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高教改革与“文凭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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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和北非阿拉伯世界发生“茉莉花革命”。尽管前途未卜，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已经有很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发展中国家不仅应当关切这些国家会往何处走的问题，更需要思考这场运动为什么如此有效。鉴于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索，就是很多参与者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成员，这里想着重讨论高等教育对一个国家社会政治所能产生的影响，想说明的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不能和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那么就会产生无穷的政治后果。 2008年10月14日，安徽合肥一所中学的学生准备高考。

中国的情况不像埃及那样严重，但在高等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脱节方面，非常类似。自1990年代末以来，中国城市高等教育大扩张，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都能容易地进入高等教育系统，但同时因为教育的产业化.国家又没有比较好的针对农村人口的教育政策，很多农村学生没有财力进入高教系统。这样就产生了很多负面且具有政治影响力的结果。

首先是文凭“含金量”减少。因为高教的大扩张，得到高等教育文凭的人越来越多，但文凭的附加值则越来越小，甚至是负面的。现在，高中生的工作被大学生抢走，太学生的工作被硕士生抢走，而硕士生的工作被博士生抢走。在中国还得加上博士生的工作被博士后抢走。这样的情况可以概括为“高文凭，低就业”。其实，这种情况还好。更为重要的是，大学生不能找到有用的工作。一方面是企业找不到有用的人才，而自诩为国家培养人才的高等教育系统，其毕业生则找不到工作，导致大量大学生失业或者大面积的就业不足。

再者，在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中，来自农村的人口越来越少。这不仅仅是因为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公，农村学生不能接受和城市学生同等的教育;更是因为价格越来越高的高等教育，把那些学业优秀的农村学生排挤在体制之外。这不仅在加深着中国社会的不公平性，也经常使得这个被排挤的社会群体越来越具有政治性。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这里的原因很复杂，但有几个因素非常显然。

首先是高等教育决策者对人力资源投资的片面理解或者错误理解。在高等教育方面，很多的教育投入并不是从经济、社会、技术的发展来考量的，而是从政治稳定的角度。高教的扩张从哪里来？一是产业化，就是从社会获取大量的财力。在很多地方，大学已经成为大学就职者“寻租”的工具，也就是盈利的工具。二是最便宜的投资，就是开办那些投入少而产出大的学科，尤其是人文和社会科学，培养出大量的只有“说话”，能力而没有“动手”能力的学生，导致了上面所说的“学无所用”的局面。

其次是高等教育改革的政策协调出了大问题。高教改革由教育部负责，但没有和其他部门紧密协调。高教系统实际上变成为一个没有和社会经济发展部门相关的独立的实体。在成功的国家，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必须和这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人才并非抽象，而必须为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但在中国，教育系统更多是属于政治范畴，属于思想控制系统。

在另一端。也是因为高教和社会经济发展脱节，高教教员生产出大量但处于知识链条底端的知识（论文），正如农民工大规模生产着低附加值的工业产品，教授、学者数量急剧增加，他们的产量也在增加。但是，高教系统所重视的只是一个数量，而非质量。搞“科研”就像搞群众运动，科研资源极其分散，不能有效集中，也不能有效吸引人才。在这个过程中，表面上的人才培养演变成为实际层面的人才的“低质量化”。

在考虑中国的教育往何处走的时候，人们不得不总结以往的经验和国际经验。教育改革必须培养有用的人才，而非空洞的政治家。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的高教改革如果再继续在原来的道路上滑行，前面可能是死胡同。教育改革可能要“复辟”，要回归到改革以前的体制，即重视技术教育。很多三本甚至二本的大学（编按：收录高中考试成绩排后的第二批本科及第_一批本科的院校）应当重新回归成为学院和技术学校。如果不能建立起一大批技术和技能学校，学无所用的现象还会继续下去。高教系统所培养的学无所用的人才越多，产业升级就越困难，政府治理能力就越差，社会政治不稳定的风险就越高。

作者 郑永年

来源《联合早报》，节选

日期 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