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曾国藩是否为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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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曾国藩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学家。确实，他在许多方面都带有理学家的特点。但是，他在理学发展史上却没有留下什么著作，而且他对理学思想的议论也多重复和阐述朱熹等人的余唾。因此，曾国藩是否是个理学家这个问题还有待考证。

[关键词]曾国藩；理学；理学家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曾国藩实为一个理学家，当然，说他是个理学家也是有道理的。早在京宦时期，曾国藩就曾经追随唐鉴、倭仁、吴廷栋等人学习理学。事实上，他在许多方面也都带有理学家的特点。

首先，他非常重视理学。1869年他在《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中谈到治学问题时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词章、曰经济。・・・・・・有生又不过数十寒暑，势不能求此四术遍观而尽取之，是以君子贵慎其所择而先其所急，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1]很明显，曾国藩认为，儒学虽然分为四科，但只有义理是统帅，其他各科都是为义理服务的，不过是它的具体化。因而，考据、词章、经济三科同义理比起来，皆轻于它。他的这种观点与理学家是基本上一致的。

其次，他在世界观和道德观上与理学家也是一致的。曾国藩认为，“万事万理皆成两片”，[2]“非两不立”。[3]所谓圣人之学，不外乎“即物求道”和“身体力行”，前者即所谓“致知”，后者即所谓“力践”。他不同意王守仁的“即知即行”之说，他认为“致知”重要，“力践”更重要。[4]曾国藩非常重视个人品德的修养。自追随唐鉴、倭仁学习理学以来，他虽没有严格按照理学家的样式去生活，但从未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对自己不合封建道德的做法经常进行反思，这点我们可以在他的日记中明显感觉到。

在政治上曾国藩更是处处摆出一副理学家的面孔。自湖南出发去进攻太平军之前，他曾文告说，“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5]天平天国宣布人人平等，田货归公，“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6]他号召一切忠于孔孟之道的封建士人起而向太平天国作斗争，说“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7]确实曾国藩在选拔军官，招募幕僚时也都是以是否忠于封建礼教，即是否所谓“血性男子”为标准。例如周腾虎、刘翰清、赵烈文、华蘅芳、徐寿等人就是因为在太平军攻破常州城后仍据城顽抗而被曾国藩视为“血性男子”并向朝廷举荐后受到重用的。曾国藩手下的不少幕僚和将领也大都是由于誓与太平军为敌被而收为部下的。

理学思想虽然在曾国藩的个人生活及政治生活中有明显的表现，但曾国藩作为一名大名鼎鼎的理学家，其在学术上却没有什么著述。曾国藩去世后，《湘军志》的作者王运曾送去一副挽联，对他一生的长短得失作过较为客观的评价。挽联文是：“平生以霍子孟张叔大自期，异伐不同功，勘定仅传方面略；经术在纪河间阮仪征之上，致身何太早，龙蛇遗憾礼堂书。”意思是他平生以西汉的霍光和明代的张居正自期，但因为时代不同，成就相差甚远，并没有真正像霍光、张居正那样位居中枢，而仅仅是力撑东南半壁，一生只留下一些用兵方略；在儒术方面的造诣超过纪昀和阮元，但升大官太早了，没有留下什么学术著作。

曾国藩对理学思想所发议论，亦大多是重复或阐述朱熹等人的余唾。例如，他说：“吾之身与万物之生，其理本同一源。乃若其分，则纷然而殊矣。”[8]这是对朱熹“理一分殊”说的复述。既然“理一分殊”，如何认识这唯一的绝对的“理”呢？又如何从不同的“分”体现这同一的“理”呢？这就要“格物致知”和“即物穷理”。他说：“吾心之知有限，万物之分无穷；不研乎至殊之分，无以洞乎至一之理。”[9]这是对“理一分殊”说的发挥。他认为只有认识“至殊之分”，才能认识那唯一绝对的“理”。反过来证明，“分殊”中包含了至一的“理”。就认识的规律来说，只有先认识具体的事物，才可能抽象出事物的一般特征，认识事物的本质。曾国藩讲的认识“理”的途径，应该说是合乎思想逻辑的。可是，理学家们的理，是封建的伦理道德；认识理，只是要体现居敬、父慈、子孝。这种唯心主义的思想就淹没了它的认识论的合理性。

曾国藩的思想并不仅仅体现在理学方面，他还对儒家各门各派采取兼收并蓄的方针，力求集各家之长，自成一代“通儒”，而且对诸子百家亦主张兼师并用，吸收各家之长杂揉一体，以加强自身的修养，提高治国的本领。1861年他在日记中写道：“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俭，兼老、庄之静虚，庶于修己治人之术两得矣。”[10]他还认为墨子学派的后人“豪侠”亦有不少方面，如薄利重义、忘己济人，轻死重节等，皆与圣人之道相一致。还说：“昔人讥太史公好称任侠，以余观此数者乃不悖于圣贤之道，然则豪侠之徒未可深贬。”[11]

以上可以看出，严格说来曾国藩并不能算是一个纯粹的理学家。但是在他的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我们又能看到理学家的影子。这里如果我们对理学家的定义进行细分的话，将理学家分为理学理论家和理学实践家。那么曾国藩就当之无愧地是一个理学家了，是理学家之中的实践家。因为在他的目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中无不贯穿着理学思想。虽然在学术上曾国藩并未对理学做出突出的贡献，但是他在理学实践方面的某些做法还是值得后人思考和学习的。

参考文献：

[1]《曾文正公杂集》第4卷，第4页。

[2]《曾文正公书札》第10卷，第36页。

[3][4]《曾文正公书札》第1卷，第9、10、11页。

[5][6][7]《曾文正公文集》第3卷，第1、2页。

[8][9]《曾文正公文集》第4卷，第8、9页。

[10]《求阙斋日记类钞》上卷，第20页。

[11]《曾文正公杂著》第4卷，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