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迎转型升级重要“窗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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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越来越近，未来五年对中国经济转型究竟有多关键？我认为，2020年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窗口期”，又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历史转折点，还是一个重要的坎。如果过了这个坎儿，我国就会走上公平可持续发展的十年，甚至二十年。
大转型、大改革的关键期
“窗口期”这个提法，主要判断是国际经济发展环境和国内经济发展条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拐点上。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正处于大转型、大改革的关键时期，2020年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关键点。基于这个判断，我认为未来五年的改革对经济转型升级具有决定性影响。具体有以下四点：
首先，2020年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历史关键点。我国推进了多年的结构调整，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某些方面有所突破，但总体上还处于攻坚阶段，还没有跨过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历史大关”。
未来几年，国内外环境将发生明显变化。如果到2020年这个“大关”还没过，我们就会失去主动权，并有可能在多方面陷入被动，经济增长有可能面临更严峻的挑战，甚至面临比较突出的风险。如果2020年这一关过了，结构调整取得重大突破，形成了消费主导的增长格局，形成了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我们就能把握主动，化解风险，从而释放中国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期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
其次，2020年是实现全面小康、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历史关键点。如果未来5年保持6.5%-7%的增长，2020年我国人均GDP很有可能超过一万美元，从而为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打下决定性的基础，同时也将顺利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目标。如果能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就会站在一个新的起点；如果没有达到，或者做得不好，不仅会有经济风险，社会风险也将加大。
第三，2020年是创新驱动的历史关键点。“十三五”时期正是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世界性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交汇点。在这个交汇点，如果把握得比较好，充分利用新一轮科技革命，比如推进制造业的智能化、“互联网+”等，不仅制造业，整个经济结构都会提升。
第四，2020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点。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因为前面三点都取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破题。如果全面深化改革在2020年有多方面的重大突破，一些重要方面取得决定性进展，我国的可持续性发展就有了制度保障，实现前面的三大目标就有重要动力。
改革有四个关键突破点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清单里，有四点非常关键：
首先是以混合所有制为重点的企业改革。当前，实体经济面临很大的困难，有短期性和周期性的原因，但主要问题是在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重点的企业改革方面缺乏重大的实际举措。为此，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既定的以发展混合制经济为重点来全面推进企业改革，包括国有企业改革，由此形成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其次是服务业市场开放。现在能不能取得新一轮改革发展的突破，一定程度上与服务业市场的开放进程相关。如果服务业市场开放程度更高一些、开放范围更大一些，就能够适应老百姓消费需求的结构升级，就能够释放13亿人巨大的消费市场；同时能够提升以研发为重点的生产业的比重，打下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坚实基础。更重要的是，在服务业市场开放当中可以大大释放消费结构升级的潜能，形成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
第三是结构性改革。这其中有三个问题特别重要，即财税问题、金融问题和教育结构问题。经济转型升级中面临的结构性矛盾主要积累在财税体制，比如说，企业的税赋仍较高，民间金融发展相对滞后，金融市场监管不到位，教育结构和转型升级的要求不相适应等。从破解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矛盾出发，加大结构性改革的力度是“爬坡过坎”的关键。
第四是以简政放权为重点的政府改革。简政放权最近一两年有一定的进展，但是简政放权要与经济转型升级相适应，还需要打攻坚战，啃硬骨头。比如说，明确“最后一公里”是什么，即能不能实行企业自主登记、能不能取消企业投资项目备案制、能不能不用或者少用产业政策来干预企业。这就涉及一系列体制改革的相关问题，涉及简政放权如何向纵深推进。从这次股市震荡就反映了政府监管转型严重滞后的问题。以金融为例，混业发展已经成为现实和趋势，但现行的“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体制与此不相适应。
简政放权不仅涉及政府部门职能的深刻调整，更涉及对行政权力结构的改革。这样，简政放权才能纵深发展，以适应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趋势。
顺应三个大势
要过2020年这个坎儿，从现状来看，优势有三个。第一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大趋势，这包括工业转型升级大趋势、消费结构升级大趋势和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转型升级的大趋势。“十三五”正处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关口，能不能抓住这个大势，决定能不能成功地转型和改革、决定可持续发展前景。
第二是以互联网为主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发展的大势。新一轮科技革命能不能和中国的经济转型升级相融合并且实现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实现中国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中国城镇化的转型升级，这对中国未来发展至关重要。新一轮科技革命给中国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而且中国在这方面有优势，现在问题在于能不能在这方面有大的突破，而不只是一般性地喊口号。
第三是新一轮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对外开放大势。服务贸易发展适应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过去二十年中国成功利用了世界制造业市场的开放，现在要抓住服务业的市场开放，一方面中国巨大的服务业市场是服务贸易开放最大的资本，另一方面中国要和欧美发达国家加快投资贸易谈判、自贸区谈判。我国在开放服务业市场的同时，欧美发达国家也要放开某些服务技术贸易壁垒。加快推进服务贸易开放，对提升我国整个服务经济水平是一个重要条件。
这三个大势是“十三五”我国转型发展最有利的事情。当然，也面临很多挑战与风险。最大的挑战，首先就是经济结构调整一定要与这些大势相适应，下大功夫去解决结构的问题。其次，重要的体制改革需要破题，我国很多体制和这些大势不相适应。比如说服务领域市场开放，涉及许多体制问题；比如教育、医疗，都涉及体制和政策的障碍。社会资本能不能成为教育和医疗市场开放的主体力量之一，取决于体制政策的调整。现在，这方面政策和体制障碍比较突出。比如说，同样办教育，民营资本无论在以土地为重点的政策方面还是市场准入方面，障碍是很明显的。第三个挑战是能不能顺势而为，在推进“一带一路”的过程中扩大自贸区的网络，加大服务贸易比重，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就是说，“十三五”要适应大趋势，抓住大趋势下的机遇，来倒逼我国的经济转型和改革。
“十三五”农民工要成为历史
当前，中国的规模城镇化进程很快，已经达到54%左右，但人口城镇化还不到40%。2011年世界人口城镇化的平均水平是52%，我国比世界平均人口城镇化的水平还低十几个百分点，这就是差距。我国现在正处在城镇化转型升级的坎儿上，过去搞规模城镇化、搞投资大家都有积极性，现在推进人口城镇化，一些地方没有积极性，原因在于没有充分看到人口城镇化带来的巨大潜力。人口城镇化将带动经济消费结构升级，释放市场巨大的潜力。一个农民工的消费还不到城里人的三分之一，如果变成城镇居民之后，至少增加一倍。这是一个巨大的潜力。我们不能只看到投资项目、看到城镇的基础设施，而对适应人口城镇化的公共资源配置、相关服务业的发展及政策体制的调整不重视。所以，建议“十三五”，第一，农民工要成为历史，到2020年全面小康，“农民工”就不应该存在了。“农民工”是制度歧视，是制度不公平的具体反映。第二，2020年转型升级就是要释放出13亿人巨大的服务市场需求。如果农民工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城乡一体化都没有重大破题，这个巨大市场的潜在需求释放是受到限制的。
所以说，在这个坎儿上，首先判断要到位，要和发展的大趋势相适应；其次要有个倒逼的指标。2020年要以人口城镇化达到50%左右为目标来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安排。现在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制度是联系在一起的，表面上看户籍制度，其实背后最大的障碍是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有些城市说自己的财力不足，承受力不行，这是只看到负担的一方面，没有看到农民工来到城市后给城市带来巨大的发展红利。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以公共资源的配置加快中小城市的发展。中小城镇是转移农村劳动力的重要载体，但是，中小城镇重要的问题是公共资源的配置不足。大城市的公共资源配置，比如教育、医疗、文化等，数倍地高于中小城市。加大中小城镇公共资源的投资，这是一个巨大的潜力，使公共资源能够与人的服务性需求基本相适应，它才能成为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重要载体。
最后，在这个过程中加强区域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在更大的范围内，以区域经济一体化来促进中小城镇的发展，形成合理的布局。比如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一体化、珠三角一体化，这些经济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总体看来，“十三五”和过去确实有所不同，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如果这个历史转折点做得好，我们就会把握主动，中国未来就会有公平可持续的发展前景；如果在这个转折点做得不好，这个坎儿迈得不好，就可能陷于被动，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风险和矛盾。所以，我们要用历史的眼光审视“十三五”，做战略性研判。由此，对“十三五”认识得更清醒一点、行动更自觉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