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淡化下的时空意义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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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看上去很美》改编自王朔的小说，电影则在时间、人物、地点等方面都做了较大幅度的改动。改编方法上，改变背景与环境，淡化了时间概念，减少了人物数量，情节与结构也有很大的变化。而这些改编，都是为易换主题服务的，主题的易换代表小说作者和导演不同的理念。前者强调了鲜明的时代背景，且突出了环境的复杂性，而后者则拭去了特殊的时间的印记，拉长了时段，简化环境，但总体上仍继承了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思考，并兼顾了对市场和观众的考虑。

[关键词]《看上去很美》；改编方法；主题差异

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似乎往往较为容易引起舆论界关注的兴趣，尤其当这一文学作品本身也是一个热点之时(不论是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或是在社会引起的轰动效应)。并且，不知电影界何时开始流行一种说法，即第一流的小说常常只能改编成二、三流的电影，而第一流的电影则常常是由第二，三流的小说改编而成。因此，对电影工作者来说，改编文学作品成了一项带有风险性的工程，它兼具着诱惑与挑战。导演张元的新片――改编自王朔同名长篇小说《看上去很美》就再一次来到了舆论的焦点之上，

《看上去很美》面世不久便入选了美国圣丹斯电影节竞赛单和柏林电影节。综观公众与媒体舆论对这部影片的反应，褒贬不一。本文将从电影《看上去很美》对小说原著的改编方法人手，对比电影与小说的主题差异，从而分析该电影改编的优劣所在。

一

王朔的小说写的是北京复兴路29号院的一帮孩子，时间是1961年到1966年开始，主要人物有父母、阿姨、老师、一群孩子和官兵若干，主要地点是幼儿园，翠微小学和那个院的操场、食堂、宿舍楼之间和楼上的一个家，男主人公叫方枪枪，小说以一种追忆的方式，带着半自传体的色彩叙述了方枪枪从上幼儿园到小学的一段成长历程，依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则在时间、人物、地点等方面都做了较大幅度的改动。

1　改变背景与环境。

导演淡化了时间概念，抹去了小说明确且较特殊的时代背景，仅截取原书约二分之一的篇幅，即方枪枪在幼儿园阶段的生活为表现对象，观众只能从一些道具，比如人物的服装(包括服装的质地，颜色和款式)、日常使用的器皿以及房屋建筑的风格等，辨别出故事发生的大致而模糊的时段，至少它不是发生在21世纪。由于篇幅的缩减，影片涉及的地点范围也就相应缩小，局限在了幼儿园、食堂、宿舍楼和操场。事实上，“北京复兴路29号院”这个明确的地址也已经被导演有意地忽略。于是，影片的整个背景环境都被虚化了。此时，真正重要的是“幼儿园”作为一个普泛的能指意义上的概念，制定出影片所要表现的特定的人生成长阶段。

2　改变人物。

关于增删人物的出发点，“应当从测定他们在故事里的功能人手，每个人物都应在故事里起一定的作用。”也就是说，影片中出现的每一个人物都必须在影片所讲述的故事中发挥一定的功能与作用，否则就没有必要为其安排一个位置，导演对人物的改动最为明显的是在人物数量上的减少。被他“抛弃”的人物主要有：爸爸、妈妈，哥哥、姥姥和老院长，虽然影片的开头是爸爸拉着方枪枪上幼儿园，但是，摄影机始终没有给爸爸一个正式的特写镜头。爸爸不过是一个轻度的功能性符号，或者说是触发点，使方枪枪进入幼儿园――这一开启性的情节得以发生。在小说中，方枪枪的长辈们虽然多次现身，但是他们的面孔也始终都是模糊的：方枪枪不知道自己父母的名字；有时辨认不出自己的母亲；他也不理解“姥姥”一词的含义……至于哥哥方超的形象是清晰的，但这清晰的作用则在于引出那些长辈的不清晰。方枪枪眼中长辈对方超的偏爱，妈妈和爸爸带给方枪枪的坚硬和陌生……构成了方枪枪对家庭环境的个性化的淡漠的成长记忆。家本该是最亲近与最安全的栖息之地，但对于幼小的方枪枪而言却似乎是难以企及的，这是一种严重的缺失，这种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方枪枪的性格特点――捣蛋、使坏、孤单等和他向e的渠道寻求心理弥补的努力，而电影则对这些复杂的原因悄然进行了改写。于是，导演不必借助哥哥，妈妈和姥姥等角色便能抵达他的主题，那么这些人物在电影中自然就失去了现身的机会了。

3　改变情节与结构。

背景、环境和人物的改变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情节与结构的改变，当原作300多页的篇幅被装进大约90分钟的电影容量时，大量情节势必遭到更改。比如一直学不会自己穿衣服的方枪枪被老师要求在全班同学面前“表演”自己脱衣服的情节，电影抹去了小说中李阿姨对方枪枪的“戳”的动作，强调了方枪枪的撒尿是对老师不给他小红花的一种抗议，又如方枪枪被剪发的情节。在小说中，王朔对于已经进入幼儿园一段时间的方枪枪拒绝剪发的理由做了相当详尽的描写与说明。但是，当它移位来到电影中时，其位置和长度都发生了变化。方枪枪一踏入幼儿园的大门，便遭遇受到阿姨唆使的小朋友们的集体追赶，他的小辫子伴随着剪刀清脆的“咔嚓”声彻底离他而去。

事实上，不论是背景环境，还是人物和情节结构的改动，都是为了易换主题服务的。主题是一个作品的根本立足点所在，一切的设置与安排都必须围绕这一中心，因此主题的易换代表着创作者不同的理念。以下我们就来看一看电影创作者和小说作者表达意图的异同之处。

二

有评论者认为《看上去很美》是一部让王朔最心疼、简直是用最美丽的生命去酝酿的作品，可是。普通大众对它的失望之情和市场销量较之王朔以往作品的大幅度削减使《看上去很美》成了王朔个人创作生涯上的滑铁卢之作。其原因在于王朔摆出了一副相异于过往的面孔，彼时的王朔不仅是位成功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他更新了作家的生存方式，引导了新时代中文学与商业的合作方式，他俨然成为了大众文化的代言人，于是，他感到适时摆脱此前的油滑之气的时机到来了，应该离开那种或多或少是在主动地讨好大众的创作方式，转而为自己写作，他试图开始从“痞子文学”向严肃文学转型。他为《看上去很美》做的自序就流露出了这种意向。他称自己陷入了写作，或者说精神的危机。他认为过去自己所标榜的那一路小说是在歪曲生活。而事实上，他却是有自己的文学初衷的，那就是：还原生活。在这里，王朔无疑表现出了一种难得的真诚与正经。

作为王朔对个人往日生活的追念的开头，《看上去很美》从童年人手，通过对方枪枪成长环境的细致刻画，王朔将对自我的审视与对时代的反思相结合，揭示厂在一个特殊的时代里人性是如何被扭曲的过程。如果说这一点还粘贴着较为清晰的时代标签的话，那么小说中对儿童潜伏的暴力倾向、萌动的性e意识以及朦胧的死亡意识的深入探询与挖掘则更具有普遍的时空意义。当方枪枪躲在树后观看寻找他的人影而睡着时，当小伙伴间相互赌气地说“我不和你好了”，“我不理你”肌…那些沉淀在记忆中几乎就要风干了的往事，又即时地恢复了某种潮湿和恒定的温度，重新潮热在我们的内心，有人据此认为， 《看上去很美》显示了王朔在追求“经典”，这种“经典”是作为作家的王朔内心的追求，是他对自我生命价值的重构，而不再是当年那“跨掉的一代”的代言人和商业文化中的王朔，然而，这部蕴涵着王朔沉积在心中、思考了很久的珍爱的东西的小说却没有得到那些一贯喜爱他的读者的认可，他们对于“规矩”了的、讲述着一个小孩的故事的王朔毫不理解，而一些一向批评他的人反而表示了相对温和和理解的态度。也许，熟悉了热烈的掌声、习惯了吹捧与攀附的王朔面对冷遇与落寞时，虽然清楚这对他而言未必不是件好事，但总归是不甘心的。所以当他带着这部作品投入与张元的第三次合作时，允许和接受了导演针对市场的考虑。

张元在一次访谈中这样谈到自己的创作意图，他说他想要制造一个像寓言一样的故事。因为他发现不管是在过去还是现在，或者是什么时间，幼儿园里孩子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孩子和老师之间的关系是不变的，是一种持续性的东西。因此他故意淡化了时间背景的概念。在个人的博客翠，张元的解释更为详细，他认为孩子一出生，就已经具备了完整的灵魂和尊严……他不希望自己的电影仅仅给大家带来快乐和愉悦，同时也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思考，这个思考就是：儿童的世界是值得我们大人尊重的，童年的世界是值得我们回忆的，童年的世界是能够给我们成人的世界、成人的思维，一定参考意义的。

影片中担负起这一“思考”的载体是一件小道具――小红花。在原著中，王朔对小红花只是一笔带过，而到了张元这里，它成了体制、规范、守则等等这一系列词义相近的词语的象征，并串联起电影故事的结构走向。这从《看上去很美》的英文片名――Little Red Flower也可见一斑。影片中小红花的意象(不论直接出现与否)一共被提及8次。方枪枪刚到幼儿园被迫剪去小辫子后，唐老师的安慰策略是剪了就给小红花，这是小红花第一次“隐形”地出场。之后，方枪枪看到发发由于违反了吃饭前要撒尿的守则而被罚一朵小红花，此时，他已隐约明白小红花是奖惩机制的实行手段。于是，当方枪枪无法在集体上厕所的规定中做到阿姨的要求时，他开始主动询问这是否会被扣减小红花。渐渐地，他发现几乎每个小朋友都有小红花，惟独他没有。他产生了疑问――“为什么我没有小红花”。终于，当他被自己脱了一半的衣服卡住示众时，他委屈而执拗地向李阿姨抗议，自己分明努力了，为何还是不能得到一朵小红花。而李阿姨以不能娇惯孩子为由继续拒绝方枪枪的请求。后来，方枪枪无意中捡到一朵小红花，他用手帕仔细地包好，神秘地作为一份自认为绝好的礼物送与陈南燕，谁知陈南燕竟不屑一顾。失落的方枪枪将小红花高高地举过头顶，向着太阳的方向张望，他是有些困惑的。为什么如此重要的小红花却引不起陈南燕的欢喜呢?影片的最后一幕是跑出幼儿园的方枪枪遇到一队游行的大人，他们胸前也佩带着一朵朵的红花。至此，儿童世界的小红花与成人世界的红花达到了呼应的效果，红花作为制度的替身完成了它对方枪枪的转变的塑造过程。这也就是张元所谓的“思考”。成人强行将成人世界的秩序渗透进儿童的世界，向那些“自由奔放的灵魂”施加刻板、整齐划一的规范原则，并接受一些异质的东西，从而抹杀了儿童的天真浪漫。正如影片中孔园长教育方枪枪时所说的“其实幼儿园是你一生中最幸福最无忧无虑的时光，将来你想回都回不来了，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

由此可见，王朔和张元在小说和电影中的主要目的都意在展现一个人的人性是如何从小就被强制改写或扭曲的，二者的区e简单说来，即前者强调了鲜明的时代背景，且突出了环境的复杂性。而后者则拭去了特殊的时间的印记，拉氏了时段，并将环境简化为一处制度化的存在――幼儿园。张元的改动诚然如他自己所言的在相当长的时空范围内具有丰富的现实意义，但笔者认为，驱使他做出这一行为的原因并不止于此。

三

作为“第六代”导演的领军人物，在1999年《过年回家》于国内公映之前，张元一直以地下电影导演的身份生存。他的《北京杂种》、《妈妈》等影片，均和其他部分“第六代”导演的作品拥有相同的命运――墙内开花墙外香。终于，当《东宫西宫》发行了45个国家，得了十几个奖后，张元开始厌倦地下电影的模式，他对祖国的观众没有看到《东宫西宫》这部满载荣誉的电影感到心理很不平衡。从此，张元开始从其服务对象出发，转换操作模式，考虑起观众的口味与票房成绩。2003年，他在推出《绿茶》时说：“我不敢说它像美国大片一样好，但我还是挺看重票房的。4年前拍《过年回家》时我想的是奖项，而现在我关心的则是票房，因为我执导的《我爱你》、《江姐》的票房已经带给我压力。”而在此之前的两年，张元却是这样对凤凰卫视的记者说的：“第一，我不去考虑票房，第二我不去考虑业界人士的认同，第三我也不可能知道我能不能得奖，虽然我的电影得过很多奖，但是我不去考虑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你的观众将是谁。”

其实，小说和电影本是两种有着本质性差异的媒体，既相辅又相成。法国战后现代电影理论的一代宗师安德烈・巴赞认为“电影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了原作的精神实质，或许才是改编的要义所在。”既然一部电影选择以一部文学作品作为脚本，而非全新的独立的创作，那么它确实必须在主题思想上对原作表示应有的尊重，张元对小说《看上去很美》的改编，虽然弱化了原作对某一年代背景的突出与强调，但总体来说仍然继承了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思考，并兼顾了对市场和观众的考虑，因此。电影《看上去很美》亦不失为一部较为成功的改编作品。

[作者简介]杨沃(1884―)，女，福建福州人，南开大学文学院2007级文艺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