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动词习得相关理论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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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儿童语言习得领域，动词习得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国外研究者们曾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解释，而国内有关研究在理论构建上却十分欠缺。较有影响的动词习得理论观点大致都是从句法层面或语义层面展开分析的，也有理论试图整合内外因素，兼顾动词句法及语义的获得，以便更好的解释儿童动词习得的现象。
关键词： 动词习得 句法 语义
引言
动词是语言中相当重要的词类，了解儿童如何习得动词对了解儿童的整个语言习得至关重要。Tardif（1996）曾对英语、意大利语和汉语儿童与母亲的自然对话进行分析，发现汉语儿童话语中表现出一种“动词优势”。梁卫兰等人对16―30个月的1056名北京儿童进行MCDI测验，结果发现16、17个月的儿童语言中动词和名词基本相同，但18个月后，动词百分比就要高于名词。这些研究的结论与早期研究中发现的“名词优势”形成对峙的局面。Goldin Meadow，Seligman & Gleitman（1976）发现在儿童最先习得的50个词中名词占主导地位，但“名词优势”主要是以印欧语言为研究对象提出的，且无法解释清楚为什么儿童早期语言中依然存在动词。所以最迫切的问题就在于研究者必须先解释清楚动词到底是以何种方式习得的。在这方面，汉语的研究较少，吴天敏、许政援（1979）及朱曼殊、武进之、缪小春（1979）等学者从儿童获得的词汇类型和词汇量入手分析儿童语言习得，没有就具体的词类习得展开分析，肖丹、杨小璐（2003）及穆亚婷、邓永红（2009）等学者通过个案调查对汉语儿童动词习得进行了探讨，但也只分析了儿童早期动词词序或是动词内部习得顺序的问题，没有深入到习得方式上，因而也没有提出针对汉语儿童动词习得的理论解释。已有的较有影响力的关于动词习得的理论观点多源自国外，本文旨在对这些理论观点进行梳理，依据它们在探讨动词习得问题时涉及到的不同层面展开论述，探讨它们的优势与不足，以便有关儿童语言的研究吸收借鉴已有成果。
一、句法层面的探讨
上世纪初，行为主义学派的刺激――反应论在儿童语言习得研究中产生了广泛影响。Skinner（1957）指出，语言习得是一个操作反射过程，儿童通过模仿和选择性强化习得语言。在这种观点影响下，以Tomasello（1992）为代表的语言学家，认为儿童从模仿成人语言开始学习单个动词的用法，而后在总结归纳的基础上开始学习句法，强调环境对语言发展的作用，这就是所谓的“动词孤岛理论。”许政援，郭小朝（1992）曾对11―14个月的汉语儿童语言获得过程进行追踪研究，认为这期间儿童获得的词87.5%都来自成人的言语教授和儿童相应的模仿学习。
根据“动词孤岛理论”，儿童早期动词往往出现在较简单的句子框架当中，不同的动词占据不同框架，每个框架结构都是一个岛屿。例如儿童学习像“小朋友踢球。”这样的句子时，既不用形成对施事者和受事者的区分，也不用依靠对抽象的主语及宾语的理解，儿童只是对整个结构进行模仿，了解了整个结构，他会知道“踢”的前后可以分别加上物体标签。但他不能用类推的形式学得一个新动词，也就是说他无法通过“踢”出现的句法结构了解到“打”的前后也可以分别加上物体标签，除非他听到别人这么使用了。
“动词孤岛理论”对一些研究发现的儿童早期词语使用受限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它实质上否认了儿童早期语言的生成性，因而，反驳它最强有力的观点就是Chomsky的“刺激贫乏论”。
“刺激贫乏论”认为儿童接触到的语言输入往往有限残缺，单靠模仿儿童不可能完全习得语言。Chomsky主张人一定有天赋的语言知识引导语言获得，这就是普遍语法。Tomasello等对此的解释是儿童的早期语法是建立在自己个人经验基础上有着特定结构的分类，直到后期才形成抽象语法分类。罗贤、宋正国（2007）对此做了进一步解释：儿童最初产生的是具体的基于项目的句式，通过反复使用才逐渐抽取出并习得抽象结构。这个抽取过程有赖于各种认知、信息加工和学习技能的协同合作。所以“动词孤岛理论”实质上是认知理论，它认为不必坚持儿童有关于句法类型的天生知识，但却无法解释清楚儿童是如何形成成人般的语法分类的。
从整体看，“动词孤岛理论”对动词习得的解释是句法层面的，但受到模仿理论制约，对儿童如何形成句子各成分的聚合范畴及如何理解各成分间的句法关系都缺少解释。在普遍语法的影响下，关于动词习得的研究跳出了模仿理论的制约。
Mintz（2003）认为以某一特定框架形式出现的分布信息可以帮助儿童找出动词，因而儿童能指出在一些特定结构的特定位置中出现的词基本上属于同一句法范畴。他使用了6个语篇来做实验，每个语篇中动词都大量出现在一些特定的框架里，如：“you?摇 ?摇?摇it”，他发现12个月大的婴儿就可以从这些输入中辨别出动词。Mintz理论成立的前提是，儿童必须有一定的句法范畴知识，这样才能依据这些句法信息判断出动词所在。宋刚（2009）通过分析3名1岁至2岁半普通话儿童的自然语料，发现儿童在动词重叠形式输出过程中体现出创造性，能将同一规则应用到具有动词特征的词项上，因而主张儿童早期具有动词范畴概念。
相比于“动词孤岛理论”强调外部环境的影响，Mintz的理论更关注儿童自身内部因素在语言习得中的作用。但这两种理论观点都指出，语言的结构特征和输入线索对儿童语言发展有重要影响，因而在语言习得研究中需要我们充分考虑这些因素。而这两种理论也都存在一个很大的不足，它们都没有涉及到动词的语义获得。
二、语义问题的深入
在语言使用中，人们往往在词义的基础上形成类别意义，袁毓林（2000）在《一个汉语词类的准公理系统》中指出人们有把表示相同、相似的概念范畴的词概括为一类的倾向，而后把它们填入相同的句法组合位置，赋予它们相同的句法功能。所以语义对判断词的语法类别实际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即使Mintz的理论是正确的，它还有一点不能解释清楚：儿童怎么知道某个句法范畴到底是所谓的“动词”还是“名词”。
正是由于存在这样的问题，Naigles（1987，1990）及Gleitman（1990）等人提出了著名的“句法启动”猜想。他们认为儿童天生具有联系语义与句法的能力，能通过观察动词所出现的句法环境来推测动词的语义。例如，儿童要习得“笑”、“看”和“拿”这几个词，他们会将这些词置于上下文语境之中，通过像“小孩笑了。”“小孩在看书。”“小孩从桌上拿了糖。”这样的句子，来推知这些词的意义。“笑”的后面不存在名词，因而这个动作是可以自己完成的。“看”后面存在名词，因而这个动作涉及其他事物。而“拿”则不仅涉及一个施事者、一个对象，还包括了一个处所。
“句法启动”实际上就是儿童依据所听到话语中动词的论元数来推断该动词代表的事件类型。所以其成立的前提是动词的论元结构必须全在句法表层实现，由于它的提出及证明都是以英语语料为基础的，当面对汉语、日语这些依靠语境能省略论元结构的语言时，它的解释力就大大减弱了。肖玲（2009）研究了一位汉语儿童1岁7个月以前的语料，发现尽管成人话语没有提供足够的语言信息，儿童的话语还是符合语法，因此她认为句法启动并不是儿童习得动词语义的唯一途径。
实际上“句法启动”猜想所解释的只是语法意义，还没有涉及到具体的词汇意义。Steven Pinker（1987）跳出了句法对语义的局限，提出了“语义启动”。Pinker认为即使人们还不怎么了解他们自己语言中的词语和结构，他们也十分清楚谁或者什么正在被谈论，就是说意义先于形式而存在，儿童并不用依靠有限的句法成分来推测动词的意义。
“语义启动”的观点看似解决了动词词汇意义获得问题，但实际上却存在着比“句法启动”更大的漏洞。首先，“语义启动”无法解释即使儿童知道被谈论的对象，他们又如何分清楚句子中每个词的意思。如果只是认为儿童依靠词语的单独使用来弄清楚它们的意思，那么“刺激贫乏论”就会成为对这个观点有力的反驳。其次，如果儿童没有任何关于语法的概念，在听到句子时他们就只能识别出已经学到的词，而不会对句子的结构进行分析。Goodluck（1991）指出儿童如果先了解的是词语意思而没有语法知识的话，那么像“Cookie want”和“want cookie”这样顺序不同的组合在儿童早期语言中可能会差不多普遍，但大量研究表明在儿童的早期语言中并没有出现多少顺序错误。
尽管“句法启动”和“语义启动”的观点存在不足之处，但它们提醒我们注意到用来解决动词习得问题可能牵涉到的一些信息，这就是天赋的内在语言知识、语言内部线索以及语言外部线索即语言与世界之间的意义对应关系。而我们注意到以上在结构层面上的探讨基本没有涉及语言与世界之间的意义对应关系，而学者们在试图解释语义问题时，也常忽略语言外部线索，或是完全与内在语言知识及语言内部线索分割开来讨论。由于这种理论解释上的不足，使得在语言习得领域出现试图整合内外因的理论趋势。
三、句法及语义的整合
动词的习得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要想彻底解释清楚，就既要清楚儿童是如何了解到有关动词的语法知识的，也要弄懂儿童是如何获取到动词意义的。
Carey在1978年提出了“快速映射”理论，这个理论注意到了语言与世界之间的意义对应关系，它认为儿童第一次听到一个生词就会将这个词和一个可能的意义联系起来。这个理论以认知理论作为基础，它不否认儿童的语言天赋性，只是把语言能力作为认知能力的一部分来分析解释。研究者们认为在映射过程中，儿童会通过一些认知原则来减少映射可能发生的范围。在动词习得过程中，儿童用来解决动词指称模糊性的一个方法可能就是假设这个词语是赋予他们所处环境中最显著的动作的，所以即使是动词内部语义成分的习得，也可以利用儿童对事物突显度的关注来进行解释。
Maguire（2004）对2岁到2岁半的儿童进行了实验，实验呈现了一系列包含路径与方式的动态事件并伴随播放有新动词的句子，结果显示儿童更倾向于将这个动词映射到路径上，而不是动作方式上。Maguire认为动作的方式往往局限于角色四肢本身的运动，而路径则贯穿整个画面，所以儿童更倾向于将标签赋予那些范围最大且最显著的动词组成成分。
然而“快速映射”并不只强调了知觉信息，因而其解释力也不只停留在对可观察动作动词的语义解释上。“快速映射”中的生成联合模型理论主张儿童使用的认知原则会由不成熟阶段发展到成熟阶段，会从早期的注意线索逐渐偏向使用社会语用线索和言语线索。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个理论并不认为儿童早期没有关注到言语线索，只是在儿童语言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各种线索所使用的比例不同。Brandone，Pence，Glinkoff以及Hirsh-Pasek（2007）的实验显示，儿童在早期的动词映射中更依于知觉信息，而在发展过程中依赖话语信息的比例逐步上升。所以，“快速映射”理论实际上将语言内部线索也整合了进来，因此，研究者们将“快速映射”定义为通过最小限度地接触某一新单词而快速构建该词的句法、语音以及语义表征的能力。
“快速映射”中的生成联合模型理论整合了对语言有影响的内外多种因素，它能从多个方面解释动词的习得，但它实质上只是对动词习得中产生的现象做可能的分析，并没有从本质上探讨动词习得的具体机制。“儿童最初是怎样形成动词这类语法范畴的？”“儿童在快速映射过程中是怎样进行注意线索和言语线索等的分配的？”“这些线索具体又是如何被整合来指引儿童获得正确的语义的？”等等这些问题，这个理论都没有进行解释。因此，关于动词习得的问题依然需要其他理论的补充与完善。
结语
动词习得过程复杂，现有理论无法将其每一个方面都解释完全。虽然在认知语法的影响下，关于动词习得的研究开始试图整合句法与语义因素以便更好的解释儿童动词习得的方式和过程，但它还牵涉到其他许多因素，如外部环境及儿童的认知能力等，因此关于动词习得的研究依然有待深入。此外，汉语与印欧语言有着不同的句法结构，研究者们甚至在汉语中发现了“动词优势”，Ma及其同事（2006）还发现：相对于英语儿童早期习得的动词来说，汉语儿童早期习得的动词的意义显得更具体。基于这种种差异，可见针对汉语儿童进行动词习得研究是十分必要的，而这也是促进相关的儿童动词习得理论构建的必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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