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季羡林清华购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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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初期，季羡林先生在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原为西洋文学系，以下简称“外文系”）上学期间，在清华园和北平城里，以及国外书店及其国内分店订购了不少外文原版书，其中不乏“善本”。笔者主要检索《清华园日记》（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以下简称“日记”）的有关记录，对季羡林的国外购书经历作简略的考证和评价。

季羡林从国外书店购买外文原版书，始于在山东济南省立高中上学的时候。喜欢英语学习的他曾去信日本的丸善书店购买外国文学书，其中一本是英国著名作家吉卜林的短篇小说集，他还着手翻译过其中的一篇。当时一本书够他一个月的饭钱。他节衣缩食存下几块大洋，写信到日本去订书，书到了，又要走十几里路去商埠邮局“代金引换”。拿到新书之后，他有如贾宝玉得到通灵宝玉，心中的愉快无法形容，并由此坚定了考上大学、学习外国文学的方向。①

1930年，季羡林考上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修德文专业。该系实际上以英语文学教学为主，不管来自哪一国的教授，不管什么课程，都用英语讲授。此时经济稍微宽裕的他“旧习”不改，通过各种途径购买“洋书”，原因一则是上课学习参考的需要，再则是老师的熏陶和教诲，更有周围同学的影响，还因那未来在书斋看书写作的梦想。1932年8月25日，季羡林在《清华园日记》中写道：“我的书斋总得弄得像个样――Easy chairs，玻璃书橱子，成行的洋书，白天办公，晚上看书或翻译。”“玻璃书橱子”中“成行的洋书”从哪里来？那只能是买，而且是不顾囊中羞涩，就要买。正是这种对书的“极大的爱情”和不能自拔，导致他随后一次次地出手买书。

一、上海璧恒公司

季羡林在“日记”中记载最多的就是去上海璧恒公司购买外文书的经历。璧恒是一家德国人在上海开的出版公司，社址在上海南京路38号，中文名“德商璧恒图书公司”“德国璧恒图书公司”或“上海璧恒图书公司”，主要出版中外双语对照图书。它先后出版过《德文入门》（1931年）、《标准国语教本》（德汉对照，1939年）、《德国工业丛述》（1944年）、《德华大辞典》（1945年）等，还在1940年创办了一本名为《欧亚画报》（Europe-Asia Illustrated News）的英中对照半月刊，也出过不少有关中国风景的明信片。除了出版业务之外，它还从事为国人从德国代购德文原版书的工作。

该公司的德文名称是“Max N?ssler & Co.”，1932年12月7日的“日记”记载“又决定买H?lderlin全集。下德文课后，问Ecke，他说，Hellingrath和Seebass合辑的全集已绝版，但能买到Second hand，晚上遂写信到Max H?ssler问是否可以代买。”艾克（Ecke）是季羡林“第三年德文”的授课教师，正是他提供了《荷尔德林全集》的二手书信息。

荷尔德林（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H?lderlin，1770～1843）是德国诗人、哲学家，去世后长期湮没无闻。1913年，诺伯特・冯・海林格拉特（Norbert von Hellingrath，1888～1916）开始编辑《荷尔德林全集》。他1916年死于“一战”战场后，弗雷德里克・泽巴斯（Friedrich Seebass）和路德维希・冯・皮格诺特（Ludwig von Pigenot）接手编辑工作，直到1923年才出版了6卷本的全集。《荷尔德林全集》的出版在德国乃至全世界引发了“荷尔德林热”，声望也迅速传到了中国。我们经常传诵的“人，诗意地栖居”就是他的一首诗的名字，德国大哲学家海德格尔则拿来命名他的文章，使得我们经常弄混它的出处。

其中提到的“Max H?ssler”应该作“Max N?ssler”，前者中的“H”是“N”之误，估计是当初日记转写者粗心的缘故。该书本页的脚注只是说“Max H?ssler：书商名”，没有具体所指，其实就是前面一直提到的璧恒公司。但是，该“日记”却在书中两次将璧恒公司误当成“Maggs Bros”。“Maggs Bros”是位于英国伦敦的一家从事英文珍本书、二手书销售的书店，不太可能经手德文原版书的售卖。

据“日记”记载，季羡林从1932年8月记日记之初，就开始向璧恒公司购买图书了。1932年8月24日的日记写道：“寄璧恒公司十元，订购《歌德全集》。”这十元是定金。同年9月2日，季羡林收到璧恒的信，信中说：“钱已收接，已向德国代定Goethe，六星期可到”，他满心欢喜、日盼夜望。可是过了预定期限后的11月4日，书还没到，他发感慨说：“我向上海璧恒公司预定的《歌德全集》，计算着早该来了，然而一直到现在不见到。每天上班回来，看见桌上没有信，真颇有点惘然之感呢。”这里在“璧恒公司”之前加了“上海”二字，也再次证明了上述“璧恒”注解之错误。

在此之后，季羡林还为之担心的是，自己老借钱给同学和老乡，这套全集真到手时，钱要不够了怎么办。1932年11月15日的日记“亏了《歌德全集》还没来，不然又得坐蜡，大概借钱总是免不了的”，可见一斑。

可是最后《歌德全集》还真的是来不了了。1932年11月29日的日记记载道：“今天接到丸善来信，说H?lderlin没有了。我最近买书的运气一向不佳，前两天接到璧恒公司回信说，《歌德全集》卖完了，今天又接到这信，真不痛快。”真是运气不佳，不仅向璧恒订购的《歌德全集》没买着，向日本丸善书店订购的有关荷尔德林生平的书也没买着。季羡林这才有了同年12月7日向璧恒购买《荷尔德林全集》的想法。

这天下了德文课之后，季羡林问了艾克（Ecke）教授关于购买《荷尔德林全集》的事情。艾克说已经绝版，但能买到二手的《荷尔德林全集》，他马上决定写信去璧恒试一试。过了半个月左右的时间，璧恒公司回信说：《荷尔德林全集》有可能买到，但是须先寄定金。季羡林就立刻写了封信，寄了二十元去。这书大约1933年3月可到，他也担心定金这么高，“倘若买到的话，还不知道价钱是若干呢？”不过，这回的运气比买《歌德全集》要好得多。1933年3月29日，季羡林收到了璧恒公司的信。见信之后，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我tremble了，我订H?lderlin准没有了，我想。然而，不然，却有了”。他欣喜若狂――“我想跳，我想跑，我不知所措了。我不敢相信，我顶喜欢的诗人，而且又绝了版的，竟能买得到。我不知所以了。”他认为荷尔德林是他“顶喜欢的诗人”，歌德也不在话下，《歌德全集》没买着的遗憾也早抛在脑后了。

1933年4月1日，璧恒公司终于把《荷尔德林全集》寄来了，但是那天太晚了不能取，让他遗憾了一晚上。1933年4月10日上德文课的时候，季羡林把《荷尔德林全集》拿给艾克教授看，教授大为高兴地说：“你大概是中国第一人有这么一部书的。”他想：“能有这么一部H?lderlin全集，也真算幸福。”

到了20世纪90年代，季羡林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自己“仍然节约出一个月的饭费，到东交民巷一个德国书店订购了一部德国诗人薛德林的全集”（“荷尔德林”也译作“薛德林”），订书的地方是“东交民巷一个德国书店”，这是老来回忆之误（《清华园日记》直到2002年才出版）。不过，“这是我手边最珍贵的东西，爱之如心头肉”这句话确实不假。

季羡林本来就有编译荷尔德林生平及其诗作的想法，《荷尔德林全集》的到来有如神助。从此，他花了不少时间研读《荷尔德林全集》，偶尔翻译他的诗，逐渐以“薛德林专家”自居。在艾克和石坦安两位教授的指导下，把毕业论文最终选定在了“荷尔德林的早期诗作”这个研究主题上，成为荷尔德林在中国最早的译介者之一。

当然，除了这套《荷尔德林全集》之外，季羡林之前也向璧恒买了一些其他的书，比如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死于威尼斯》（Der Tod in Venedig），等等。

二、日本丸善书店

上文提过季羡林在济南北园高中上学时，就有过从日本丸善书店订购吉卜林短篇小说集等外文书的经历。进入清华园后，季羡林继续从丸善书店购买日本出版的外文书，他的同学们也不例外。

1932年9月29日，同学王岷源订购的书来了，季羡林的评价是：“其中以Faust为最好，可惜是日本纸，未免太Vugar。R.Browning诗集有美国气。”

过了几天，季羡林突然决定也要买这本诗集，为了200元的购书款，他愿意分两学期筹款。要知道，当时，他的学费每学期40元，每月的膳费才6元，都得他的叔父家费心筹措，200元大洋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本来《罗伯特・布朗宁诗集》就花费太多，但是10月20日他又想买《但丁全集》、乔叟（Chaucer）的书、《鲁拜集》（Rubaiyat），确实捉襟见肘。不仅如此，又过了十几天，他见一个同学“新在日本买了两本书，日金只合中币一元零一分，可谓便宜。”他又不禁跃跃欲试，想再到丸善去买几本书。在随后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这些书中包括法国作家法郎士（France）的《生平与书信》（Life & Letters）等，为的是从中选译些有关法郎士文学批评观点的内容，向杂志投稿。

“日记”中没有明显地记录说季羡林购买到了哪本书，但是明显提到了他没买到的一本书，那就是上文所说的荷尔德林的传记。1932年11月9日，他给丸善去信，过了20天丸善来信说没书了。由于季羡林经常和丸善书店联系，丸善就一直给他寄送书目，甚至他到德国留学期间也不例外。

三、英国马各斯书店

除了德国的璧恒、日本的丸善，季羡林在“日记”中还提到了英国的马各斯书店（Maggs Bros），只是日记转写者误注成了“璧恒”。在1932年9月2日的“日记”下面有个“Maggs Bros 34&35 Conduit Street London W.：璧恒公司。”的注释。“日记”中提到，季羡林8月24日给璧恒发信，9月2日已经收到回信，来回才10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人去欧洲，要么水路，要么陆路。1935年季羡林去德国留学走的是陆路，9月4日从北京坐火车出发，9月14日到柏林，前后花了十天时间②。1933年浦江清去欧洲游学走的是水路，9月12日出发，10月5日到意大利上岸，前后花了24日时间，如果到英国伦敦还得花更长时间③。而普通邮件大多走水路。这么来看的话，“璧恒”只能是在国内，不可能位于伦敦。另外，据“日记”记载，季羡林1934年4月7日6时50分从北京坐火车出发，9日晚12时到的上海，前后花了两天5个小时。如果邮件走火车，平沪来回十天显得更为合理。

综合以上分析，9月2日的“日记”说“过午接到璧恒公司的信，说钱已收接，已向德国代定Goethe，六星期可到”，《歌德全集》从德国寄到中国，然后从上海寄到北京要花6个星期是合理的。而“Maggs Bros”不可能是上海的“璧恒”，而是位于英国伦敦的一家书店――马各斯书店。

马各斯书店是英国伦敦一家专卖稀见书、二手书的老牌书店。它创办于1853年，起先位于英国康第街（Conduit Street）的34号和35号，1934年搬到几百米外的伯克利广场50号。被誉为“书痴”的钟芳玲先生走访过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书店，最为钟意的就是珍本书店。2012年8月11日，她在《北京晚报》上发表《海查德书店，皇家认证……》一文。其中提到：英国有几家书店因为提供书籍与手稿而得到“皇家认证”（Royal Warrant），其中就包括马各斯书店，因此拥有无上的荣誉。2007年底，钟先生作为顾问，策划了“2007年香港国际古书展”，马各斯书店也应邀参加。

季羡林在1932年8月24日的“日记”中说：“今天忽然想到买William Blake的诗集，共约一镑十先令，是刊在Rare books。”威廉・布莱克的诗集名为《威廉・布莱克：天真之歌和经验之歌》（William Blake：Songs of Innocence & of Experience），价钱是一镑十先令，信息来源是《稀见书目》（Rare books），但没说在哪儿看到，是由哪个书店提供的这个书目。第二天，季羡林和王岷源就相约去图书馆找沈先生往英国代购。第三天一早，他们去了图书馆，沈先生说两个月后书就可以到了。但是才过了两天，季羡林就等不及了，他在8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最近我老感到过得太慢，我希望日子过得快一点，好早叫我看到William Blake的诗。”

1932年9月2日的“日记”提到“托Herr王④索要目录信”，第二天又提到“目录信”的收信地址是清华园，寄送地址是“Maggs Bro，34&35 Conduit street，London W.⑤”。“Maggs Bro”也就是马各斯书店。同年9月29日的日记又记载，季羡林“晚上读Emma，抄Rare Books，预备买两本，我也知道Rare Books太贵，但是总想买，真奇怪。”估计是在图书馆抄的，因为他看的简・奥斯汀的《爱玛》（Emma）是不能借出来的。1932年11月20日的“日记”说：“今天接到Mags Bros寄来的rare books目录。”笔者要说的是，“Mags”中少了个“g”。这就把马各斯书店、《稀见书目》、目录信统一在一起了。

估计是清华大学图书馆经常向马各斯书店采购书，书店寄来书的同时也附送了他们刊印的《稀见书目》，图书馆为了方便清华的师生托购图书，就把该《稀见书目》放在馆中供查阅。如此这般，季羡林和王岷源才能得知英国二手书的信息，有了采购之念。而为了得到最新的二手书信息，他们才想让马各斯书店寄送最近的《稀见书目》。比如，1932年11月4日的“日记”提到季羡林又托购了其他两本书，一本是赫伯特・雷德（Herbert Read）的《英国诗歌的各个阶段》（Phases of English Poetry），另一本是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的书，不知具体的书名。1932年12月7日，季羡林忽然决定再托图书馆买书。第二天，他去找沈先生，但是沈先生说8月他们向英国订购的书还没来，要打电报去问问，让他们再等一等。

四、福伊尔斯书店

除了马各斯书店，季羡林在“日记”中提到的还有英国另外一家名气更大的书店――福伊尔斯书店。

据王岷源回忆，有一次，西洋文学系三四年级合班上课时，三年级的王岷源和四年级的钱钟书在一起上课，后者看见前者有Son of Women（《儿子的女人》，英国作家劳伦斯的传记）这本书，就借去翻了一下。为了谈这本书的来源，本文顺便提起：

“附带说一句：当时清华大学图书馆有个德政，就是可以替学生在外国的书店代购图书。只要学生把想买的书，一本书一张卡片，写好书名、作者姓名、出版社名及出版年及托购者姓名等，交给采购股，图书馆从国外订书时，就附带把学生托购的书也写上。等这些书寄到清华时，图书馆就通知学生，书已买到，原价若干，折合中国钱币多少，请来馆付款取书（我的印象是当时换外币并不困难，汇率也比较稳定，一美元约合中国钱币两元左右）。由于有这个方便，当时清华的教师和学生通过图书馆从国外买书的不少。大概从英国进口的书多半是从一家大书店Foyles买的，上面提到的那本Son of Women的封二左下角就贴有Foyles的标记；从日本进口的书，则往往是通过丸善（Manzen）书店购买。”⑥

这段话的大致意思是清华大学图书馆在国外订书时，可以附带订购本校老师和学生想要的书，如此“德政”极大地方便了清华大学特别是外文系的师生们。而图书馆订购的来源就是英国的福伊尔斯书店（Foyles Bookshop）和日本的丸善书店，比如《儿子的女人》的封二左下角就贴有福伊尔斯书店的标记。

除了由清华大学图书馆向福伊尔斯书店托购，季羡林估计也有自己去向该书店买书的经历，因为1933年6月6日的“日记”记载道：“早晨跑了一早晨，忙着汇钱，汇到Toyle。”“Toyle”估计是“Foyles”的误写，不知是作者日记之误，还是转写者之误。福伊尔斯书店位于伦敦有名的书店街――查令十字街（Charing Cross Road），至今仍然是欧洲最大的书店，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历史系学生夏鼐（1930-1934年在校）等人到英国游历或者留学时，都走访过这家书店，也许是当年曾经通过图书馆向该书店订购过原版书的缘故吧。因为钟芳玲之介，国人熟知的是“查令十字街84号”，虽然位于此的马克斯-科恩书店（Marks & Co）早已于1969年关门歇业，但因为海莲・汉芙同名书籍的流行，引得无数国人去朝圣，也包括笔者在内。

但令人遗憾的是，季羡林到底向这两家书店买到了什么书，“日记”中没有明确的记载。

（叶新，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教授、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 季羡林.我和外国文学的不解之缘[M]//季羡林.季羡林说：清华那些事儿.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15.

② 季羡林.季羡林日记・留德岁月（第一卷）[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

③ 浦江清.清华园日记 西行日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④ 即王岷源――译者注.

⑤ 英国伦敦西区康第街34号和35号――译者注.

⑥ 王岷源.亲切怀念默存学长[M]//沉冰主编.不一样的记忆：与钱锺书在一起.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4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