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与周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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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国维是近代著名学者，其《人间词话》是融会中西文论的转型之作。周济是清代常州词派后期的代表人物，其《介存斋论词杂著》是清代词论的重要著作。二人对词之源流与创作的看法、对具体词人词作的评价存在明显关联，具体论述同中有异、异中见同。对二人词论关联的梳理和分析，能看到王国维对周济词论进行了借鉴与扬弃，进而从一个侧面呈现传统文论的转型轨迹。
[关键词]王国维；周济；《人间词话》；《介存斋论词杂著》
中国近代文论的产生与发展是对传统文论批判继承和对西方文论吸收融会的结果。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中国近代文论的代表作，它创作于1907―1908年之间，时在清末。王国维之前的清代词学自然成了他词学理论研究与创新的重要参照系，而在清末影响颇广的常州派词论又是他思考的主要对象。常州词派的奠基人是张惠言，之后由周济、陈廷焯等人继承而完善之。王氏对周济词论多有借鉴，但也有批评，他对周济的态度可看作他对待传统文论态度的一个缩影。这对认识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型是有参考价值的。
王氏曾精研周氏论词之书，对其词论非常熟悉，他之写作《人间词话》约与评点周济《词辨》同时。他对周氏之看法于以下一段论述颇可见出：“介存《词辨》所选词，颇多不当人意。而其词论则多独到之语，始知天下固有具眼人，非予一人私见也。”（《人间词话》附录第二十九则，观堂旧藏《词辨》眉批）由此可见，王氏对周氏《词辨》中所推崇之词人多不认同，而对他的词论则引为同调，这里的词论主要是指《介存斋论词杂著》。
一
《介存斋论词杂著》共三十一则，虽较《人间词话》篇幅为短，但仍涉及对唐、五代、两宋词之整体评价、词之创作和词人词作论等方面。周氏认为：“两宋词各有盛衰”（第一则），“北宋词、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实，且能无寄托也。南宋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第七则）在周氏看来，两宋词各有千秋，不可扬北抑南，也不可扬南抑北，要具体分析。因为“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第二则）。应该说，周氏所言在今天看来是比较公允的，但结合清末词坛实际，我们应看到周氏所言对于纠正当时追尊南宋之偏力度不够。而王氏则有更清醒的理论自觉，他在《人间词话》中将批判的矛头明确指向了主张“词至南宋乃深”的朱彝尊，并引周济、潘德舆、刘熙载、云间诸公为同调，称他们为“同一卓识”者（《人间词话》未刊稿第二十三则）。相比之下，周氏所说较委婉，但实与王氏所指相同：“近人颇知北宋之妙，然终不免有姜张二字，横亘胸中。岂知姜张在南宋，亦非巨擘乎？论词之人，叔夏晚出，既与碧山同时，又与梦窗别派，是以过尊白石，但主‘清空’。后人不能细研词中曲折深浅之故，群聚而和之，并为一谈，亦故其所也。”（第四则）
应该指出的是，《人间词话》所引《介存斋论词杂著》第七则只是“南宋则（按《人间词话》未刊稿第二十三则少一“则”字）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一句。对照王氏所引潘德舆、刘熙载语可知，王氏对北宋词评价较高，而对周氏评价两宋词优劣之语未尽认同。相比之下，王氏对周氏另一观点似较肯定，即“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使深者反浅，曲者反直。”（第二十三则，《人间词话》未刊稿第二十三则引）
《介存斋论词杂著》第五、六、七则论词之创作。周氏认为：“学词先以用心为主，遇一事、见一物，即能沉思独往，冥然终日，出手自然不平。次则讲片段，次则讲离合；成片段而无离合，一览索然矣。次则讲色泽、音节。”（第五则）可见，周氏强调对自然万物之心照体认，独特思考；要求词作言之有物，抒发真情，即所谓“初学词求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宜，斐然成章”（第七则）周氏将“片段”、“离合”、“色泽”、“音节”等形式要素置于次要位置，更重视词的思想内容。那么，“寄托”所在又是什么呢？周氏做了明确回答：“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己饥，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第六则）
对照《人间词话》可见，王氏关于词之创作的看法与周氏颇为相近。王氏也强调词人对自然人生的明察默想，抒发真情实感，所谓“能写真感情、真景物者，谓之有境界”（《人间词话》第六则）。他之推崇李煜、纳兰性德即由于此。与周氏崇尚“由衷之言”相比，王氏也推重“词人之忠实”，且与周氏之表述有异曲同工之妙：“词人之忠实，不独对人事宜然，即对一草一木，亦须有忠实之意，否则所谓游词也。”（《人间词话》未刊稿第四十五则）
周氏就词之思想内涵提出了“词史”说：“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第六则）周氏“词史”说意在突出词关注社会现实、国计民生的功能，他反对“应歌”、“应社”之作，强调词应将抒写个体思想情感与思考历史现实结合起来，这与他重寄托之思想紧密相关。周氏对寄托的认识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他对于寄托的阐述还不够明确：“初学词求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宜，斐然成章。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第七则）他在50岁所作的《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对此问题之阐释更明晰，即著名的“寄托出入”说：“夫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
对照《人间词话》可见，王氏借用了周氏的“出”、“入”概念，但对词之思想内蕴的认识较周氏有所发展。王氏也认为“出”、“入”之于词之创作同等重要，不可偏废，二者紧密相连：“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人间词话》第六十则）王氏站在“宇宙人生”的高度论述诗词创作，较周氏有更深厚的哲学基础，这与他对文艺与人生深层关系的思考相关。他提出了“忧生”与“忧世”并重的观点。“忧生”是“忧世”的基础，“忧世”是“忧生”的升华。正如有论者所言：“忧生是对生命的忧患，抒写个体对生命的理想、焦虑、追求、失望……忧世是对人世的忧患，以抒写人情世态、展示人世百相为底本，揭示人世的困厄、艰难、凋敝。”就王氏个人喜好而言，他似更偏爱“忧生”之作，这从其《人间词话》即可见出。
二
周、王二人对具体词人的评价多有同异，通过对二人词人词作论的比较，我们不仅可以更清晰地揭示出《介存斋论词杂著》与《人间词话》的内在关联，而且有助于我们认识王氏对待传统文论之态度。
《介存斋论词杂著》第八则引常州词派奠基人张惠言评温庭筠语，极力推奉飞卿词，评价至高：“如飞卿则神理超越，不复可以迹象求矣；然细绎之，正字字有脉络。”王氏则不认同张惠言对温庭筠词的评价：“张皋文谓：飞卿之词，‘深美闳约’。余谓：此四字唯冯正中足以当之。”（《人间词话》第十一则）王氏对温词的评价是“句秀”（《人间词话》第十四则），词品如“画屏金鹧鸪”（《人间词话》第十二则），意在指出温词过于纠缠闺闱之情，偏重对妇女容貌、服饰的精细描绘，缺乏深厚的生命体验。因此，王氏倾向刘熙载的评价，即“温飞卿词精妙绝人，然类不出乎绮怨”。（《艺概・词曲概》）总之，王氏对张惠言给予温词的过高评价是颇为不满的：“固哉，皋文之为词也！飞卿《菩萨蛮》……皆兴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罗织。”（《人间词话》未刊稿第二十九则）这与周氏对待张惠言词论的态度是明显不同的。
《介存斋论词杂著》第十三、十四则专论少游词，周氏揭示出少游词“平易近人”、不甚用力的特点，并指出“后来作手，无不胚胎于此”，在词史上给予秦观较高地位。周氏对少游词的把握是较准确的，所谓“平易近人”应指秦观词典雅清丽，能将书面语和口语熔铸，从而使其语言更富表现力，更显贴切自然；所谓“如花含苞，故不甚见其力量”当指少游词含蓄蕴藉，能于景中见情，情中见景；即使直接言情之作亦隽永有味，如《鹊桥仙》（纤云弄巧）即是。应该说，周氏的评语总括了秦观词清丽婉约的特色。
与之相比，王氏对秦观的评价似更高：“词之最工者，实推后主、正中、永叔、少游、美成”（《人间词话》删稿第十一则），“唐、五代之词，有句而无篇。南宋名家之词，有篇而无句。有篇有句，唯李后主降宋后之作，及永叔、子瞻、少游、美成、稼轩数人而已”。（《人间词话》未刊稿第四十一则）。但王氏评价少游词的角度与周济不同，他是将少游词作为阐释境界说的重要例证的。如《踏莎行》（雾失楼台）一首即为王氏反复论及，涉及境界之“有我”、“无我”（《人间词话》第三则）、境界之大小（《人间词话》第八则）等方面。而在对境界大小的论述中，他对少游词的大小境界均予以了肯定，这在他所评述的词人词作中是少有的。王氏对少游词的整体评价与周氏相近，只是表述不同，他喜少游词之“凄婉”，而不喜其“凄厉”（《人间词话》第二十九则），所谓“凄婉”即与周氏所言“如花含苞”一致。同时应看到，王氏对少游词的评价较周氏更全面深入，他既肯定了少游词的“品格”（《人间词话》第三十二则），又批判少游词多用替代字（《人间词话》第三十四则），这就同时涉及到少游词的“内美”与“修能”两方面。
《介存斋论词杂著》第十五则论周邦彦词，给予美成绝高评价：“美成思力独绝千古，如颜平原书，虽未臻两晋，而唐初之法，至此大备，后有作者，莫能出其范围矣。”后来，他更将清真作为宋词之“集大成者”，可见他对清真的称许是一贯的，将清真作为词史上的枢纽人物看待的。美成词在《人间词话》中也多有论及，与周氏相比，王氏对之有褒有贬，整体评价并不高：“美成词深远之致不及欧、秦。唯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故不失为第一流之作者。但恨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耳。”（《人间词话》第三十三则）此处之“言情体物，穷极工巧”即周氏所谓“勾勒之妙”，但不同之处在于：王氏认为周邦彦虽在音律节奏和字句雕琢方面度越前人，但此尚属“古雅”范围，而其词题材狭隘，意趣不够高远，“多作态，故不是大家气象”（《人间词话》附录第二十七则，观堂《词辨》眉批）。
王氏后来在《清真先生遗事》中称清真为“词中老杜”，这似乎是对周济评价的更大认同，但他对清真词的评价仍未达到周济的高度。王氏只是认为清真在对工巧的追求上堪与杜甫相比，但其词境仍以“第二种”为多，即多抒写“常人皆能感”的“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人间词话》附录第十六则，《清真先生遗事》），未能如“真正之大诗人”，“以人类之情感为其一己之情感”（《静庵文集续编・人间嗜好之研究》）。
三
通过以上对《介存斋论词杂著》和《人间词话》词论的比较，我们可以见出二书关联之大略及王氏对待传统文论之态度。限于篇幅，本文未就二书评价李后主、姜夔、辛弃疾、史达祖、王沂孙、蒋捷等词人观点的异同展开论述，这是有待今后的研究加以弥补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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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刘锋杰，章池.《人间词话》百年解评[M].合肥：黄山书社，2002.
[作者简介]王海涛（1976―），男，山东东营人，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文艺学和词学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