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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儿子在青春期十分叛逆,常跟我大吵,有一回他还气得一拳头把石膏板做的墙打了个洞。上大学之后,也不见得好,跟我回大陆旅行一个月,一路跟我作怪,非去旅馆的夜总会跳舞不可,非喝某种饮料不可,还非穿他那条膝盖都露在外面的长牛仔裤不可。但是隔一年,我把他带回台湾,带到一个地方,不到一个月,他就改了。
您猜是什么地方?不良少年感化院?错了!是台湾南部乡下的一个残疾儿童的育幼院。他在大二暑假期间,就住在那儿,为脑性孩子喂饭、洗澡、复健、做游戏,还帮育幼院里的修女剪草、喂牲畜。接下来,跟我一起四处演讲、为育幼院募款。一个暑假下来,他晒成一个小黑炭,离开那个德兰启智中心的时候,还抱着院童哭。突然之间,他不再是原来的叛逆少年。
我的女儿也一样,除了上中文课她会乖乖听话,平常时候,我是对付不了她的。所以长途旅行,我只要带她,一定带我太太,由妈妈管女儿。但是有了管儿子的经验,我也用同样的方法带女儿。她这辈子第一次来亚洲,第一站不是到北京观光,而是陪一个从贵州来的小女孩在同仁医院看病。我女儿跟那小女生住在旅馆同一个房间,每天早上,带小女生去同仁医院看眼睛。平常刁钻的小丫头坐在候诊室里,居然变得出奇地有耐性。为什么?因为她看到好多好多可怜的病人,看到那个眼睛已经接近失明的贵州小女生。她到了她过去不曾经历的环境,跟那可怜的小女生建立友谊,有了感情。
隔一年,我女儿又来大陆,而且到了贵州贫困的山区,因为她前一年答应已经复明的贵州小女孩,要拉小提琴给她的同学听。接着我们全家还去看了北京的盲文出版社,看盲人用的点字印刷,又应宁夏残疾朋友的邀请到银川演讲。那一年的暑假,我女儿没对我发过半次小姐脾气,因为她学会了知福、惜福和感恩。
我觉得每个新新人类,尤其被宠的孩子,都应该找时间走进贫苦的地方。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见到社会的另一面。知道自己过好日子有多么幸运,也才知道世上有多少可怜人需要被关怀。我甚至觉得父母师长自己也应该参与公益活动。因为你参加之后,比较知道怎么为孩子安排那类的活动。看看可怜人和可怜孩子之后,你也会知福,知道自己能够生个健健康康的孩子,已经是幸福,于是减少对孩子无理的要求。有一天,孩子大了、离开家,你也能在公益活动当中,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有精神的寄托,减少空巢的失落感。
记得有一年,我去山西太原作连续两天的演讲,第一天演讲过后,抽空去探望一位华塔寺的大爱师父。看到一个浑身都是烫伤疤痕的小男孩,脸孔长得很漂亮,也很聪明、会说话,但是有疝气,等着开刀。我正好刚拿了一笔新书的版税,就把钱给了那个叫乐乐的小男孩,而且决定多加一场卖票的演讲,把钱捐给太原当地的公益团体。
那场义讲卖了满座。更好的是,小男孩的手术费也省了,可以把钱转给育幼院做加菜金。因为医院院长也去听了演讲,当场表示愿意免费动手术。才走出会场,又知道一个感人的事,一位从乡下来听演讲的贫苦女生,脚踏车不见了,正伤心哭呢!有人听说,立刻掏钱给她去再买一辆。当地的朋友说得好:我们太原人有的是爱心,只是缺少付出爱心的管道和机会。
再说个故事。许多许多年前,有个美国华侨到大陆做生意,有一天跟朋友到山里玩,听见小孩读书的声音,却找不到学校。终于发现在一间半垮塌的屋子里,有好多孩子正上课。那位华侨看了很同情,问朋友,给他们盖间新教室要多少钱?算一算,没多少,立刻决定捐建。乡下人知道了,纷纷表示可以分担工作,有人烧砖、有人敲石头、有人垦地。有一位老婆婆说她没钱也没力气,家里只有两把面条,捐了出来。
后来学校建成,就用了那老太太的名字命名。
而那位华侨回到美国,告诉四周的朋友,大家都感动、都响应,“燃灯助学基金会”就这样成立了。而且迄今在大陆已经建了八百九十所希望小学,可惜发起人陈金浩先生二三年过世了。
再说个他们建校的感人故事。有一回“燃灯助学基金会”的人去深山,看见一个地方需要建校,表示愿意捐建。村民却说因为没有道路,钢筋水泥运不进去。接着基金会的人到另一个村子,也有同样的困难,没法建。基金会的人再往山里走,又发现一个需要给孩子建校的村子,也因为太偏远了,没有路运输材料,不能建。
但是跟着,问题解决了。因为三个村子的村民联合出动,自己开出一条通往城镇的道路,钢筋水泥运进去了,三所学校建起来了。三个贫苦村子的生活改善了,为什么?因为有了道路,村子里的农产品可以很容易地运出来,各种生活必需品也能轻松地运进去了。
什么叫“新新人类”?像是“世说新语”,那“新”,可以改成“心”。如果我们能在考试升学之间,也教“新新”人类,做“心心”人类,有爱心、有关心,他们会变得更懂事、更成熟、更体谅、更宽容,而且他们会因为行善、助人,而活得更积极、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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