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小说《变形记》的存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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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是20世纪世界进入“终极悖论”时期,一部揭示人类生存困境的寓言,卡夫卡通过细腻如画的笔触和整体荒诞而局部真实的写作手法实现了对传统文学艺术和价值观的反叛和超越,并展示了个体在深陷自由与沉沦、逃避与抗争的荒谬的生存境遇如何实现真实生存的可能性。本文运用存在主义的哲学理念,通过对主人公格里高尔的生存境遇、命运抉择和他在荒谬境遇中自由抗争的人文内涵的分析,阐释该作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生存困境;反叛和超越;存在主义;荒谬境遇;人文内涵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称小说家为“存在的勘探者”,而把小说的使命定为“通过想象的人物对存在进行深思”,“揭示存在而不为人知的方面”。奥地利作家卡夫卡是现代主义文学中勘探人类存在的先锋,他通过冷凝、细腻如画的笔触和整体荒诞而局部真实的写作方法对资本主义社会恶魔般的特点和个体之人生存境遇的无助、悲剧的特点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绘,短篇小说《变形记》更以其象征性、寓言式的描述和荒诞的黑色幽默写作方法,成为现代主义文学中永远“无法穿透的黑暗”。
《变形记》的故事情节不是很复杂,写的是一家公司的旅行推销员在早上醒来的时候变成甲虫的故事。卡夫卡采用只叙不议的写作方法,把重点放在了格里高尔变形后的内心感受和家人的关系上。清早醒来的格里高尔由于无法像往常那样翻动身体发现了自己的变形,在毫不吃惊的情况下,背着甲壳的他还想着准时去上班,不要辜负家人的期望和完成他作为家里经济支柱、儿子和哥哥角色的责任。但当他把自己的真实面目呈现给家人和同事以后,格里高尔便陷入了非人的境遇中,前来看他的同事把他当成惊恐的“怪物”夺门而逃,母亲吓得当场昏倒,父亲捶胸顿足的哀叹和妹妹伤心的哭泣。作为家庭惟一的经济来源,格里高尔曾经是家里的支柱,但变形后的他因为无法发出人类的语言、进入人类的世界而成了家庭的累赘和负担;尽管他在变形之后仍然想着不给父母带来麻烦,试图恢复到人类的世界重新挑起家庭的重担,但由于异化的他完全不属于人类的世界而遭到家人的鄙视和唾弃,直至悲凉地死去。
卡夫卡在文中对格里高尔变形后所陷入的孤独、荒谬、和悲惨的境遇展示是存在主义哲学对人类生存境遇在文学中象征性和寓言化的体现,小说字里行间也渗透着作家对主人公如哀歌般的生活遭遇的同情和个性精神的人文主义思考,这是对西方传统行而上学和宗教价值观压抑和泯灭人性价值的反叛和超越,也反映了现代主义文学看似平淡但深刻的主题意义、看似荒诞却很真实的写作风格和对人类生存境遇悖论的透彻揭示。
一、荒谬的生存境遇
存在主义哲学最大的贡献就是对人的存在的凸显。人是本体论的根,因为只有人才能作为存在的此在(to be here)实存,并能反躬自己的存在。海德格尔把它称作“合适的存在者”,萨特把它叫做“自为的存在”[1]。存在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它先天的自由性,即可以作为什么都不是的“无”去规划和创造自己的本质。但人类真正的生存境遇是被偶然抛入无意义的世界,处于与他人、物共在的情形中,个体为了生存的目的常常会放弃自己本真的“能在”的方式去存在,而以“常人”公认的生活方式求得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把自由拱手让给别人,海德格尔把它称作人生在世的“沉沦”状态,萨特把它叫做异化人际关系中的“自欺”,即个体在社会关系中总是通过他人的眼光来揣摩、认识自己,并把他人的期望当成自己存在的向导,适应和取悦他人,如此下去,将假面的自我误为自己的本相,结果造成的是一个被异化的个体。与之相适应的是人际关系的异化,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马丁•巴勃(Martin Buber)把它界定为“我――它”的关系模式,即每个人都想以“我”为中心,或利用、或控制、或剥削、或压迫他人,把他人变成一件客体的存在――它,以保全自己的主体地位。个体自由与沉沦的生存两歧决定了存在主义所谓的“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基调。
这也是《变形记》中主人公的生存状况。小说一开始就揭开了荒谬生活的序幕,人如何变成虫子,这只能在想象或者睡梦中发生的情况却在现实中产生,格里高尔的变形是毫无缘由的,而他为什么变成了甲虫而不是其他的更加丑陋或者更有威慑力的怪物,文章也没有任何的交代。对于自己的变形,格里高尔在发觉之后居然没有任何的震惊、懊恼和自暴自弃更是常理不允许的。但是,这样的事实确实发生了,格里高尔只能在这样的荒谬中继续着自己的生活。但那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啊?“长年累月风里来雨里去,比起办公室的活要累得多。除此之外,还要承受不停旅行带来的烦恼,担心列车倒班,食物质量低劣,进餐没有规律,偶然认识的人永远也不会成为亲密的朋友。”[2]3格里高尔“沉沦”在为了生存和家人的幸福的琐碎和忙碌的生活中,无法找到自身的价值。但他的沉沦却使自己的生存境遇变得更加荒谬和富有悲剧性,这首先表现在扭曲的家庭伦理关系上。在以金钱为纽带的家庭关系中,格里高尔承担的是挣钱机器的角色,父母亲感兴趣的只是格里高尔能给家里挣多少钱,还多少债,而他在工作中所遭受到的压迫和不幸却无人关心体谅。“格里高尔挣的钱已经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事实上家庭也的确是他在负担。大家都习惯了,无论是家里人还是格里高尔,收钱的人固然很感激,给钱的人也乐意,可是再也没有那种特殊的温暖感觉了。”[2]57变形以后这种由温情外衣掩盖的虚假的亲情关系更加暴露无遗。母亲看到变成甲虫的儿子吓得当场晕倒,父亲不分青红皂白对他暴跳如雷,用手杖和帽子驱赶他,甚至用苹果砸他,父母在他变成虫的两个月内,从未主动进房间看儿子;格里高尔深情疼爱的妹妹虽然刚开始还对哥哥心存怜悯和同情,“在这个操劳过度疲惫不堪的家庭里,除了做绝对必须的事情以外,谁还有时间替格里高尔操心呢?”[2]91渐渐地,全家人都开始嫌弃他,把他当成全家人的累赘和负担,屡次遭受家人冷遇的格里高尔不得不在孤独寂寞中凄凉地死去。对于格里高尔的“牺牲”,全家人不但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愧疚和痛惜,反而如释重负,做了一次轻松的郊游,并谈起了美好的梦想和美好的前途。
格里高尔荒谬而悲惨的生存境遇还表现在他工作中被物化了的和机械式的生活。犹太存在主义哲学家马丁•巴勃(MartinBuber)在《我和你》(I and Thou)中指出人的这种被物化后的特点就是成为被利用、控制和剥削的客体,无法得到别人的理解和尊重,也无法享有人的自由和尊严。[3]从格里高尔的自述中,他努力工作,对老板忠心耿耿,从来没有被老板指责过,但尽管如此他还是被老板误会,被同事嫉妒,“有可能成为流言飞语、偶发事件和莫名其妙的病痛的牺牲者。”[2]33他和其他的推销员得到的待遇完全不同,从事同样的工作,其他的推销员生活得像后宫里的贵妇,当格里高尔一大早赶到公司开始工作以后,其他的推销员才开始吃早饭。从主任秘书的口中可以得知格里高尔是一个安分守己、非常谨慎小心和尽职尽责的职员,但格里高尔第一次上班迟到,主任秘书居然第一时间赶到他家里催促,在不问缘由的情况下,一味强调格里高尔的工作成绩并不是很理想,甚至用恐吓的语气告诉他因为这次迟到,老板可能会解雇他,因为老板认为生了病可以不必留在家里休息,这完全背离了人类生存的实质。人就像是一架不停运转的机器,不停地纵,被磨损,没有喘息的机会,也得不到同情。就如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加缪(AlbertCamus)《西西弗斯神话》(The Myth of Sisyphus)中西西弗斯受到上帝惩罚以后,试图把石头推向山顶,他周而复始地辛苦劳动,但始终达不到目的。格里高尔就像西西弗斯一样“每天做着同样的工作,这种命运是荒诞和可悲的。”[4]
小说最大的荒谬莫过于格里高尔变成虫以后仍然保持着人的意识,在人和非人之间痛苦挣扎。他想翻身,尽管长了许多只腿也无能为力。他想向家人和同事解释迟到的原因,但他打不开房门,他虫类的语言根本无法表达他人类的意识,当他冲出房间想和同事和家人交流时,主任秘书不听他的辩解惊恐离去,家人没有替他开脱,只是把他看成一个“怪物”,母亲惊愕得不知所措,父亲为他的变形感到耻辱,迫不及待地用手杖和帽子将他赶回房间,亲爱的妹妹只是无助地哭泣。尽管变成了甲虫,但格里高尔对家人的一片爱心却始终无法释怀,他始终倾听着家人的对话,观察着整个家庭的变化,他怕自己丑陋的外形令妹妹尴尬,他总是有意地把自己藏在沙发下面,对于亲爱的母亲,他多期望能够爬到她的脚下,享受一下的温暖,对于父亲没有用他挣得的钱全部去还债的行为,他不但没有怨言,还心里暗自庆幸,佩服父亲未雨绸缪的远见卓识。披着虫形的他,应该尽情享受下做虫的快乐,但对家人的爱就像是无形的压力,即使变成了虫子,他也始终无法完全解脱。他一开始还享受着做虫的快乐,吃奶酪,半腐烂的蔬菜和肉汁,在墙上和天花板上爬来爬去。但这些乐趣没维持多久,他就不愿意吃东西了。也不再爬来爬去,只是偶尔在窗台上向外张望一下。更多的时候是“几小时呆着不动”。他曾挣扎着返回原来的世界,但第一次被父亲赶回房间,第二次遭到父亲的重创,第三次他被高尚、纯洁的音乐吸引,想走出房门挽救妹妹被庸俗的房客的伤害,结果遭到房客的嘲笑和妹妹毁灭性的语言的打击。心爱的妹妹向他叫喊:“他如果是格里高尔,他老早就会明白,人和动物是不可能共同生活的。”“我们必须要把他弄走。”[2]113这种人不为人、虫不为虫的荒谬生存境遇无论如何都最大限度地触动人类悲天悯人的本性,使格里高尔的生活显得如此悲凉、惨淡。
二、自由的抗争
繁劳的工作、沉重的责任、家人的冷酷、同事的冷遇 和异化的外形使格里高尔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可怜虫,个体的价值、个人的自由和尊严更是无处可寻,但如果我们把格里高尔的举动放到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理念的框架中加以思索和考察,他其实是一个清醒地意识到自我存在并试图在存在中实现自由和尊严的具有主体意识的人。
首先,格里高尔锁门的习惯,体现了他复归自我的意识倾向。格里高尔晚上有锁住自己房门的习惯,“即使在家中也是如此。”从存在主义的角度上分析,锁门对脆弱的他来说就是逃避他人的注视,排除持续的畏惧和怨恨,摆脱他人的控制,这种自我封闭、自我紧闭的方法反而成了维护自己主动性的秘密手段。锁在自己的空间里,他可以卸去活在别人眼光中的假面具,摆脱“自欺”的状态。在自己的空间里,格里高尔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他喜欢做木工活,那是他从小的爱好,在未被现实世界浸染的童年时光,使稚嫩的心灵寻求着最大的生活快乐,通过做木工活,格里高尔重温了纯洁、无忧的美好时光,在一片孤独的净土中实现了自身价值的满足感。
如果说锁门是对现实世界的被动的反抗,那变形则是他主动反抗异化世界的第一步。通过变形格里高尔实现对物化的人际关系和他机械式的生活方式的反抗。格里高尔醒来发现自己的异常形态以后没有惊愕,只是觉得和平时相比行动有点不太方便而已。在忍受住了家人的催促和主人秘书的恐吓之后,他迫不及待地要冲出房门,让他们看看自己现在的模样, “如果他们给吓住了,那么格里高尔就不再有什么责任,就可以心安理得了。”[2]24真如他想象的那样,家人被惊呆了,主人秘书失去了之前的威风,吓得连礼帽和手杖都来不及拿,丢盔弃甲地逃走了。从此,清早,他不用为赶最早的火车担忧,也不用忍受老板居高临下的说话姿势和盛气凌人的态度,如果,他能见到老板的话,一定能把老板吓得从办公桌上摔下来,而这次他根本不用辞职,就把老板给炒了鱿鱼。家人也不再把挣钱的责任加在他一个人身上,不再有父亲用拳头轻轻的叩门声,格里高尔的房门即使有意地开着,也没有家人主动进来。按照存在主义的理论,人类摆脱沉沦和自欺状态的后果必然陷入孤独,因为只有在孤独中人才是最大限度地面对自身,才能自由地为其本质筹划。摆脱了一切外在联系的格里高尔可以尽情享受自由的快乐,多年来几乎头一次,他注意到他喜欢的食物,吃东西成了单纯的享受。他也发现了生活的乐趣,“在墙上和天花板上纵横交错地爬来爬去。”“他特别喜欢倒挂在天花板上,这样可以轻松地呼吸,有一阵轻轻的振动通过全身;当他高高挂在上面沉浸在一种几乎是快乐的心不在焉的境界中时,又有可能会重重摔在地板上,但他现在成了自己的主宰,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身体,即使摔下去也不会受伤。”[2]68
格里高尔三次冲出房间的举动也是他寻求自我价值的尝试,第一次为了证明自己的无辜,他不顾自己丑陋的外形,竭尽全力地挣扎着打开房门向家人和同事解释自己晚起和迟到的原因;第二次当母亲和妹妹要搬清他房间里的东西,把他喜欢的一切都拿走,他奋起反抗;第三次,他的人性被崇高的音乐吸引,他要冲出房间保护妹妹,捍卫人类纯洁、高雅的艺术不被玷污,同时也证明了他对污秽和庸俗的“非人的世界”的反抗。
最后,格里高尔主动选择死亡的行为体现了他对异化世界的最大反抗和实现自我本质的执著追求。海德格尔曾说人类摆脱沉沦的办法就是通过死亡之锤的猛烈敲击,变形实际上就已经给了格里高尔潜意识的死亡观念,而要实现萨特所说的“自在的存在”的本质,对于处于非人环境中的格里高尔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人与非人的荒谬生存境遇蚕食着他的自我本质,使他成了一个精神分裂的个体,他在寻求着自身的价值,而这个世界却给予荒谬的回答。妹妹“坚决要把他弄走”的话语使格里高尔在荒谬世界中寻求本质的努力全面崩溃,他想消灭自己的决心甚至比妹妹更加强烈,格里高尔彻底觉悟了存在的意义,主动选择了死亡。
三、悲壮的生命之歌:格里高尔精神作为人文价值取向的存在主义阐释
从格里高尔身上,我们看到了卡夫卡作为现代主义小说开山鼻祖对西方传统文学的超越和对传统宗教思想观念的反叛。西方传统文学中的人物被贴上鲜明的善恶标签,理性的、智慧的,集真善美于一身的人物具有“摧毁一切障碍”的力量和气魄,始终是被传诵和讴歌的对象。如《荷马史诗》中历尽艰险、英勇无畏的英雄奥德修斯,狄更斯《双城记》中为爱而自愿牺牲的殉道者卡顿,罗曼•罗兰笔下的意志坚强的个人奋斗者约翰•克里斯多夫,巴尔扎克杰作《巴黎圣母院》中的单纯、高尚的加西莫多,都是作者思想的代言人和真善美的化身。卡夫卡作为现代艺术的探险家,在《变形记》中通过变形荒诞的形象和象征直觉的手法,以若无其事的笔调不厌其烦地玩味着格里高尔的痛苦,把艺术的重点转向了人类不可视的内心世界,关注个体的苦难与自由,洞悉人世的荒谬、虚无与矛盾,揭示人性的脆弱、绝望与无力,这是对传统行而上学和宗教观念中对人的超越阶级、社会和历史特性的抽象定义的反叛和超越,并恢复了人作为心灵和身体统一的鲜活个体的特征。在卡夫卡的笔下,古典人文主义中理性的、道德的、为“宇宙精华,万物灵长”的理想主义的人在20世纪科学飞速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之后,陷入自由与被奴役的生存困境和荒诞而又悖谬的社会现实中,成了一种萎靡的生物,精神分裂的个体和荒诞的存在。小说结尾父亲在庆幸摆脱了格里高尔这个家庭累赘以后在胸前划十字的举动和“感谢上帝”的言辞更是对基督教中爱人如己、仁慈、博爱、宽容、忍让的行而上价值观念的讽刺。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在人与非人困境中痛苦的生存经历和凄凉的死亡结局不但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和弊病,也启迪着人类对精神王国的深层次拷问。
卡夫卡又通过格里高尔树立了自己的人文主义世界观。即人作为自由的个体,要抛弃传统道德的自欺行为和以牺牲人本身为目的的一切意识形态与伦理道德,成为一切价值赖以存在的那个存在;无论遭遇多么大的困境,都该有勇气去面对现实,创造属于自己的本质。虽然卡夫卡笔下的人物是有可能“被一切障碍摧毁”的孤立、绝望、卑微和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弱者,但“人活着可以接受荒诞,但不能永远生活在荒诞之中。”[5]人要积极主动把握自己的命运而不是被动适应环境或者是被环境所控制,在这个寻求自由的过程中,人可能会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但他仍然是英雄,正如萨特所说“只有懦夫使自己懦弱,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6]。格里高尔就是一个直面荒诞的生存者,在寻求自由和价值的变形过程中,生存的希望虽然一次次被撕裂直至最后化为碎片,但他在荒谬的境遇中积极地抗争着,逐步参悟存在的意义。最后,他主动选择死亡的决心和勇气更为人类谱写了一部为争取生存和实现自身价值拼命挣扎和不懈努力的悲壮之歌。通过格里高尔,我们看到的卡夫卡是一个孤独而又坚韧的跋涉在荒谬和非理性世界中的勇者;在战争的硝烟、精神的废墟中,不顾一切地超越怀疑与绝望确立着希望与信仰的现代人,一个现代世界的守夜人。
[参考文献]
[1] [法]萨特.存在与虚无[M].北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26.
[2] [奥地利]卡夫卡.变形记[M].徐向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
[3] Buber Martin.I and Thou[M].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58:85.
[4] Albert Camus.The Myth of Sisyphus[A].Ed.by Walter Kaufman.Existenialism[C].Cleveland: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1976:313.
[5] 柳鸣九,罗新章.马尔罗研究[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4:287.
[6] [法]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20.
[作者简介] 雷碧乐(1978― ),女,河南南阳人,硕士,美国爱荷华大学访问学者,广东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西方社会文化对比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