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吴中原”之遗韵“江南水乐”之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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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湖渔歌约源于宋代，一千多年来，与当地渔民相伴而生，庚续不断。近年来，随着媒体的报道传播，它越来越受到关注。特别是2008年9月，大型组歌《赣鄱谣》在北京举行的“2008国际民歌博览音乐周”中于国家大剧院世界首演后，独特的鄱阳湖民俗风情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次年，国务院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批准立项后，鄱阳湖渔歌等区域音乐文化更是备受关注。然而，目前有关鄱阳湖渔歌的研究大多停留在介绍层面，缺失深广研究。鉴于此，本文试从音乐地理学、民族音乐学和文化人类学角度对其进行深度阐释，期以木瓜引琼瑶。

一、水乡泽国：渔歌的生态条件

鄱阳湖地处江西北部，位于长江之九江河段南岸，古称彭蠡，隋代因其扩展到古鄱阳山，故得名“鄱阳湖”。唐代王勃在《滕王阁序》中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正是对鄱阳湖旖旎风光和锦绣人文的绝妙描写。

鄱阳湖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属于由南向北倾斜的赣江下游河谷盆地，面积达5100平方公里。它水产资源丰富，特别是鱼类，有二十多科、一百四十多种。每年春、夏、秋、冬的捕鱼季节，是鄱阳湖渔民的规律性劳作期。这些成了鄱阳湖渔歌传承发展生态系统的物质基础。

鄱阳湖由来自江西南、东、西三面的赣江、抚河、信江、鄱江、修水五大江河以及诸多支流潴水渐淼而成，并向北进入长江。因此，从地理条件看，鄱阳湖是水上交通枢纽，以其为中心，不仅五大江河流域的文化相连，而且通过长江，其与中国江、海、河流域的文化也相系。这成为了鄱阳湖渔歌开放性文化生态系统形成和发展的客观条件。

沿鄱阳湖区有名山（庐山――世界上唯一同时拥有“世界文化景观”和“世界地质公园”称号的世界名山）、名楼（滕王阁）、名镇（始于秦代的鄱阳古镇）、名人（陶渊明等）。这里民风纯朴，戏风盛行。早在宋代，南戏就广传鄱阳湖文化区。南宋末年，在南戏基础上产生了弋阳腔，并于明代成为著名的四大声腔之一。后来，又陆续衍生了鄱阳饶河戏（即赣剧）、湖口青阳腔、都昌高腔戏等地方剧种，并盛行各地。这些成为了鄱阳湖渔歌传承发展生态系统的优越的人文条件。

二、水乐情深：渔歌的艺术特色

鄱阳湖渔歌泛指流传于鄱阳湖区域的、与渔民劳动和生活密切相关的民歌，共一百四十多首，主要是“鄱湖船歌”和“渔工号子”，后者又分为陆地号子和水上号子（撑船号子和捕鱼号子）。它们主要流传于沿湖的鄱阳、湖口、星子、都昌等县，大体可分为赣中、赣东北、赣西北三大区域①，其中赣中区域的渔歌数量最多。鄱湖渔歌，因为产生并传承于“水乡泽国、鱼米至盛”的环境中，所以独具艺术特色。

（一）质朴意深：歌词的艺术特色

歌曲都是词曲的有机结合，其音响结构无不源于词曲的对立统一，因此，歌的特色一定程度上源于词的特色。鄱湖渔歌亦如此。

鄱湖渔歌词与渔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说：“人类的语言总是符合并相应于一定的人类生活形式的。”②的确如此，该渔歌的词，从织网、补网到撒网捕鱼，从推船、拖船、拉纤到行船和走风，从撑篙、荡桨到摇撸，从送郎到想郎和盼郎等，几乎涵盖了鄱阳湖渔民生活和劳作的各个方面。其中，既有微观具体描绘性歌曲，如《每日打鱼乐淘淘》等；也有更为宏观性叙述歌曲，如《码头歌》等。可以说，鄱阳湖渔歌的歌词整体展现的，是湖区渔民生活原生态性的各种场景。

鄱湖渔歌词有丰富深层的意指。有许多鄱湖渔歌词反映渔民的内心情感，如有表现渔民爱情的、反映渔民辛酸的、表现渔民对家乡之爱的等，特别是表现渔民“思之苦”的，如渔歌《我想情哥日落山》：“想郎（个）想得（也）（哦是）肚肠断（咧）断（咧），望郎（喏）（哦）望得（也）眼底穿（喏）。”该词把渔民“思”的苦楚凄婉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鄱湖渔歌词在形式层面特色鲜明。从结构看，其四句式最多，二句式、六句式和八句式次之，对称性彰显；在渔工号子中，结构较自由。从用词看，绝大多数的船歌都是七字句，词风偏雅，所有歌词中都有衬词。在七字为一句的歌词中，衬词多按照“4＋3”或“4＋2＋1”或“2＋2＋2＋1”的模式融入。由于衬词的融入，歌词局部的对称性被打破，稳定的结构增添了变化，歌词词风因而更倾向于生活化，拥有质朴感。如《这朵白莲涌园》：“唱个山歌（哩也）我牵（咧）先（叻），我是湖边（咯哦）采花仙（叻）……”。而在号子中，衬词融入渔民劳动生活节奏中，成为一种有能指的“音调”。如《放卡子声调》：（甲）来，（乙）哦；（甲）来，（乙）哦……③。这拙朴的歌词，鲜明地反映了渔民高度协同化作业的特色，表现了渔民“生存”的“本真意味”。

巧用比兴，意味鲜明。比兴是中国民歌歌词常用的手法，而鄱湖渔歌词比兴独具特色，主要在于其善于运用鄱阳湖区域的特色生物来比兴。如最具代表性的歌曲《半斤不上钩》：“唱个山歌（哩也）我牵（咧）头，我是湖边（喏哦是）钩鱼（也）钩（哇），千斤鲤鱼（也）都钩（喂）起（呀），半斤（个）（哟哦是）不上（呃）钩（哇）……”，以鄱阳湖鱼类特产之一的“”象喻女性，以“钩”象喻男性，七字句，“4＋2＋1”模式的衬词，表现鄱湖人两情的“对话”，生机盎然。

（二）个性彰明：曲调的艺术特色

鄱湖渔歌，曲调与歌词一体，歌情与渔事相融，歌风素朴，情趣富丰。这一切都根于渔歌曲调特性彰明，旋法、节拍节奏、调式调性、曲式结构、润腔等富有特色。

鄱湖渔歌特色在于旋法个性鲜明。第一，“四音旋腔”广泛运用。该旋腔常为一次上行大跳结合级进下行三音列（“宫－羽－徵”或“徵－角－商”）形成“一音加三音列”的特色，如广为流传的《一网鱼虾一网粮》（参见谱例1）。

谱例1：

上例中第2、第13小节就是四音旋腔的运用。在腔词结合上，词中“上”和“破”字的去声音调与下行的旋法相吻合，“破”字与旋腔相合，更是生动反映了“一篙点破水中天”的妙趣。

第二，“结束旋法”有特色。渔歌乐句结尾、乐段结尾和乐曲结束时，常以宫音（有时不用“宫音”）－羽音－徵音的连续下行构成“结束”，形成渔歌最具普遍性的结束感。从谱例1看，第一、三、四乐句都清晰地表明了此特性。正因此，羽音成为渔歌旋律的主要音级，甚至可谓为色彩性调式音级。而徵音因为多作为结束音，所以渔歌中徵调式最多。

第三，旋律线多呈下降型。渔歌（特别是船歌），多呈由陡降到平缓的下降线型，并多以长音结束。这可能与渔民多在平静湖面上劳作密切相关，因为渔民每一次用力摇橹或撑篙后，船都可借助惯性前行。

渔歌个性还表现在音乐要素中。第一，渔歌的节奏节拍依音乐运用场合不同而异。从节奏来看，较典型的是船歌的切分音节奏型，其在渔歌中常常一以贯之（见谱例1）。号子的节奏律动型因劳动场景不同而富有变化。撑船号子多为“长律”④，个人演唱为主，节奏多变，较自由；推船和拖船号子则为“长律”和“平律”相结合，领唱和合唱相继，如《拖船号子》等。从节拍看，绝大多数渔歌节拍富有变化。

第二，渔歌曲式结构多属于单乐句或双乐句构成的单曲体结构。其它多乐句曲体大都由单乐句或是上下句演变发展而来。其扩展整体结构最常用的手法是“插腰”式手法⑤。渔歌中的撑篙类号子、拖船类号子结构较自由、规模相异较大，不过，后者局部通常是“自由”的领唱与规整的“众合”组成，如《拖船号子》等。

在润腔上，鄱湖渔歌的演唱多用真假声，在大跳音程上下行中多用颤音，富有艺术魅力。几乎所有渔歌都有“下滑音”润腔，更有意味的是，其在以徵音为歌曲结束音时也用，有时甚至下滑至时值很短的角音结束，以至于造成未结束之感，形成特色的调式色彩。见《中间插朵迎郎花》最后三小节：

由上例可见，该曲以羽音、商音为基本音，以羽、宫、商三音为主构成装饰音型，在结束小节中，先升高徵音，最后下滑至角音，从而形成了特色的调式色彩感和歌曲的结束感。结合“且许归来到姐家”等词看，该变化与渔民内心细腻的情感

极其吻合。

三、水性丰盈：渔歌的文化属性

鄱湖渔歌，是鄱湖渔民劳作生活的对象化，是渔民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文化综合体，有着自身独特的文化属性。

（一）独特的“地图性”

文化的“地图性”，是指人与自然的交往过程和结果中表现出来的较稳定的文化区域性。鄱湖渔歌从物质文化、语言文化和社会文化等层面有着独特的“地图性”。

从物质文化层面看，鄱湖渔歌作为鄱阳湖区域的原生态音乐，依“湖”生存、依“水”传播，自宋代至今，源远流长，风格质朴，真实生动地反映着鄱阳湖渔民的生活、生产。其因不同的劳动种类而不同，因相异的劳动环节而相异，因人、时、空之变化而变化。因此，其整体展示的是一幅鄱湖渔民生活的多彩的文化地图。

从语言文化层面看，渔歌词总体属于赣语区，其语音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如歌曲《这朵白莲涌园》中的“印弊志褪瞧渲写表之一，该字在赣语区中运用最为广泛，其本意是普通话中的“没”，可以说，听此字音即可判定其为“江西歌”，可见其“地图性”。

从社会文化层面看，鄱湖渔歌作为典型的“河流”音乐文化，由于鄱阳湖东接吴越，西临荆楚，历来是水路交通的枢纽，所以三地文化在“水”上频繁交流，置于其中的鄱阳湖音乐文化自然受楚、吴文化的影响，并传承它们的遗韵；又因中国历史上三次规模较大的自发或有组织抑或逼迫的人口南迁，一批批“客家人”带来了中原文化，促成了鄱阳湖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吸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使鄱阳湖渔歌含有“中原”文化的痕迹。因此，该文化地图也蕴涵着纵深的历史性。

（二）特色的“心灵性”

民歌是人的特殊存在状态，其根本上在于给出一种心灵的欲求。因为鄱湖渔歌千百年来在相对固定的语境中传承，所以，一首歌积淀的是一种心迹，其整体积淀的就是世代鄱湖人的心灵图景。

最为多彩且复杂的心灵性表现在渔歌之“情歌”中。从婚姻类的“情歌”看，鄱湖渔歌没有陕北情歌中那种“秦腔”式的悲凉，不似四川情歌中那种“川剧”式的高亢，也不似东北情歌中的那种粗犷，而是像鄱阳湖水一样绵长、幽远，如《我想情哥日落山》等，给出的更多是渔民的思念、悲苦和无限的期待。而从爱慕性的“情歌”角度看，渔民们（男性）每年规律性的长期水上渔事生活，他们渴望爱与被爱，并多借用湖区生长的生物比兴状物，乐观、纯真而幽默地倾述，畅表“情”怀，如《半斤不上钩》等。

最具意味的心灵性表现在有历史痕迹的渔歌中。渔歌在流传过程中，与时俱进，呈现出心灵的历史印记。如《世上唯有三门苦》歌词：“衙门（呃）财主（喂）两重（呃）山（呃），年年（个）月月（哟）两手空（呃）”，如此鲜明的阶级意识，无疑是20世纪特定时期所填之词。再如《一网鱼虾一网粮》歌词：“鄱阳湖上好风光，渔家女儿心向党……”，这应该是建国以来新填的词，充分展现了新一代渔民爱党的心灵印记。如果说“语言是存在的家”，那么，通过这些民歌可以看出鄱湖人的心灵寓所。

综上所述，渔歌的文化属性凸显在“地图性”和“心灵性”。“地图性”是渔歌文化属性相对外在的特性，“心灵性”是渔歌文化属性相对内在的特性。如果说前者可按图索骥找到渔歌的物质家园，那么后者则可按记鉴心找到渔歌的精神家园。又因为其根本上是人与“水”互为对象化的结果，所以，渔歌的文化属性在抽象层面集中指向丰盈的水性。

结 语

鄱阳湖渔歌，在“水乡泽国，鱼米至盛”的生态条件中，在“名人接踵，民俗富丰”的人文环境里，发生发展、繁衍庚续，以质朴意深的歌词和个性彰明的曲调珠联璧合，描述渔民的生活，表现渔民的情感。它们有独特的文化属性，充分表现为独特的“地图性”和特色的“心灵性”，并归结为丰盈的“水性”。它们也涵蕴楚吴文化的内韵，绽放江南水乐之光彩。因此，鄱湖渔歌是“楚吴中原”之遗韵、“江南水乐”之奇葩。

①根据江西地理、历史、文化背景，方言分布情况并结合民歌、方言声调、旋律、旋法、润腔的特点，江西民歌大体分为赣中、赣东北、赣西北、赣西、赣南五个民歌区，鄱阳湖区域主要指赣中、赣东北、赣西北区域。

②?眼德?演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文化出版社?熏1985年版，第173页。

③甲是荡船者在船的尾部，乙为收“卡子”者在船头，他们互相示意，简洁对话，声音轻明，充分表现了两者劳作的默契。参考徐晓琴《浅谈鄱阳湖民歌》，《创作评谭》，2005年第3期。

④长律：这种律动单位的长度一般相当于一个乐句。它所伴随的劳动大多比较平稳，虽然劳动强度可能较大，但间歇时间较长，节奏不太紧促。平律：这种律动单位的长度一般相当于一个乐节。它所伴随的劳动速度适中，协作性较强，决定了这类号子音乐的节奏紧凑，曲调方整，有较强的推动力。周青青《中国民间音乐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⑤“插腰”是唱腔句式中扩充变化手法之一。直接引起“插腰”的主要因素是唱词的“句中衬字”。于会泳《腔词关系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209页。

⑥乐谱来自《中国湖城・鄱阳民歌集成》手稿，第569页。

邓伟民 江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教授

邓伟平 江西南昌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