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中的日常生活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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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日常生活是女性写作的重要依托和底蕴。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女性写作受到启蒙话语、左翼革命话语和主流批评家的引导，因而在现代女作家的小说中，日常生活的书写也与主流意识形态形成重合、缠绕、矛盾等复杂的形态。但这些文本也传达出女作家宏观与微观的生命体验以及从女性个体经验角度展现女性生存独特的历史场景。

关键词：日常生活;女性写作;启蒙;革命话语;家常化与传奇

日常生活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依托，它具体指的是“以个人的家庭、天然共同体等直接环境为基本寓所，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活动和日常观念活动的总称，它是一个以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为基本存在方式，凭借传统、习惯、经验以及血缘和天然情感等文化因素加以维系的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领域”{1}。它与包括政治、经济、技术操作、经营管理、公共事务等社会活动和科学、艺术、哲学等人类知识、精神生产的“非日常生活”共同构成人类生活的整体{2}。由于生育等自然原因和社会性别观念等社会原因，女性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更为贴近，因而在女性写作中考察其日常生活书写具有关注女性生命体验和分析其反映的性别观念的双重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以西方舶来的启蒙现代性为自己的基本逻辑起点，并致力于由此来建构超越中国传统文化方式的现代中国思想文化体系。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在谈到启蒙概念时，认为“就进步思想的最一般意义而言，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启蒙的纲领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替代幻想”③。具体而言，“启蒙的合法性体现在相对于‘落后的’传统观念的‘先进的’观念上，这就是理性主义、科学精神和社会政治理想等”{4}。启蒙思想所建构的是宏大叙事话语方式，它把被“启蒙”对象视为忽略个体差异和感性存在的整体存在，用一种带有普适意义的理想化原则对全社会进行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式的改造。自近代开始，中国社会启蒙现代性的追求与女性的解放密切关联。性别在现代中国文化转型中的重要意义，不只在于它是个人身份确立的标志，更重要的是，有关性别的观念、伦理、制度的变革，是民族国家现代性的必需选项。女性日常生活革新与革命的书写，也成为启蒙现代性所要求的民主、科学、自由等宏大命题得以展现的重要舞台。当日常生活以自在、自为的方式存在，体现着人类的重复性思维与重复性实践，而又以传统习俗、传统经验和生存常识为实践原则，并且致力于展现人类的生存本能、血缘关系和天然情感之时，它与启蒙现代性追求科学、理性精神形成鲜明的对立关系，自然会成为被革新、被超越甚至被革命的对象。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我们考察新文学阵营的女作家创作就会发现，她们虽然也积极努力地跟进与模仿启蒙者的文化诉求，但是细细解析我们却不难发现，在面对女性日常生活的写作时，女作家更容易陷入到一种女性日常生活体验与时代要求相矛盾的纠结之中。

一、在“启蒙”背景下沉浮

在启蒙现代性的宏观历史视野中，现代小说中的日常生活与启蒙现代性往往形成一种紧张、对立关系。因为日常生活一方面构成社会再生产的基础，使得社会生活具有稳定性与延续性，但同时其保守性、惰性与重复性的特征又与封建、落后、愚昧形成一种同构关系，与启蒙精神的创造性、追求文明与进步形成矛盾对立。因而，在“五四”启蒙现代性的建构过程中，代表中国文化进步倾向的新文学对日常生活的批判与改造成为一种必然。

我们以鲁迅的小说为例来考察新文学主流对日常生活的反省、警惕和质疑。《幸福的家庭》写一个作家一面试图用文字虚构“幸福的家庭”富裕、文明、优雅、自由、平等、浪漫的场景，一面听着妻子与小贩讨价还价以及女儿的哭闹声，面对用尽的柴火和堆积在书桌前的大白菜的日常生活。两幅画面的对比中，作家虽然没有直接给予价值判断，但是潜台词中显示出来的是日常生活的丑陋与尴尬以及对作家憧憬美好的理想的颠覆，暗含着日常生活对现想生活缺乏建设性的意味。更突出的是《伤逝》对日常生活的态度。子君在涓生“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的新文化启蒙中，放弃舒适的闺房生活与涓生共同建造现代新家庭。但当涓生的生活陷入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困顿之后，子君让他感到累赘与厌倦的，并不是子君对他的爱受到磨损或者变得陈旧。事实上，此时子君对涓生的爱更加小心翼翼，因为涓生对这份爱的感受与子君接下来的命运息息相关。涓生表达对子君厌倦的借口，是子君对小家庭日常生活的过度投入，比如养小鸡与邻居的矛盾，专注于一日三餐而疏于精神的进步，不理解“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的含义等。涓生认为正是日常生活的单调、惰性与重复性使子君一天天流于世俗，一天天与最初欣喜地倾听他讲易卜生的“新女性”渐渐远离，最终与旧家庭中的女子没有区别。这里，陷于日常生活成为涓生厌弃和疏远子君的理由，终至于子君被迫回到她曾经勇敢突围的旧家庭中，抑郁而亡。在这个文本中，涓生启蒙者的精神追求与子君陷入日常生活，形成一种截然对立的关系，其中隐含着作家对日常生活的一种警觉与反思立场。

然而，在“五四”女作家的小说创作中，这种对日常生活壁垒森严的警惕并没有建立起来。相反，“五四”女作家常会流露出发自内心的对日常生活的关注，甚至不自觉地流露出对日常生活的亲和态度。例如，冰心对宏大社会问题的关注，本质上是源于对日常生活的反思。《两个家庭》通过同样是留学归国的陈先生和三表哥不同家庭生活的对照，倡导文明有序的新式家庭观念。小说一方面紧密跟进对科学观念的敬畏和尊崇，但又忠实于现实中的男女对不同日常生活角色的固守。同样涉及农村题材，同样是刻画封建礼教的牺牲者，鲁迅的《故乡》写少年闰土生活场景中呈现出来的童真与快乐是为了与后面成年闰土的世故与木讷做出对比，以此唤起对封建礼教吃人制度的反思与批判;而冰心的《六一姊》刻画出一个心灵温婉、聪慧内敛的少女形象，其感情内核是一种淡淡的日常人伦情怀，是出于表达“我”对六一姊不带有时代倾向性的怀想与思念。

当“五四”女作家在创作中既书写男性启蒙者倡导追求个性解放与婚姻自由，又在自觉不自觉中一定程度上返归女性日常情怀之时，一种说法认为这是女作家陷入了“传统因袭”与“个性张扬”之间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使‘五四’新女性的反传统处于两难境地：既要毅然地反传统，又不能不与传统有种种牵连”{1}。这样的论断内在的逻辑理路为：“五四”女作家反传统具有不彻底性，那些日常情怀的书写正是她们与旧传统纠缠不清的体现。应该注意的是，“五四”女作家笔下的这些“不彻底”的内容，并非可以简单地被放置在“反传统”还是“因袭传统”这样二元对立的模式中去考察，它反映的是女作家对日常情怀亲和的独特心态。她们的小说创作一直在有意识地接受男性启蒙者的引导，但是在潜意识中，她们依然钟情于日常生活本身的魅力。当她们反思旧式日常生活保守性和封建性时，不经意间会被日常生活自在之美好“迷惑”而流连忘返。这种流连忘返又恰恰是被现代启蒙思想所扬弃的部分，“五四”女作家以独特的日常观照对“五四”时期激进启蒙思潮的矫枉过正做出自己的调整。

“五四”时期的“自叙传”小说与女作家自传性写作同样形成上述对照关系。以郁达夫为代表的五四“自叙传”小说大量涉及了写作者的私人生活，郁达夫的《沉沦》近乎自然主义的“生的苦闷”和“性的苦闷”的描摹，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第一次正面地剖视男望的日常生活细节。自叙传小说的起源是日本文学中的“私小说”。“私小说”虽然以人物日常生活中隐秘的欲望为基础，但是所有欲望的剖析结束之后，还是要回到对原罪反省这样的道德主题上去。郁达夫的小说也秉承着同样的思路，他将对原罪的道德反省更加提升一步，提升至民族家国观念这样宏大的主旨。“《沉沦》最终生成的是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代自我和主体。郁达夫在无意识中与民族国家所需要的意识形态达成了吻合。或者说，郁达夫的主体是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所‘质询’的结果。”{2}这样的“自叙传”小说有一个宏大命题的背景，在私人生活暴露下，传达的是具有人性启蒙意义的现代观念。而“五四”女作家的“自传性”写作，则更多地显示出对女性日常生活的天然亲和性。在白话小说初期，现代小说技法尚未成熟，“自传性”成为女作家近乎本能的表达方式。庐隐的小说多采用书信体，写知识女性恋爱“游戏人间”的情伤、同命相惜的“姐妹情谊”、人生痴迷的哲学病以及对自由恋爱后婚姻沉闷与理想贬值的痛苦等，这些内容显然不同于一般的男性启蒙话语，具有独特的女性生活内涵。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也是在高度日常化的生活记录中，传达出具有颠覆性的女性性别意识，包括女性对男性性征之美的迷恋以及灵肉交织的纠结与痛苦等等。正是从切身的女性日常生命体验出发，女性生命意识与性别意识得以逐渐展开。

“五四”女作家对女性日常生活、女性生命体验的关注与她们的现代性追求并不矛盾，相反，通过开启日常化的女性生命体验，现代启蒙思想得到一种别致的性别表达。凌叔华即是借助细微的女性日常生活传达传统女性所受到的精神束缚。《绣枕》用具有象征意义的物象展示出女性被物化的悲剧，《吃茶》中传统闺秀生活与现代交际之间的巨大落差揭示出身处其间的旧式女性的尴尬，《花之寺》展示的是新式婚姻的情感惰性与暗藏的重重危机，《酒后》截取日常生活的小景来刻画新女性对婚姻规范突破的渴望与尝试心理。凌叔华对“五四”女性在启蒙时代爱情婚姻生活场景的细致刻画，矫正了“五四”时期“婚姻自由和德谟克拉西是在一条线上的，在德谟克拉西下的婚制一定是完全自由的”③这样的简单化认识，为后世读者了解新旧思想交替时期女性的情感状态提供了真实的写照。

二、与“革命”话语的纠结

茅盾的《子夜》展示了1930年代的政治、经济、战争等革命历史风云，这体现出创作者的宏观史诗叙事情怀。《子夜》模式虽不是左翼文学的唯一标尺，但其重视思想性、记录社会重大历史事件的视角却在左翼文学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鲁迅在判断年轻作家的作品时采取同样的评价标准。《生死场》写于1934年，在挽救民族危亡的时代风潮下，鲁迅为《生死场》写序言强调的焦点也是《生死场》的重大现实意义，即肯定萧红对“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力透纸背的刻画，肯定其对东北人民抗争的展现力度。

《生死场》共分为17节，第10节是个分界线。此前刻画抗日前东北乡村的日常生活，此后展示人们自发地进行抗日的“非日常状态”。小说前半部分写的是人的生存，写的是“生命在肉身意义上的痛苦和灵魂意义上的麻木”，与鲁迅从社会和文化层面展示中国人灵魂的麻木与腐朽不同，“萧红一笔就戳到了生命层面的痛穴，表现的是更加本原、更加永恒的苦难”{1}。《生死场》的前半部分注重于对底层乡村生活苦难的展示，因为它直接来自作家乡村日常生活体验，因而写得生动流畅。可以感受到，此时的萧红是自然地表达自己日常生活经验与体验的，即便是写底层农民自发的阶级意识也是如此。比如，王婆为了缴纳地租，流着泪如同送别亲人一样把多年相依为命的老马送到屠宰场去换钱，老马的皮却只够缴纳一亩地的地租，底层农民在天灾与地主双重压迫下，只能在死亡线上挣扎。李青山、赵三等佃农自发地组织起来，秘密策划对地主的暴力反抗。然而，行动前夕赵三因为误伤了小偷被警察逮捕，赵三的东家把他解救出来。于是，赵三改变对地主的仇恨态度反过来巴结东家以图报恩。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阶级斗争就这样因为赵三的“倒戈”而流产。萧红没有把这段阶级斗争写得如火如荼，而是不经意间展现出它的脆弱与随机性。这样的处理显得十分真实、可信，也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与应有的人性厚度。这部分与政治有关的情节，同前半部分所展现的其它日常生活浑然一体。而到了《生死场》后半部分，写到村子里的抗战，在民族战争的把握上出现了更重政治化的倾斜，于是，她笔下写赵三、李青山、二里半等人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爱国精神与行动，就显得比较生硬和突然，缺乏与此前情节的合理联系。

可见，当萧红自觉地赋予作品宏大政治意义之时，小说中鲜活的日常生活内容被概念化的抗战内容排挤和收编。这样一来，虽然政治意义得到了提升，但是小说对生活的深入体察与精微挖掘却随之弱化。如此，当那些来自于进步文化阵营的思想观念与她的日常经验重合一致的时候，她就写得流畅而顺利，反之，文本内部则会出现观念与经验龃龉的裂隙。当萧红挣脱宏大历史叙事对她的束缚，回到原态的写作时，她对东北大地上人们的生存的刻画才更见功力。《呼兰河传》正是这一“挣脱”之后的巨大收获。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作家对人物的刻画和风情、风俗的描写如入化境，生活之深广与卑微的苦难完美相融。对此，有学者评述为：“从萧红身上，我看到了一个作家被引导、被浸袭的文本扭曲。更看到了她的生命内力的重又复苏，并再次展现的整个过程”。{2}

女作家写作中，面临日常生活经验书写与宏大时代主题刻画矛盾的并非只有萧红。早期的丁玲作为“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她从女性生命体验出发创作了《莎菲女士的日记》，突出描写女学生莎菲日常生活中的情感体验;稍后的《在暑假中》通过年轻女教师的暑期生活大胆地描写了女性之间的同恋;《阿毛姑娘》又刻画一个农村姑娘对文明世界物质生活艳羡而不得最终抑郁而亡，展示女性生命世界的狭隘与盲目探索未知世界的悲哀。这些立足于女性日常经验的作品都具有性别思考方面的一定深度。但是，受到政治意识的极大影响，丁玲到延安以后，中后期的创作在女性生命体验的书写与严格遵循革命文学阵营的文学规范之间徘徊摆动，呈现出复杂的状况。

《我在霞村的时候》通过政治话语与女性性别体验之间的裂隙，引人思考女性在战争灾难中切身的性别伤痛;《在医院中》则通过个人感受去反思延安政治生活中隐藏的弊病，这都是丁玲尊重女性日常生命感受的体现。短篇小说《夜》也是一篇值得关注的作品，它生动地刻画了乡村革命干部何华明完成繁重的革命工作回家休息，在回家的这一个夜晚内心涌动的一些情绪和欲望。这些情绪和欲望的描写使得小说具有了难得的人性深度，也通过何华明的个人情感展示出当时政治要求与日常生活的尴尬关系。小说写何华明虽然对革命工作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但他内心中时时对不得不撂荒的自家耕地以及家中快要生产的母牛心怀愧疚。“他只盼望着这选举工作一结束，他便好上山去，那土地，那泥土的气息，那强烈的阳光，那伴着他的牛都在呼唤着他，同他的生命都是不能分离开来的”。日常生活需要与革命事业发生冲突之时，何华明选择了对革命事业的服从。何华明的痛苦生动地展现出解放区生活中日常生活与革命事业不能两全的痛苦，这是对当时特定历史时期个人对革命事业做出牺牲的质疑，这一质疑具有非意识形态的人性意义。但是，这个情节似乎隐含着革命事业对个人合理权利侵犯的意义，这是十分危险的政治倾向。丁玲为了掩饰这一冒犯政治意识的思想苗头，接下来的情节详细阐释何华明通过崇高的革命觉悟压倒狭隘的肉体欲望，以此来校正自己对革命倾向的危险偏离。

何华明对年长自己十余岁的妻子的厌恶本是直接来自感性的生活体验，“他嫌恶地看着她已开始露顶的前脑”，来自于她已经不能继续生育，无法满足他获取子嗣的愿望。但是，革命阵营的熏陶和渲染，革命话语的影响，使他为自己对妻子的生理厌恶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那就是妻子“落后”了。他为自己找到这个理由而理直气壮地疏远和冷落妻子，甚至想过离婚，抛弃为他操劳大半生的妻子。虽然最后何华明怕离婚影响自己的革命前途而勉强维系着这段婚姻，但是小说也展现出处在革命话语权外部的女性，随时可能被丈夫以追求进步的政治理由抛弃而陷入更艰难的生存困境。

这篇小说虽然短小，但是通过日常生活场景刻画，引发读者对革命意识形态助长陈腐的性别意识的反省，因其对日常生活的贴近，“以人性视点，抓住‘土地’与‘女人’这两个意象，从‘食’、‘色’这两个人性最基本、最重要的方面，真实展示了个体的生存困境，表现出了对个体生命价值的终极关怀”{1}。这在丁玲的后期创作中也绝非个例，她不久后发表的杂文《三八节有感》同样是从延安女性日常生活出发，对当时的女性生存困境做出的深刻思考。

三、“家常化”与“传奇”

20世纪40年代，上海文坛的女作家苏青和张爱玲为女作家的日常生活经验表达提供了新质。与此前“闺秀派”女作家不同，苏青是主动走出半新半旧的婚姻生活以写作谋生的职业作家，海派作家生存环境的世俗化与商业化使得她的写作更倾向于对世俗生活的描写。她的自传性小说《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小说《歧途佳人》以及《浣锦集》《饮食男女》等散文集，都是贴近职业女性日常生活的文本。张爱玲在《我看苏青》中说苏青的小说里没有多少过人的理性，“她的理性不过是常识――虽然常识也正是难得的东西”。“苏青最好的时候能够做到一种‘天涯若比邻’的广大亲切，唤醒了往古来今无所不在的妻性母性的回忆，个个人都熟悉，而容易忽略的。实在是伟大的。她就是‘女人’，‘女人’就是她”。“新式女人的自由她也要，旧式女人的权利她也要”，极为准确地概括出苏青与凡俗人性的亲近之意{2}。张爱玲肯定了苏青写作的内核――人人都熟悉却容易被忽略的普通女人身上的妻性与母性。

苏青的小说平实朴素，写普通职业女性的妻性、母性与女人性，通过近乎实录的方式建构起人物的日常生活场景，在技巧上不如五四时期凌叔华等作家成熟，小说表达的性别观念也更具有家常的一面，即更具有女性生活经验与生活感受普适性的意义。她之所以能够与实力派作家张爱玲同时在1940年代的上海文坛走红，一方面由于战时上海独特的文化氛围，满足了当时读者（尤其是男性读者）对时髦职业女性生活隐私的窥视心理，另一方面也与中国文坛此前对女性日常生活细节写作的缺失有一定关系。

张爱玲在文学史上是一个特例。张爱玲的文学传奇，除了可以归于当时上海独特战时文化环境的造就以外，还源于她个人对这段时机直觉的把握。1944年傅雷以“迅雨”的笔名在《万象》杂志上发表文学评论《论张爱玲的小说》，中肯地评价张爱玲小说的得失，并且指出了她应该调整的方向。张爱玲写了《自己的文章》表达敝帚自珍之意，作为含蓄的回敬。这一行为一方面体现出张爱玲当时年轻气盛，另一方面又展示出张爱玲对自己写作机遇的独特认识。因为她深知女性的生活是以日常化的状态为底子的，知道自己一旦在众多男性前辈的指点下暂时沉寂，或许就永远不再有绚烂的机会。

与苏青本色书写家常化的女性日常生活不同，张爱玲的小说写的多是“日常”的“传奇”。“唯独张爱玲看得开，她从不相信‘历史的洪流’，却从日常生活的小人物世界创造了另一种‘新传奇’”。{1}她的小说极为精巧地把握住日常生活与传奇的本质关联，就如她谈到书名之时所说的那样：“书名叫做《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她写彼此“相爱”的人被人性的自私牵制着彼此伤害;写亲情写的是父女畸恋、姐妹算计、变态的母亲、亲情物质化的悲哀……金钱、物质、利益这些现代生活日常化的一面，在她的小说中毫无遮拦地展现出来。这位乱世之中没落的贵族女子，凭着自己的早慧在乱离中深入到人性深处去感悟彻骨的悲凉，把生命的悲剧演绎到一种极致。这是独特的环境、境遇所造就的一种“传奇”。

张爱玲的小说严密而厚重的悲剧感令人感到压抑，若沿着这一对生命悲剧本质的揭示一路上行，在形而上的层面为个体生命存在和境遇做哲学的阐释，那么张爱玲的创作或将达到相当的高度。但是，张爱玲却以女性对生命感性的悲悯知难而退。她看到生命悲剧的本质而不愿意像鲁迅那样去承担这种宿命。她选择走向另一端：设法化解或者淡化生命的悲剧，给人生一些可以支撑的精神支点。因而，她让范柳原和白流苏这一对精于算计的游戏者在倾覆的城墙下以婚姻的名义使“爱情”获得善终（《倾城之恋》）;让米先生与敦凤在千疮百孔的物质婚姻中依然“相爱着”走向回家的路（《留情》）;让川娥毫无温情地在父母为她树立的精美的大理石墓碑和爱意绵绵的碑文中得到最终的安息（《花凋》）……日常生活本身的惰性、人性惯常的妥协多少掩盖了亘古苍凉的人生底色。

张爱玲小说对人生日常性的体认，也是抵达现代性的一种方式。关于这一点已经是学界的共识。夏志清将书写人生“安稳”而非“飞扬”一面的张爱玲与钱锺书、沈从文的创作加以强调，共同纳入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考察的范围{2};李欧梵将张爱玲小说中的“荒凉的哲学”等文学特质视为审美现代性的重要代表③;王德威在构建晚清现代性框架之后，也以张爱玲等人的小说来验证这一框架后续的合理性{4}。大陆学者韩毓海从张爱玲小说的都市个人主义特点{5}、郭春林从张爱玲小说的物质现代性等角度也分别给予深入和细致的阐发⑥。但是，这一切都基于张爱玲小说中对物质、欲望等日常化生存方式的独特刻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