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知华派”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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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邑勉为代表的新一代“知华派”更推崇“现实主义”外交，与从“理念和道义”出发强调对华友好相比，维护国家长远或现实利益才是其立足点。

6月10日，日本保守派政治团体――“加油日本！全国行动委员会”浩浩荡荡地组织了一次“尖阁列岛（中方称）视察”暨“尖阁列岛钓鱼大赛”。然而，这充其量只是一场作秀，且未必能赢得民意。与中国媒体的大肆报道相比，日本媒体基本上采取了低调处理，连对参与表演的“演员”人数都尚无定论。

然而，此次参与登岛行动的6名日本国会议员中，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的高邑勉，格外引人注目。笔者与其曾有过几面之缘，应该说在日本参、众两院722名国会议员中，不到40岁的高邑勉算得上是最熟悉中国现实社会的议员之一。

高邑勉是读着《三国演义》、《西游记》《隋唐演义》长大的，从庆应大学法学院毕业多年后，为了解中国国情，又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留学。留学期间，他曾利用假期冲破重重设防深入中国基层调研。如今在他的办公室内，仍悬挂着中国朋友赠送的藏头诗书法条幅、哈达和画集。他最敬重的政治家是，并认为“超越政治且富有人情味”。

笔者与其谈论对华关系时，他主张“日美同盟”对日本而言非常重要，但也强调，日中美三国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一条线”外交，日本应尽量保持在线的正中央。

虽然对“知华派”的准确定义仍非常模糊，但应该说，在日本政界和官僚群体中，从来就不缺乏“知华派”。外务省内拥有涉华经历的“中国学派”（ChinaSchool），以及与中国高层及民间接触较多的政界人士，恐怕都可以称得上是“知华派”。他们大多精通汉语，熟悉中国政治运作模式，对中国社会研究颇多，对中国现实有一定的把握。

但老一代“知华派”在本质上属于“反省友好派”，他们大多出于对华侵略历史的反省而极力主张“日中世代友好”，因此中国媒体习惯性地视其为是“亲华派”。但随着前首相桥本龙太郎、原自民党干事长野中广务、原外务大臣田中真纪子、原首相福田康夫等先后淡出政治舞台的中心，老一代“知华派”越来越难以对日本政界进行调整和缓冲。

日前，高邑勉的学弟、在华青年学者加藤嘉一被质疑否认南京大屠杀，遭到甘肃教育厅抵制，引发大陆热议。加藤嘉一事后回应称自己并未否认南京历史事件，自己说“不明白”是指中日双方对于具体的数字和细节存在差异。但这似乎仍让中国民众难以接受，认为这位被称作中日交流的民间大使触犯了“底线”。的确，以高邑勉为代表的新一代“知华派”更推祟“现实主义。外交，与从“理念和道义”出发强调对华友好相比，维护国家长远或现实利益才是其立足点。

高邑勉本人更是对“友好”二字“颇有微词”，他曾对笔者表示，日中两国要建立“超越友好”的关系，友好应成为常态或理所当然的前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共同利益，加强经贸往来。在拥有“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建立能够冷静讨论敏感问题的信任关系。这_主张从表面上看比主张“日中友好”更上了一个层次，但实质上是避开历史、领土等问题，先从经贸、资源开发等领域的合作入手。

然而，“知华派”在日本的处境一直是很尴尬的。实际上，高邑勉所在的选区――山口县被日本媒体称为是“保守王国”，一直都是保守势力的重镇。日本媒体也始终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知华派”，日本《周刊新潮》痛骂日本驻华使馆原新闻发言人井出敬二为“卖国奴”的言论，至今让人记忆犹新。

实际上，就连形容外务省内“知华派”的“中国学派”（ChinaSchool）一词本身，最初就是日本媒体为戏谑“知华派”而生造的词。外务省中国・蒙古课的一位官员曾无奈地对笔者表示，“现在在日本官僚群体中，会说中国话、懂中国事务，有可能得到重用，但如果表现出一点点的‘亲华’倾向，就会立刻受到排挤”。

对当前的“知华派”而言，所谓的“知华”更多地成为捞取个人政治资本的工具。通过同中国方面保持“沟通渠道”，借此拓展和增大作为政党派系和个人的政治资本才是目的，在事关国家利益层面的问题上，就连极少数的“亲华派”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反中”，“知华派”就更不必说了。

笔者看来，造成这一现状的根源在于日本政界总体上趋向“保守化”。冷战后，日本对华战略严重缺位，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被学界痛批是“没带航海图的航海”。随着中国的逐渐崛起和日本步入停滞，日本国内的新民族主义思潮开始浮现，日本政界亲美、亲台、排华等倾向正逐步合流，对华态度趋向强硬。

当然，正如“知美派”大多数“亲美”一样，要让“知华派”真正地“亲华”，还有赖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尤其是中国软实力和国家形象的整体提升，否则要育成更多的“亲华派”基本上不可能，在日本就更是难上加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