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如何避免被科技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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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某种社会潮流，理所应当又义无反顾地迅猛向前时，知识分子往往是那个在角落里焦急地呐喊着“喂，等一等”的人。在互联网和移动科技已经成功俘获大多数人日常生活的今天，美国知名作家、《哈佛商业评论》前主编尼古拉斯・卡尔站了出来，向在低头看手机和煲电脑粥的你说，“喂，停一下，先想一想”。

他冒险地站在这波时代大浪还未淹没到的最前沿，试图苦心费力而“冒昧”打扰忙碌的你，他想告诉你的，其实也不是什么深不可测的玄机，而是作为一位已经跳出了信息牢笼的思考者，用冷静而发人深省的批判精神，对这个信息过剩时代提出的一些警醒。

卡尔认为，在已经无所不在的科技产品面前，人类应该保持一种超脱的自持，而不是被提供生活便利的工具毫无节制地占有。而这样的呼唤也并非横空出世，他承认自己的生活也曾经被无数社交软件和互联网包裹得看起来充实新鲜，实则支离破碎。这样的亲身经历，促使他相信，从不同侧面去探讨人类与科技的关系，启发那些一直在被动接受新鲜事物而匆匆赶路的人们，停一停，想一想。

继在中国出版《IT不再重要》《浅薄》而名声大噪后，他又携新书《玻璃笼子――自动化时代和我们的未来》专程到访北京。在他短短几天的访问中，他发现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和美国的非常相似――年轻人居多、洋溢着理想和热情；同时他还发现，全球最多互联网使用者聚集在此，也许他们更需要在享受网络科技带来的便利的同时，接受理性的批判和考问。

通往被科技奴役之路

记者：为什么新书取名叫《玻璃笼子》？

卡尔：这本书是在讨论，在电脑和互联网等智能技术面前，我们人类有多依赖。现实是，当我们环顾四周却发现，我们时刻在找手机、看电脑，这些高科技就像是一个透明的笼子，把人们都罩住了，人类的一些才能在其中退化。所以我认为，一方面人类受益于科技，另一方面又被这个看不见的玻璃笼子困住。

记者：对“科技对人类的利弊”的话题，一两百年前哲学家们就在思考了。比如你的书中提到的数学家兼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他在1924年的随笔中明确写道：“我们崇拜机器，认为机器美丽而有价值，因为它们是力量的象征；我们憎恨机器，因为它们可怕，我们厌恶机器，因为它们奴役我们。”你的观点和他们的有何不同？ 尼古拉斯・卡尔美国知名科技及商业作家，现年56岁。毕业于哈佛大学，曾任《哈佛商业评论》执行主编，并获普利策奖提名。

卡尔：人类使用科技发明创造的机械已经很长时间了，我想，现在与以前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的科技环境不同了。过去人们只是在从事某项工作时使用到机器，而如今互联网、智能手机这些科技让人们时刻在与机器打交道。回首过去十年，因为这些机器，人类的交流、沟通和行为方式都在发生变化。

我试着在书中以科技和哲学的视角去呈现，这些科技如何改变我们人类，其中哪些对我们有益，哪些对我们不利。因为现代科技更新得太快了，人们总是急于接受下一个新鲜的玩意儿，但是在接受之前，却不曾有一秒钟想一想，这是我要接受的吗？这个东西会让我的生活更好吗？会让我更有才能吗？

记者：你认为，大部分人已经被电脑和智能手机这样的科技产品所奴役了么？

卡尔：当很多人使用这些产品，他们的行为在被动地或者无意识地被改变。相比以前，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有意识地产生疑问，并在手机APP、社交媒体和微信上开始筛选，哪些对自己重要，哪些不重要，我认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变得越来越有选择的能力。

记者：在你的生活中，使用得最多的科技产品是什么？是智能手机吗？

卡尔：不。我想应该是电脑，（相比手机）我更愿意使用电脑，因为我打开电脑，就可以一次性地处理电子邮件、浏览网页、写作等很多事务，所以我可以控制对它的使用。

手机会不断地“打扰”我，让我的注意力不集中，有时回到家里，我会关掉手机。统计数据显示，只要人们清醒的时候，每6分钟就会看一次手机。这样是危险的，并不是说互联网不好，而是说它会切断人们之间的互动，同时我们在技术领域上的自我控制或者技术使用上的规范不够严格的话，它会不断打扰我们正在从事的作业，让人们难以进行稳定的和深度的思考。

记者：相信很多人有过和你一样的行为或者尝试去做同样的事，但是也许有些人失败了，因为当他们关闭手机或者一些社交软件时，他们发现这个行为的代价是会失去以往的社交圈子，因为其他人都在用，而你不用，那你就“出局”了。

卡尔：是的，当你选择一样东西时，你就得为这个选择有所牺牲。的确，科技产品已经在塑造我们的交流和行为方式，即使人们远离社交软件很短的时间，也会发现他们就跟不上整个网络社交了，不得不承认，改变这种已有的行为方式并不容易。

但是我确实认为，我们应该先有意识地去思考一下，再去选择要不要做这样的牺牲。

人类因科技而变傻？

记者：你提到过一个科技使用与人类行为的悖论，说信息在不断增加的刺激阶段，会不断满足人类的兴趣和好奇，提升他们的表现；但在信息过剩的时候，人类的行为会因为强大的焦虑而减退。如何解释这个悖论？

卡尔：在100年前的巴黎，1914年6月18日，美国飞行员劳伦斯・斯佩里驾驶着寇蒂斯C-2双翼飞机，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自动驾驶。围观的评委和观众都被这场惊人的表演惊呆了，斯佩里获得了特等奖――5万法郎；第二天，他登上了欧洲所有报纸的头版，从此飞机的自动驾驶技术被更多人熟知，并进一步研究和完善。但是，当越来越多的飞机都实现无人驾驶的时候，100年后的2013年初，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了一则仅有一页纸的通告。该通告没有标题，只是被归为“致驾驶员的安全警告”（SAFO），通告简明扼要但寓意深远，指出“此安全警告鼓励驾驶员在适当的时候多采用手控飞行操作”。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从失事飞机事故调查、意外事故报告及驾驶舱研究中搜集了一些证据，表明驾驶员曾经过度依赖自动飞行系统以及其他计算机系统。过度依赖自动化飞行，会将飞机及机上乘客置于危险之中。最后，这份安全警告建议航空公司制定操作政策，要求飞行员减少自动化飞行的时间，更多地采用手控飞行。

对行员来说，他们在这种机械自动化所带来便利的玻璃笼子里，其应有的知觉和敏锐的反馈都被切断了，这种危险存在于我们的生活里，会切断人和人之间的互动和世界之间的互动，它会使我们的感知、思考和思想受到严重的封锁。所以，我们需要对提供给我们方便的科技异常小心。

记者：科技过度便利，给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会是什么？

卡尔：人们也许觉得，生活越方便越开心，但已经有一些社会科学的研究表明，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了，科技的过度便利让人们的思维钝化。

2004年，荷兰乌得勒支大学认知心理学家克里斯托夫・范・宁韦根进行了一系列简单的原创性实验，主要研究软件对记忆生成以及专业技能的影响。他招募了两组实验对象，让他们玩同一个电脑游戏，这个游戏是根据经典的逻辑难题“野人与传教士”改编的。要解开这个谜题，玩家必须用一条小船将5名传教士和5名野人送到河的另一岸，这条河是假想的（在范・宁韦根的版本里，传教士和野人变成了5个黄球和5个蓝球），每次最多载3名乘客。谜题的难点就在于，每次运送时，不管是在船上还是岸上，野人的数量均不能超过传教士的数量。如果超过了，传教士就会被野人吃掉。参与者需要进行精确的分析和仔细的规划，才能按照任务的要求计算出如何才能成功。

范・宁韦根安排一组实验对象使用软件来解决这个难题，软件提供一步步的指导，例如，在屏幕上显示提示信息，将可行和不可行的移动用高亮标示出来。另一队使用一种初级程序，不提供任何帮助。正如你能想到的，使用帮较大的软件的实验对象，在游戏之初取得了很大进展。根据提示操作，这组实验对象不需要每走一步就停下来回想游戏规则，也不需要计算如何应对新形势。但是，随着游戏的发展，使用初级程序的游戏者开始显露出优势。最终，同另一队相比，他们解开谜题的速度更快，并且错误步骤较少。在这项实验的报告里，范・宁韦根总结道，使用初级程序的实验对象对任务概念有更清晰的认识，他们能更好地思考并制定成功的策略。相较之下，那些依靠软件指导的人经常会感到困惑，只是“毫无目的地到处乱点”。

记者：在现实生活中，是否有具体案例？

卡尔：在2013年的报告中，计算机科学家戈登・巴克斯特和约翰・卡特利奇警告称，人们对自动化的过度依赖正在侵蚀金融业人士的技能和知识，而计算机交易系统使得金融市场更具风险。

软件程序员的工作是为了减轻思想的负担，但他们担心，这会反过来给自己的技能带来负面影响。程序员现在经常使用集成开发环境（IDEs）应用，这个应用可以帮助程序员编写代码。它将许多复杂、费时、细碎的工作自动化，一般包括自动完成、自动纠错、自动调试例行程序等，而更复杂的应用会进行重构，评估并修正程序的结构。但是应用接管了代码编写任务以后，程序员就丧失了锻炼并提高手动编码技能的机会。维・韦克・哈尔达供职于谷歌公司，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软件开发员，他曾写道：“现代的IDEs足够用了，有些时候，我觉得我是个IDE操作员，而不是一名程序员。”“这些工具不是鼓励人们‘对代码深入思考并仔细编写’，而仅仅是‘草拟一份蹩脚的代码，然后这些工具会告诉你哪里出错了，并且如何改正并完善你的代码’。”他将此种现象总结为“聪明的工具，迟钝的大脑”。

我想，我们今天的人类面临这样一个重要的抉择，就是在计算机或者自动化越来越普及、越来越被大力推进的时刻，在人和机器之间，到底谁控制谁呢？我的观点是要让技术为人类服务。

智慧地与科技共处

记者：关于机器会不会取代人类、甚至反控制人类的讨论，已经进行了半个世纪，你认为像智能机器人这样的高科技会取代人类么？

卡尔：短时间之内，我认为不会。一方面，机械总需要人类触摸才能开启，它不会自己产生意识；另一方面人脑是非常复杂的，尽管计算机可以取代人们做一些繁琐的计算，但是不可能完全拷贝人脑。

人类诸多的能力是来自意识和潜意识，人类产生的意识和潜意识都难以言传得很清楚，机器怎么可能做得到？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不光需要计算机的硬件来发挥作用，也需要很多软件不断深入来把这种能力得以实现。而软件的发展也是循序渐进的，到某一个阶段发展可能停滞一段时间，然后有人去产生了新的洞察力，又发现新的软件，再一次提升人工智能这样的能力。所以，我不认为机器或者人工智能有能力完全替代人类，因为人的意识和潜意识是很难被完全捕捉的，至少在未来30年内看不到有这样的可能。

记者：过去一两百年来，机械操作已经取代了越来越多的蓝领工作，而如今它也在挑战白领工作，比如有消息说，机器人会取代新闻工作者写稿。你认为在未来，各种科技会对人类劳动力挑战到什么地步？

卡尔：的确，过去的很多工作和工种已经被机器人或各种机械取代。有种说法是，未来人类80%的劳动都会被机械取代，我不清楚是不是真的会发生，但是以过去的经验，当机械取代一种人类劳动力时，人类会找另一种工作去使用人类劳动力，也许未来需要我们去开发更多人类劳动力的工作。

记者：你认为科技所发明的机械和人类的理想是什么关系？

卡尔：人们应该找出智慧地使用机械的方法，在有效而便利的使用和不放弃人类的自主性中找到平衡。

我说这些并不意味着说所有的自动化、计算机或者软件都是不好的，我想强调说这些工具都可以被人类所应用，只是怎么样应用它们能够推动人类所要实现的最终目标，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的挑战。而我们所面临的最重要挑战，就是要回答在不断研发这些科技产品的时候，设计这些科技能力背后的基本哲学是什么。

有人强调是以技术为中心的一种自动化发展哲学，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以计算机的能力发展为主，剩下其他的一些边缘能力就让人类来把控。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应以人类发展为中心，去发现人类最擅长的领域是什么，把人类最关键的能力发挥出来，再让所有的人工智能、计算机成为人类发展自身能力的辅助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