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文人的艺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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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魏晋时代文人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是艺术人生，他们冲破了汉代人物品藻的束缚，更注重人的精神气质品评，追求精神超然的人美，强调人应该顺着他的自然本性生活和“审贵贱而通物情”。他们热心于对自然美的体悟与鉴赏，认为山水生育万物而不自矜；有大美而不自言；抱朴守一而流转圆融；淡泊宁静而又生机盎然。他们总是以艺术的眼光去观照生活，以艺术的眼光去建构生活，使生活艺术化。此外，他们还把人格精神渗透于艺术创作，使之透着他们的审美情趣、精神气质、玄远情怀、人格品位、创作追求、表达技巧等诸多的生命信息。
[关键词]魏晋;文人;艺术人生
魏晋文人追求人生的最高境界是艺术人生，因此他们尽管生活在社会动荡朝不保夕的战乱年代，却仍然活得精彩纷呈，一派灿烂。
一、精神超然的人美追求
魏晋文人的精彩的艺术人生是以玄学向两汉名教宣战开启的。两汉儒学着眼于王道秩序与名教秩序的建构，玄学以探索理想人格的本体为中心的课题。两汉儒学热衷于“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魏晋玄学却从汉代的宇宙论转向思辨深邃的本体论。在人美标准方面，“汉代相人以筋骨，其后识鉴乃渐重神气。”（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
嵇康崇尚的精神境界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是故言君子，则以无措为主，以通物为美”。（《嵇康集・释私论》）这里其实阐发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两方面内涵：一方面，强调人应该顺着他的自然本性生活，不管名教的清规戒律、条条框框，不在乎社会上的褒贬，就是“心无措乎时非”。另一方面，是就人与宇宙的关系来说，两者是统一不“隔”的，人应该“审贵贱而通物情”，能够物情顺通，就与大道无违。达到物情顺通的条件是“情不系于所欲”。
这种不滞于名教清规，不滞于物的自由精神，是一种心灵超然之美，是一种人格哲学之美，它可以超然物外，甚至坦然面对生死祸福：
谢太傅盘桓东山，时与孙兴公诸人海戏。风起浪涌，孙（绰）王（羲之）诸人色并遽，便唱使还。太傅神情方王，吟啸不言。舟人以公貌闲意说，犹行不止。既风急浪猛，诸人皆宣动不坐。公徐曰：“如此，将无归。”众人皆承响而回。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世说新语》）
嵇康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今绝矣！”（《晋书・嵇康传》）
这种超凡的从容，没有齐寿夭、等生死的襟是无法做到的。
不滞于名教清规、不滞于物的自由精神还表现在魏晋时代对人美的“人物品藻”方面。魏晋时代的文人更欣赏人格气质之美，喜欢用有形的自然物来品评人物的精神气质，喜欢用无形的“神”、“神情”、“风神”来品评人美。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萧萧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云：“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如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世说新语・容止》）
魏晋时代所谓的神，是指人物本体内在气质在言行举止之中的体现：
王右军……叹林公器朗神隽。（《世说新语・赏誉》）
弘治肤清，叔宝神清。（《世说新语・品藻》）
王戎云：“大尉（王衍）神姿态高彻。”（同上）
陶侃见到庾亮的“风姿神貌”，立即改变了他对庾氏的态度。这种对人美的评价使魏晋时期由两汉时期对人评价更注重外在的社会标准，转向以活生生人物内在的精神气质为标准，标志着魏晋时代自我意识的觉醒。
二、对自然美的体悟与鉴赏
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道德经》第二十五章）“道法自然”是说“道”是以自身的本性为法则，它是超验的，高于一切的存在。以老庄哲学为思想源泉的魏晋文人是从自然山水的具象中领悟“道”的无穷的。在对自然山水进行的审美观照中，他们发现自然山水生育万物而不自矜；有大美而不自言；抱朴守一而流转圆融；淡泊宁静而又生机盎然，是一种具有无穷的空灵玄妙的存在。这些正与他们追求的精神超越、自足之乐、逍遥之趣、无言之美相契合。自然美最深层、最精微之处，正体现了“道”的超验性，而越是超验的就越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在对自然美的鉴赏中，恰能满足魏晋文人那玄远而超迈的精神追求，激活他们灵动而飞驰的想象力。所以体察品味山水，会更使他们神思飞扬、心灵激荡，领悟到“道”的奥妙与博大。宗炳说：山水“质有而趣灵”，“山水以形媚道”。（《山水画序》）清楚点明山水虽“质有”，即有限的真实的存在，但却又蕴有一种无限的灵形精神，这就是“道”，而形而上的本体“道”正是借形而下的山水来表现。
对自然山水的审美观照，使魏晋文人创作了大量的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绘画。散文方面有王羲之的《兰亭序》、鲍照的《登大雷岸寄妹书》、陶弘景、吴均的《叙景短札》、郦道元《水经注》等绝美的自然山水描写作品传世。诗歌方面有陶渊明、谢灵运的田园山水诗创制了千百年来田园山水诗派的模板。在山水画方面，姚最第一个提出“心师造化”，主张画家要以自己的主观情思去感受与熔铸绘画对象，做到情景交融。宗炳在“老病俱至，名山恐难遍游”的心态下，创作山水画，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希望以此“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历代名画记》）表现出的是中国山水画“畅神”、“悟道”玄远幽深的哲学气质，也表现出魏晋文人对自然山水的深刻解读。
三、融艺术于生活
魏晋文人对人物、山水的审美观照由实入虚，即实即虚，超凡入玄，使他们总是以艺术的眼光去观照生活，以艺术的眼光去建构生活，使生活艺术化。
王羲之曰：“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
顾恺之言会稽山水：“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雾蔚。”
即使在行路之中也能发现自然山水动人心魄的美，充分表现魏晋文人对自然之美浓酣的情趣。
顾彦先平生好琴，及丧，家人常以琴置灵床上，张秀鹰往哭之，不胜其恸，遂径上床，鼓琴，作数曲竟，抚琴曰：“顾彦先颇复赏此否？因又大恸，遂不执孝子手而出。”（《世说新语・伤逝》）
深于情者，不仅对宇宙人生体会到至深的无名的哀感，就是快乐的体验也深入肺腑，超越生死，惊心动魄。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来，兴尽而反，何必见戴？”（《世说新语・任诞》）
这种寄兴趣于生活过程本身价值，而不计较其功利目的的举止，集中显示了魏晋文人唯美的生活情趣。
谢灵运构建庄园，在环境布局上力求“选自然之神丽；尽高栖之意”。（《宋书谢・灵运传》）
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世说新语・任诞》）
与自然美的融通，培育了魏晋文高雅的生活情趣。
支道林好鹤，往郯东东峁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铩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懊丧之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世说新语・言语》)
晋人追求的精神自由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也不仅停留在思辨层面，而直融入生活情趣中，这种推己及物悲天悯人的大情怀，这种物我合一的宇宙意识使他们的生命更富于情调。
魏晋文人创造了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诗情画意的生活。他们或啸歌豪饮于竹林之中，或流觞赋诗于兰亭曲水，或相聚乘船于海上览胜，或陶然自醉于田园山水。虽然时有政治高压与社会动荡袭扰，但他们仍然活出一派浪漫、一派率真。这比起那些急急于建功立业、伐性于为物所役的禄蠹利虫，显然要从容得多、自在得多、淡定得多。可以说魏晋文人创造了他们的艺术生活，艺术生活又造就了魏晋文人的独特风骨。
四、渗透人格精神的艺术创作
魏晋文人艺术人生，还表现在他们总是把人格精神渗透于艺术创作之中。在他们成功的作品中，渗透着他们的审美情趣、精神气质、玄远情怀、人格品位、创作追求、表达技巧等诸多的生命信息，他们之中的成功者，已经把生命感悟熔铸于作品，那作品也就自然带有了作者活泼泼的生命。作品这种与生俱来生命基因，是它们终生不变的代码，它昭示魏晋文人的人格精神和审美趣味，会使读者因感受到作品中的生命律动而怦然心动，以作者的歌哭为歌哭、以作者的好恶为好恶。
魏晋文人对作品中的情性给予充分肯定。向秀《答养生论》指出：“有生则有情，称情则自然得。若绝之而外，则与无生同，何贵于有生哉！”陆机提出“诗缘情而绮靡”的杰出命题；刘勰、钟荣相继提出“情者文之经”、“为情而造文”等创作原则；嵇康将音乐之和谐完美归结为“之所钟”（嵇康《声无哀乐论》），王微热烈鼓吹“画之情”，连书法也“殊不师古，而缘情弃道”。（《全晋书・笔阵图》）这些准确地概括了魏晋文人“重情”、“称情”的创作理念。
魏晋文人的创作除重情外还表现出超然的本我意识。郭象说：“故自然者，即我之自然。”又说：“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庄子・齐物论〉注》）人受制于外物的成说，在这位玄学家的理论中被全然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一空依傍、注重自我的独立意向。王M宣称：“画乃吾自画，书乃吾自书。”张融更自信地说：“不恨我不见古人，所恨古人不见我”。这些都生动地表现出这一时代文艺创作普遍觉醒的自我意识。
因为“道法自然”，顺应自然、顺情适性的行为方式遂成为魏晋文人追求的创作方向。风靡于魏晋文人中的“皆以任放为达”（《世说心语・德行》）的风气，是“法自然”的一种方式，风行于这一时期的行草也是魏晋文人顺情适性心态的流泻。所谓行草是一种纯出于神机的书法艺术，它不以“录词”、“储物”等实用性功用为重，而是以飞动流畅的线条去“从心所欲”地表现书法家闲散超脱的心灵。所谓“钟繇每点多异，羲之万字不同”，唐人张怀评王献之书法是：“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行；草又处于其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父之灵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独绝也。”（《书议》）正映现出“晋人的书法是这自由的精神人格最具体最适当的艺术表现”。（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欧阳修高度赞赏“淋漓挥洒”、“百态横生”、“意态如无穷尽”的魏晋书法，更点醒此种笔墨遗迹可使人“想见其为人”，窥见到魏晋文人的文化心态。
魏晋文人还将宇宙大化对生命的感动融入诗中。王羲之的《兰亭》诗：“仰视碧天际，俯瞰渌水滨。寥阒无涯观，寓目理自陈。大哉造化工，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真能代表晋人这纯净的胸襟和深厚的感觉所启示的宇宙观。‘群簌虽参差，适我无非新’两句尤能写出晋人以新鲜活泼自由的心灵领悟这世界使触着的一切呈露新的灵魂、新的生命。”（宗白华《艺境》第133页）陶渊明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饮酒》其五）只有心中一片空明，一派虚静，才能与大化自然融为一体，才能体悟到日夕的山气，归还的飞鸟构成奇妙美景的真谛，而这种发自内心的感动，是无法用语言来准确表达的。这样的诗是需要有作者的人格造诣来写的，是要用作者的超迈精神来写的。所以应该说，先有了陶渊明的人格，才有陶诗的品格；先有陶渊明超迈脱俗的气度，才有陶诗玄远恬静的境界。作者的精神气质与作品的主旨是不隔的。
魏晋文人的艺术人生，开启了中国文人艺术创作自觉的先河，也给中国文人树立高标独立的人格诸多启迪。至于魏晋末流们的委顿与顺随、绮靡与雕镂并不代表魏晋文人的主流精神，这个问题已不是本文所能旁及的，只有留作它论。
[参考文献]
[1] 宗白华．艺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2] 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3]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
[5]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6] 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M]．上海：三联书店，1989.
[7]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8] 汤用彤．理学・佛学・玄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作者简介]杨荣祥（1955―），男，辽东学院师范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文化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