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少年期精神分裂症父母心理控制源与应对方式的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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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儿童少年期精神分裂症父母心理控制源与应对方式的关系。 方法 采用内在-外在心理控制源量表（I-E量表）和应对方式问卷（CSQ）对50例儿童少年期精神分裂症父母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 儿童少年期精神分裂症父母I-E量表总分为（13.25±4.13）分，外控型心理控制源者占76.0%，内控型者占24.0%。外控型心理控制源患儿父母与内控型心理控制源患儿父母的CSQ各因子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关键词] 儿童少年期；精神分裂症；心理控制源；应对方式
[中图分类号] R74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4）11（b）-0048-03
儿童少年期精神分裂症是一种严重危害儿童少年身心健康的精神疾病，孩子罹患精神分裂症对父母来说是一种负性生活事件，严重影响心理健康。有学者认为，精神分裂症患儿的康复和家庭环境有一定的关系，患儿父母的心理健康水平及对事件的应付方式都将直接影响患儿的精神康复[1]，因此，研究患儿父母的心理健康状况和应对水平对促进患儿康复很有必要。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儿童少年期精神分裂症父母健康心理控制源与应对方式进行初步研究，旨在为精神障碍患儿康复提供干预对策。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4年1～8月在济宁市精神病医院儿少精神科住院治疗的50例儿童少年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父母。入组标准：①所有患儿均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2]中关于儿童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②患儿父母无严重心肝肾躯体疾病及精神病史，小学文化程度以上，无智力障碍；③患儿及其父母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50例儿童少年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父母中，男18例，女32例；年龄36～52岁，平均（41.24±7.31）岁；文化程度：小学10例，初中21例，高中13例，大专及以上6例；职业：农民27例，工人10例，干部8例，个体5例。
1.2 方法
调查前，本课题研究人员首先告知精神病医院儿少精神科科主任调查的目的，征得其知情同意，并在其协助下进行问卷调查，组织患者父母填写调查问卷。填写前，研究人员告知被试者调查的目的，以取得其配合，并告知填写的方法及注意事项。问卷采用无记名方式填写，所有问卷均由被试者本人自行填写，对于发现问卷填写不完整者，嘱其补填完整后再收回。本次发放问卷50份，皆为有效问卷。
1.3 调查工具
1.3.1 内在-外在心理控制源量表（internal-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 scale，I-E量表）[3] 该量表包含23个项目和6个插入题。每个项目均为一组内控性陈述和一组外控性陈述，要求受试者必须选择1个，对外控性选择计分，得分0分（极端内控）至23分（极端外控）。I-E量表评分越高，其心理控制源外控性越强。本研究以12分为分界标准，12分属于外控型。
1.3.2 应对方式问卷（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CSQ）[3] 该问卷为自陈式个体应付行为评定量表，评定时间范围是指受检者近两年来的应付行为状况。包括62个条目，分为6个因子，即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缩以及合理化等因子，其中积极应付方式包括解决问题和寻求帮助两个因子，消极应付方式包括自责、幻想、退避和合理化4个因子。每个条目答案为是或否，计分方法：解决问题分量表中条目19、求助分量表中条目36、39、42，选择“否”得1分，选择“是”得0分；其余各分量表计分均为选择“是”得1分、选择“否”得0分。分数越高则越倾向于采取此应付方式。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t检验，相关性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以P
2 结果
2.1 患儿父母心理控制源特点
本组患儿父母I-E量表总均分为（13.25±4.13）分。以12分作为分界标准，外控型心理控制源父母38例，占76.0%，外控性评分为（14.35±3.11）分；内控型心理控制源父母12例，占24.0%，内控性评分为（9.26±2.65）分，两组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11，P
2.2 不同类型心理控制源患儿父母CSQ评分的比较
外源性和内源性心理控制源患儿父母的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缩、合理化等因子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3 心理控制源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性
心理控制源与解决问题、求助两个因子呈显著负相关（r=-0.562、-0.535，P
3 讨论
心理控制源是人们对行为或事件结局的一般性看法，分为内源型心理控制源和外源性心理控制源。内控性心理控制源是指人们相信自己应对事情结果负责，即个人的行为、个性和能力是事情发展的决定因素。外控性心理控制源是指人们认为事物结局主要受外部因素所影响，如运气、社会背景、他人等[4]。有学者认为，外控型的人大多数缺乏自我信念，认为自己的行为结果受外部力量控制，常常有一种无助感[5]。内控型的人有着强烈的自我信念，认为自己的行为结果是由自身内部的因素决定的。研究表明，内控性与较好的适应能力和心理健康有关，而外控性则相反[6]。本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儿父母I-E量表总均分明显高于12分，主要表现为外控型心理控制源，提示精神分裂症患儿父母心理健康不佳，存在一定程度的认知障碍，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既与个人性格有关，也与心理压力过大、社会支持不足有关。本研究支持有关学者的观点，精神分裂症患者父母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医务工作者应针对患儿父母的心理问题主动做好健康教育工作，以提高患儿父母的心理健康水平[7-9]。
孩子患有精神分裂症对父母来说是一个重大负性生活事件，而且精神分裂症患儿父母大都缺乏相应的疾病知识，对疾病治疗与康复认识不充分，因此会产生消极的应对方式。所谓应对是个体面临压力时为减轻其负面影响而作出的认知和行为的努力过程[10]。本研究发现，不同心理控制源水平的儿童少年期精神分裂症父母在应对方式各因子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有文献报道，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密切相关[12]，控制源作为一种心理变量，会影响个体对应激事件的认知水平。内控型心理控制源者有强烈的自我信念，正确的归因方式和强烈的自我效能，能积极正确地对待负性事件，因此对不良事件的刺激就会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外控型心理控制源者大多缺乏自我信念，低自我效能，消极的归因方式，所以对待不良刺激就会被动和消极的对待，从而表现为消极的应对方式。本研究相关分析显示，I-E量表总分与解决问题和求助两个因子呈显著负相关（P
综上所述，儿童少年期精神分裂症父母心理控制源和应对方式均表现不理想，将会对患儿的康复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很有必要进行干预。医务工作者应根据儿童少年期精神分裂症父母心理控制源和应对方式的具体状况，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干预措施，如通过各种渠道进行精神疾病知识宣教、定期家庭护理随访等提高其对精神分裂症疾病的认知能力、疾病管理能力及心理健康水平，同时呼吁社会给予大力支持，实施疾病救助，使其体验到社会的关爱，以消除因经济贫困而导致的各种消极心理，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和生活的勇气，提高正性情感。心理控制源和应对方式之间存在相关性，如果儿童少年期精神分裂症父母拥有较高水平的内控性心理控制源和积极的应对方式，那么就能营造出良好的家庭环境，促进患儿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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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4-10-14 本文编辑：李亚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