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傩面具艺术造型及其文化审美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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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儒、释、道三家造像样式的影响决定了长江流域傩面具造像的基本样式：线条柔和，造型饱满圆润，注重写实，夸张有度，色彩对比强烈而又纯朴凝重，装饰性不强，个性不突出的程式化倾向；而经济文化的普及与发达则使得长江流域审美取向的普遍接受度很高，这又从另一个方面决定了傩面具造像的程式化倾向。

关键词:道德；伦理观念；真；善；美；审美取向；程式化

中图分类号：J809文献标识码：A

傩仪作为我国从远古流传至今的一种驱鬼祭神、祈求吉祥的巫术仪式，是原始狩猎、图腾崇拜、部落战争和原始宗教祭祀的产物。傩文化曾经遍布我国的乡村，民间有“五里一将军，十里一傩庙”的传说。傩面具是傩文化的象征符号，在仪式中佩戴面具是傩仪的主要特征之一，它是傩仪中神灵的象征，是人、神通话的桥梁，是沟通阴、阳界的工具。傩面具造型独特，鬼、神、人、兽形象奇特灵异，色彩斑斓，今天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仍有留存。这其中，长江流域一带的安徽贵池、江苏高淳、南通等地的傩面具因其文化生态的相近而具有相似的面貌，富有长江流域的地方特色。本文试从长江流域傩面具的造型与当地民间审美取向的关系入手，以期对长江流域傩面具的造型及其文化审美根源进行一定的了解和探讨。

一、傩面具：神坛上走下的神

傩，戴着神秘的面具从远古走来，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经历了从巫术走向艺术，从娱神走向娱人的发展轨迹。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界和社会的美好愿望与追求，而艺术正是古代人们对自己这种愿望与追求的形象表达。人们对神仙无限敬畏，“于是歌颂其威灵，致美于坛庙，久而愈进，文物遂繁”[注：参见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神话与传说》，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但是原始社会的创作者和使用者们对神是如此的虔诚崇拜，颤栗发抖、紧张害怕使得他们毫无欣赏之情趣，原始先民们依据他们头脑中虔诚膜拜的神明来塑造他们，力量和强大是他们唯一要考量的因素，而他们认为神的力量就来自于狰狞恐怖，这样一味地追求狰狞恐惧是不会有艺术审美的主观意识出现的。虽然今天在欣赏时是把它们看作是艺术品，怀着一定的艺术审美观去欣赏品味，然而对于远古先民来说，在他们的主观意识中，傩面具不是艺术，而是他们的神灵，是护佑着他们，决定着他们的生死存亡的强大的神，此时的神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拥有着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

然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远古先民们为了祭神驱鬼所进行的巫术傩仪已渐渐地为后来民众们的娱神娱人的傩戏所代替，对鬼神的虔诚恐惧随时间的流逝和人类自身能力的增强而渐渐消退，而随之许多其它的元素则被加入其中，如道德标准、艺术欣赏性、民众审美取向等，这些元素在傩面具的造型创作中有着鲜明的体现。这是因为当人们在自然的面前不再只能是被动的承受，而是有了根据人类自身的需要改造自然的能力时,阶级社会建立起来，中国的神权逐渐被限制在了王权之下，神丧失了他的至高无上性，人们有了人定胜天的大胆与豪迈之情，也不再怀着颤栗恐惧、紧张害怕的虔诚之心来膜拜神灵了。当傩走下神坛，走出宫廷，走向民间的时候，其服务的终极目标便不再是至高无上的神灵，而是广大民众。人的实存不仅是自然生命的实存，而且是社会生命的实存、精神生命的实存，在多层次的人生实存中，对人生具有决定意义的还在于社会生活。当根本性的生存的追求以及对自然的恐惧敬畏不再主宰人们的精神世界时，社会生活矛盾就成为摆在民众面前的首要矛盾，期望趋吉纳祥，渴望生活更加美好和顺，社会更加昌盛变成了人们的主要追求目标，但是生活的艰辛依然还在，愿望和现实永远有着一步甚至更远的距离，万物有灵的观点使得广大的民众仍然无法弃傩于不顾，因为傩可以帮助人们首先在精神的领域实现美好的愿望,以达到慰籍心灵的作用，民生于是便成为傩文化的核心内容。

傩面具为了能为更多的民众所接受，也转而开始注重表现民众的审美观念和审美情感，其艺术性、娱乐性的审美价值日益增强，充分表达着民众对美的追求与对丑的摒弃。必尽从古至今在民众的心目中，美始终是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民众的审美观念与审美情感的形成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事实上一切民族都要求艺术使他们喜悦的东西能够表现出他们自己，因为他们愿在艺术中感受到一切都是亲近的，生动的，属于目前生活的。”[注：参见［德］黑格尔著，《美学》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0页。]傩面具制作在这样的艺术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渐渐告别了它产生之初的狰狞恐怖的造型特征，不断地加入符合民众审美观念和审美情感的美的元素。宋代是傩面具世俗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傩面具角色种类大增，世俗化实际上既是一个民众审美观念和审美情感不断的糅合进傩面具造型艺术创作中的过程。宋代大诗人陆游在他的《老学庵笔记》里记载说：“政和中，大傩，下桂府进面具。此进到，称一副。初讶甚少。乃是以八百枚为一副，老少妍陋，无一相似者，乃大惊。”至明清以至近现代，长江流域傩面具已基本形成了造型圆润饱满，线条圆转柔和，人物表情丰富，富有神韵，夸张有度的特征。例如安徽贵池保存有一批明清时期的傩戏面具制品。这些傩戏面具造型生动，刀法娴熟而流畅，形象夸张有度，结构严谨，体现着人物的神韵，显示出那个时代雕刻艺人高超的技艺和艺术表现能力。其中在姚姓傩面具中的皇帝面具温文典雅，大耳垂肩，慈祥亲切，约为明代制品。招魂使者为清光绪年间制品，形象似人又似鬼，脸庞漆黑，头戴红色边盔，血盆大口，双眼圆睁，镂空，不怒自威，威慑有力。番王面具，又名狄将军，清代制品，头角峥嵘，眉眼倒竖，眼珠暴突，面部造型骠悍、凶野。张妃面具头上结为二发髻，瓜子脸，柳叶眉，丹凤眼，耳坠金色耳环，嘴唇略涂淡红色，显得美丽端庄。

二、真、善、美:中国传统审美活动的终极目标

我国的傩面具造型艺术与我国传统的哲学思想有着紧密的联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释、道，在中国人审美观念和审美情感生成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儒、释、道三教都具有教化的共同特征,并由此而构成互相包容融合的基础，并最终形成了三教合一的格局。而儒家思想做为一种政治伦理学说，一直在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占据着正统的地位。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以农耕为其主要生产方式，与异质文化处于隔离状态，以及自奴隶社会以降的封建统治制度，决定了中华民族对传统的重视和对礼仪规范、宗法道德的尊崇，并由此形成了崇尚群体伦理、抑制个性自由的价值取向，这使得中国传统审美活动表现出伦理化取向。“中国古代的审美，实际上并不是对物本身的欣赏，而是对物化的自我人格的欣赏。”[注：参见成复旺《中国传统美学与人》一文，人大复印资料，1990年第4期，第37页。]因为社会的和谐发展，广大民众的利益、生活是需要一定的道德伦理标准来制约的。道德伦理标准是指人在处理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时从人类的根本利益出发，从人的全局利益、长远利益考虑，在个人与自然、与社会和谐发展中，以人的需要和需要的满足为尺度去改造自然，使原独立于人的自然成为能满足人的需要，对人有实际效用的自然。道德伦理的本质是求真、求善。“真是善的基础，善是真的升华”。而“美”则是真、善在人心灵上的共振和鸣。中国传统美学有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善与美的统一，美不美，其前提是善不善，儒家思想在这一方面着力最多。《论语》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认为美善统一，“善”实质是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强调美以善为基本内容。其后几千年儒家大家们皆以这一思想为核心，对美学思想进行进一步的阐释。道家的美学观也主张美与善兼养合璧。把人对自然美的审美欣赏与人的道德品行紧密结合起来。受儒、释、道三教的教化和影响，民间朴素的审美取向也以道德伦理为标准，受到观念制约，表现为对真、善、美的和谐统一的追求。正是在民众对真、对善、对美的追求中，傩面具造型的艺术审美性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线，开始影响制约其造型的风格与表现，造型样式的创作变化开始慢慢的取决于民间审美取向。

傩文化的反映主题是人民大众，表现的是民众生活的现实，具有突出的关爱民众的道德伦理特征。傩神那庞大的队伍与杂乱的成员就是各地民众在万物有灵思想的指挥下，依据道德伦理标准，按照真、善、美的审美原则，依据各自的社会风情习俗，各自选择着自己心目中所崇拜的神灵，不断创造和添加上去的。如江苏高淳的傩面具多有巨大的魁头作为背景装饰，魁头上装饰有众多的人物雕塑，这些雕塑小小的，密密麻麻插满在魁头上，在这众多的人物中有历史上的英雄豪杰，有神话中的仙家神灵，有道教的人物，有佛教的高僧，有儒家的先贤，他们齐聚在这魁头之上皆是因为他们符合民众的道德伦理观念，符合他们对于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在民众的精神世界中，他们是维护着他们的福祉，保护着他们的生存的神灵，他们既是真、善、美的代表。

民众朴素的美与丑的情感总是对某种类型客观价值的反映，都有其相应的客观原因，有着一定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不存在任何脱离客观价值的、完全自发形成的审美观念和审美情感。如清末民初，世俗劝善戏剧丰富了江苏南通童子戏的演出。如：《花仙果》、《刘文龙求官记》、《王清明合同记》、《李兆庭写退婚》、《赵五娘吃糠》、《李三娘捱磨》等。贵池傩戏中惩恶劝善思想也是屡见不鲜。如：《孟姜女》、《摇钱记》、《打銮驾》、《薛家将》等，世俗劝善内容的加入使得傩面具造型多趋向于人们普遍接受的线条圆润柔和，饱满和谐的面相。在长江流域的安徽贵池、江苏高淳、南通等地的傩面具所具有的共性特征是造型圆润，线条柔和，脸部轮廓饱满，注重写实，夸张有度，色彩以黑、白、红、黄、绿等色为主，辅以贴金刷银，色彩对比强烈而又显得纯朴凝重，色彩较单一，装饰性不强。审美观念和审美情感一旦形成，便为广大的民众所普遍接受，成为带有普遍性的程式化的审美标准。例如人们认为温良恭谦、纯朴忠厚的人便是眉清目秀，英俊祥和，奸邪狡诈、恐怖凶悍的人便是青面獠牙，竖眉立眼，令人望而生畏。只要稍加比较，我们便不难发现长江流域傩面具的造型与远古时代那些狰狞恐惧、令人颤栗恐惧的傩面具造型已是相距甚远，即使是凶神恶煞的造像也少了许多狰狞邪恶，多了许多和善端庄。当然因各个角色不同的神格与个性，这些傩面具又有着各自不同的形象面目。但是在具有相同个性特征的傩神面具上，又总是会很轻易的发现那些相似的近乎程式化的造型特征。这些傩面具的表现手法主要是以五官的变化和装饰来完成人物的性格和形象塑造。凶神凶猛狰狞，鼓眼暴睛，眉骨隆起，立刀眉，面肌紧缩，鼻羽阔张，呲牙咧嘴；善神则和蔼端庄，冠嵌圆镜，眼睛微垂，面目和善；也有富于世俗生活气息的傩面具，表情丰富，生动活泼，嬉笑嗔怪，诙谐幽默，就如同在我们身边经常出现，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张三、李四。

傩面具在色彩上也有着许多程式化的运用。色彩是视觉艺术中最感情化的因素，它有着丰富的文化隐喻，与人类文化情感有着甚为复杂、微妙的联系，色彩具有象征性、民族性，中国人经典的色彩观都是契合五行理论的，红、黄、蓝、白、黑代表金、木、水、火、土五行。中国民众对色彩的审美是基于相信色彩与人的运势，心理及生理健康有着紧密的关联，所有色彩的适用，强弱搭配对人类自身的发展、兴旺、衰落以及健康也在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并不是单纯的“好看”，色彩与五行方位相互配合，随四时生旺、随季节变换，相互克制相互化合，是不能随便乱用的。在几千年的社会实践中，中国民众们在自身行为，社会规范、人性修为、职业道德等范畴又把五行及五色定性，使之人性化、社会化、规范化，黑、白、红、黄、绿不同的色彩象征着不同的方位，代表着不同的文化内涵，如蓝色为东方木，主仁、曲直。红色为南方火，主礼、炎上。白色为西方金，主义、刚直。黑色为北方水，主智、冷。黄色为中央土，主信、主厚等。傩面具的色彩正是这一色彩观念的运用。其色彩非常纯正强烈，民众们对于色彩的感觉简单而又明确，纯粹而又强烈，红脸就在脸上涂抹浓浓纯纯的红，黄脸就是纯粹的黄，不带一点杂质，脸黑就黑得发亮，脸白就白的耀眼，傩面具常用色彩通常为红、黄、蓝、白、黑五种。主色一般象征某个人物的品质、性格、气度，包含着不同的善恶情感，表示特定含意，裹挟着民众浓浓的祈吉避邪的美好愿望。例如红表忠勇，红色是血液、火的颜色，代表正义，是所有正面的生命情感中的主导色，红脸多忠勇刚直；黄表残暴，黄脸多残忍凶暴；蓝表凶猛，蓝色象征威猛和正义，蓝脸多果敢英勇；白表俊美，白脸多英俊神武；黑表刚直，黑脸多刚烈、勇猛等等。

三、儒、释、道造像形式的影响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美学认为：“礼之用，和为贵”，强调建立在哲学的整体观之上的“和”的思想，认为艺术包含了道德内容才能引起美感。宗教的教义需借助形象来感化民众，以建筑、雕塑、绘画等手段来表达宗教义理，因此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艺术也随之传入。佛教艺术经过漫长的汉化过程，逐渐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艺术观念和表现手法。汉化后的佛像雍容和悦，富丽大度，少了一点神秘，更象世间人物。道教多神崇拜的神仙信仰表现在造像艺术上，神仙形象多彩多姿，神态、形象各异，于神奇玄妙、威严肃穆中又渗透着一种尘世生活气息，使人感到平易近人和具有亲切感，具有传统性与多样性，神圣性与世俗性的鲜明特征。

长江流域儒、释、道传播较广，时间久远，民众普遍接受三教的造像形式。例如在贵池刘街乡，茅坦乡等地的傩神就有佛教的菩萨、如来、观音等。其他许多傩面也有着很明显的佛教造像的特征。茶溪乡汪村现存的明清时代的傩戏面具的显著的特点是每尊面具都大耳垂腮，笑容可掬，和蔼亲善，与九华山阿弥陀佛、释迦牟尼、如来佛的面部造型极其相似。关公面具，是各村各家族面具中都有的，其形貌一般都是按照面如重枣，卧蚕眉、长须来雕刻塑造的。汪家的关公在雕刻技巧上更为精炼，技艺更为传神，一双丹凤眼，竖了起来，半睁半闭的眼神，具有威慑作用和神力。老和尚《新年斋》中的主持僧，肥头大耳，头顶有受戒的疤痕，笑中微藏狡黠。伞童，又名和合、舞伞童子，清代制品，头有三块用黑漆画成的荷花形的黑发，眉目清秀，鼻梁高直，大大的嘴，牙齿整齐洁白，生动逼真。不难看出傩面具造型者们按照自己的审美观，把我国传统的美术、造型艺术成就都用来塑造他们心目中崇拜的神仙。这些神、仙、鬼、怪等人物形象线条疏朗自然，形象丰富真实，更富有生活气息，令人感到亲切，他们不仅是高于生活的表现，更是出自生活，源于生活，又在生活的底蕴中浸润了民间艺术家的心血而创作的艺术形式，不论是人格化的神，还是神格化的人，都表现出一种超凡脱俗的圣洁和庄严。

四、结语

傩面具艺术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形式，是人类对自然、人生和社会的主观记录与反映，也是艺术创作者的心灵感受及其感情的独特表达与描述。在傩面具的创作中，创作者除了要考量神灵的强大威严外，更多的还是要考虑民众的审美取向、审美接受度，而民众的审美取向、审美接受度则是由社会道德伦理标准来决定的。对真、善、美的追求则是审美活动的终极目标。长江流域的傩面具造型在这样的文化审美背景下，受到儒、释、道三家，尤其是释家造像样式的影响，反映普遍为民众所接受的审美取向，追求真、善、美的和谐统一。同时也决定了长江流域傩面具造像的基本样式：线条柔和，造型饱满圆润，注重写实，夸张有度，色彩对比强烈而又纯朴凝重，装饰性不强，个性不突出的程式化倾向。经济文化的普及与发达使得长江流域的审美取向的普遍接受度很高，这从另一个方面决定了傩面具造像的程式化倾向；作为民间艺术的傩面具与民众的生活联系密切，必然反映民众对真、善、美的追求，反映、描述、表达着艺术创作者对自然、人生和社会真实的感受和情感；引导、鼓励人们从善、向上，弘扬人类高尚的情操、品格和道德；歌颂和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和睦和谐相处的美好境界。纯朴的民众们正是在稚拙热烈、纯朴真挚、色彩饱满浓重的傩面具造型中表达着他们对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向往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