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区域经济史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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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6-0157-02

改革开放近30年来，广东得开放风气之先，借改革政策之力，其经济与社会发展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近年来，凭借着雄厚的经济实力，广东省又大力建设“文化大省”，在众多“文化工程”中，推出《岭南博士文库》，郎国华《从蛮裔到神州――宋代广东经济发展研究》即是其中的一种。若从硕士生算起，我治宋代经济史也已近30年，其间写过几本书和一些文章，因而这本专门研究宋代广东区域经济的专著勾起我的阅读欲望。

全书20余万字，除“绪论”、“结语”外，共分6章：即政区与人口、自然和农作、手工业、交通和商业、宋代中央政府对粤政策及其对经济的影响以及入粤流人对经济的影响。该书的研究重点，一是宋朝中央政府治理岭南的政策；二是今广东境内分区域经济重心的移动；三是海外贸易对广东经济特点的影响；四是中原移民，特别是宋代流放、谪居岭南的众多官员对广东经济的影响等问题。（该书第18-19页）应该说，这几个问题确是影响宋代广东经济发展状况的关键问题，作者研究重点的选择是有学术眼光的。

就两宋区域经济的研究状况而言，两浙、福建、江南东西等路或因其位列先进、或因其上升迅速而备受关注，而岭南地区则“门庭冷落车马稀”，研究成果不多。原因显而易见，即其经济和社会发展落后所致。然而先进与落后是相对的，广东经济发展的位次虽靠后，但仍有亮点，如广东的海外贸易显然处在全国领先地位；在外贸拉动下，陶瓷、制糖等手工业亦有不小成绩。特别是近30年来广东经济发展取得骄人的成就，人们愈是希望了解广东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来龙去脉。鉴于上述种种考虑，该书的确值得一读。

正因为相对而言，学界对于宋代广东经济的研究成果不算太多，因此必须花相当的苦功去搜集基础性史料，方能勾勒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大致框架来。该书作者引用古籍250多种，涵盖时段从秦汉到明清，力求扩大史料范围。作者除参考大部头的《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上百种宋人文集外，还将搜罗范围扩大到元、明、清时期，特别是从明清方志中搜出不少能够反映宋代广东经济发展状况的材料。此外，近年来广东各地新出土的文物和考古发现，作者亦尽可能一一亲历探访。这种艰苦、细致、扎实的史料搜集功夫，使得该书的种种立论有了实证基础。作者对学界成果的梳理，除史学著作和论文外，亦扩展到历史地理学、人类学、历史语言学等多个学科，甚至连未刊论文如曾雄生、杨文新、金强等人的论文亦囊括在内。（见该书参考文献“论文部分”）可见作者搜集史料和学术成果时的确下了一番苦功，殊为不易，值得肯定。

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宋代广东地区的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即从宋以前的“化外之地”转而“融入全国经济体系”。这个观点清初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即有表述，即宋代以前的岭南是“蛮荒”，宋代以后的岭南才是“神州”，此即该书书名《从蛮裔到神州》的由来。该书作者的贡献在于，通过对宋代广东政区、人口、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和外贸等方面的详尽考察，将宋代广东从“蛮裔到神州”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点用史料（含前人研究成果）给落实了：即宋代广东“迎来了发展史上一个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阶段。告别南汉政权造成的与中原相对分割的状况后，广东重新融入了中国的整体发展格局。在中央政策的支持下，加上自身特点的发挥，广东的经济在此期间获得了极大的进步，从整体上摆脱了‘蛮荒’、‘瘴疠’之地的落后面貌，开始成为神州大地。”（第322页）然而，与其他各路比较，广东经济虽呈“全面开发的趋势”，（第325页）但仍处在一个初步发展的阶段，对其发展程度不能估计过高。

这样一个历史转折不是一朝达成的。作者依据所掌握的材料，将宋代广东经济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第259－264页）第一阶段从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平南汉始，历太祖、太宗至真宗朝，共计27年（971-997年），这是广东经济的恢复阶段，亦是其融入全国经济体系之始。第二阶段为真、仁、英三朝（998-1067年），约70年时间，这是广东经济的平稳发展期。第三阶段从北宋神宗朝一直到南宋中期（1068-1224年），约157年，这是宋代广东的鼎盛时期，广东“化外”色彩逐步消除。第四阶段是南宋后期（1225-1279年），约55年，随着福建泉州“刺桐港”的崛起和宋末的战乱，广东经济受到打击和破坏，可以名之为“衰退”时期。

两宋300年间广东经济演进的轨迹，除了时间上的阶段划分外，还有空间上的重心移动问题。作者通过对宋代广东境内人口重心的考察，并辅之以水利兴修、手工业和对外贸易的相关考察，指出岭南地区的经济重心在西汉时期是以苍梧郡为中心的西江流域；唐以后随着岭南与中原的交通要道东移至彬州路和大庾岭，北宋时期其经济重心又移到今粤北的韶、雄、连地区；而南宋以后，经济重心又南移至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地区，自此以后，珠三角地区的重心地位一直未曾移易。这样，作者就从纵、横两个方面为我们勾画出宋代广东经济演进的清晰轨迹，这是值得称道的一项贡献。而在这个过程中，作者对广东人口从山区向珠三角平原和沿海地区的流动趋势，对水利建设特色（如粤东沿海口岸以海堤为主，粤北山区以潴水陂塘为主，粤西则以江堤为主）的勾勒，对中原谪宦、流人、移民在广东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如苏轼等人在广东推广中原的农耕和水利技术等），以及对交通和海外贸易在拉动广东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问题，均以史料为依据作出了实证分析，不仅为学术界提供了新的知识，而且富有启发意义。

当然，作为学界第一本研究宋代广东经济状况的专著，该书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前述宋代广东经济演进的阶段划分，作者将之放在第五章“宋代中央政府对粤政策”中叙述，不免“文不对题”，亦影响了该论题的开掘。而广东区域经济在宋代的地位，需要放到宋代整体经济的格局中，在与各路经济的比较中方能确定，对广东经济特点的把握更离不开比较的视角。以我之拙见，该书视野可以更开阔一些，甚至可以专立一章，从各路比较中谈广东经济特色。当然书中在“结语”部分谈到宋代广东经济的四个特色，一是经济重心从粤北南移到珠三角地区，二是广东经济在宋代呈全面开发趋势，三是广东经济的发展与外贸联系密切，四是广东经济的发展初步孕育出广东民众“淡泊虚名、易退难进与重商、重利和易于开拓、敢于拼搏的精神特质”，（第323-331页）这都是就广东谈广东。如能与各路比较，相信会把广东经济的特色总结得更加深入、更加鲜明。此外，在材料运用上，亦有若干失误，如广州城内水井开凿，似属城内生活设施建设，而不是生产性质的水利事业；南海一号古沉船的发现，是否能说明广东造船业的水平，在尚未敲定沉船的建造朝代之时，恐不能遽下结论。当然瑕不掩瑜，只是希望作者将来修订此书时，能够精益求精，更上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