重作判断。通过对铭文的研究还可以发现,在现代欧洲音乐体系的乐理中,各种大、小、增、减音程概念和八度音组概念,在曾侯乙编钟铭文中是应有尽有,并且完全是中国人独有的表达方式。
五、十二律体系及其律制
十二律作为一种律制,是指按一定的生律方法,在一个八度内产生十二个律位。十二律的产生,标志着我国古代乐律学思维的基本成熟,并奠定了传统乐律学理论的基础。在文献上,十二律律名的完整记载,见于《国语周语下》周景王与伶州鸠有关铸钟的谈话中,其规范化的全部律名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在曾侯乙编钟上的铭文中,显示了十二律的全部律名及其异名。
在曾侯乙全套编钟的钟律设计中,存在着一个三度生律法与五度生律法的融合。这种融合对于编钟钟律设计中十二律体系的构筑,是必不可少的。显而易见的是,宫、商两组的“角-曾”结构,完成的是十二律制中六阳律的构建;而十二律中六阴律的构建,在曾钟体制中,就必须以宫、商“角-曾”结构上方五度律的派生、即徵、羽“角-曾”结构的建立来完成。换句话说,徵、羽“角-曾”定律框架以同样的方式生成了六阴律。由此可以推测,历史上十二律制中的所谓“六律”、“六吕”,其于钟乐实践中,即与钟律体制中三度生律与五度生律的融合有一定关系。在最基本的“角-曾”定律思维模式制约下,三度生律成就了六阳律(“六律”)与六阴律(“六吕”或“六同”);而五度生律则使阴阳律维系在十二律制的统一结构中。这也是《国语・周语下》“纪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的钟律理论内涵。关于十二律的生律法,在先秦文献中(如《管子・地员篇》、《吕氏春秋・音律篇》)分别记载有关于生成“五音”(五声音阶)与十二律的三分损益法。过去在“文化西来说”的影响下,有认为中国音乐史上生成十二律的三分损益法,是战国末年由希腊传到中国而稍加汉化的乐理。曾侯乙编钟的出土,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说明传统的十二律,完全是春秋时期就已体系化了的音律理论。根据音乐考古的证明,可以推测,在农业文化背景上,从西周雅乐四声音阶到春秋时期十二律的产生,在历史上可能存在着一个从“四时用音(律)”到“随月用律”的发展过程。
六、礼乐制度的形象体现
曾侯乙墓乐器的出土,首先使人们对周代的礼乐制度有了一个形象的认识。《周礼・春官・小胥》载:“正乐悬之位,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辨其声。”“乐悬”实指钟、磬之类大型编悬乐器的配置,是周代礼乐制度中体现等级的重要内容。郑司农云:“宫悬,四面悬;轩悬,去其一面;判悬,又去其一面;特悬,又去其一面。像宫室四面有墙;故谓之宫悬;轩悬,三面,其形曲。”故轩悬又称曲悬,乃周代诸侯享用的钟磬之制。曾侯乙钟架两面,磬架一面,其布局正是文献所说的“三面,其形曲”的轩悬。而曾侯乙国君身份肯定,享用轩悬之制于礼制极合,这就证实了文献记载的可靠性,对于研究周代礼乐制度,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实例。
七、大型钟鼓乐队的形成
“钟鼓”乐队,在史书中一般称之为“钟鼓之乐”,是一种以编钟(歌钟)与建鼓为主要乐器的大型管弦乐队。兴于西周,盛于春秋,直至秦汉之际。在整个钟鼓乐队中,编钟与编磬的性能尤为突出,而编钟是性能最高的一件旋律乐器。演奏时,由三个乐工双手各执丁字形木槌,分别敲击中层三个组的编钟,演奏旋律。关于编磬的音响效果,古人早有“近之则钟声亮,远之则磬音彰”的话,因此两者确实有相得益彰之妙。
在这个乐队中,建鼓是一件重要的打击乐器。它用一名乐工双手各执一个槌端呈球形的木制鼓槌敲击。很可能在乐队中控制节奏起指挥的作用。乐队中其它乐器都是演奏旋律的乐器。
在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之际,已经有如此规模庞大,具备高中低几个声部,又能转调演奏的大型管弦乐队,说明当时我国音乐文化的发展是站在世界前列的。
通过对曾侯乙墓乐器的研究,在二千四百多年前,我国古人就拥有如此精良的乐器铸造工艺,完整的音乐律学理论和实践能力,组织复杂的钟鼓乐队,让全世界叹为观止。
惊叹与骄傲的同时,也不得不让我们静下来思考:
远在二千四百多年以前,我国的音乐文化和铸造技术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如宽广的音域和完备的十二律及旋宫转调,它比欧洲十二平均律的键盘乐器的出现要早将近2000年。为什么编钟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渐的淡去了呢?十二律体系及其律制在其他乐器上为什么没得到广泛的应用和产生类似曾侯乙编钟宽广音域的乐器呢?是经济发展的制约还是礼乐制度的制约?是乐器本身缺陷的制约还是人的固守和缺乏革新的制约?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在萦绕着我们的头脑,还有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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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黑龙江省鹤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