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窥中国传统财富观的源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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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或国家财富观是一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同国家因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生态环境以及历史文化传统等的差异，财富观具有特殊的精神特质与行为范式。

对于历经五千年文明积淀与洗礼的中国而言，独树一帜的历史文化气质赋予了中国人认知与对待财富的独特视角，形成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得益彰的传统财富观，并由此衍生出一整套基于中国传统思维逻辑与文化特质的财富原则、观念与范畴。

早在春秋时期，管仲便提出“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认为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同时他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老百姓只有在满足粮仓充实、衣食饱暖的条件下，才能崇尚礼仪并形成正确的荣辱观，体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主义观。此后，不同历史时期对于财富观念的阐述与认知，极大丰富并逐步形成了以“重义轻利”为主导的中国传统财富观。

先秦儒家有关财富与道义的论述是中国传统财富观形成的根源所在。孔子提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进而指出：“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等。在他一系列有关义与利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两个基本观点，一是获取财富是人之本性，并不是只要仁义而不要利欲;二是财富的正义性，财富的获取必须有正当合法的途径，要安贫乐道、谋道不谋食。孟子云：“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他深刻阐述了利欲与仁义的关系，认为君子即使在财富缺乏的情况下，依然要恪守礼法，坚持仁义。荀子的观点与孔孟一脉相承，他提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可见义与利虽人皆兼有，但对两者的衡量标准与处理方式却大有不同，同时他还主张要约束好利求富的欲望和行为，以免在获取财富的过程中侵害他人利益。

春秋以降，在先秦大儒义利观的基础上，后世诸贤不断深入阐释义利关系，从董仲舒的“正谊明道”到宋明理学的“存理去欲”思想，不仅进一步传承与发扬了先秦儒家思想，而且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社会对待财富的思维理念与行为方式。在《汉书・董仲舒传》中，西汉儒家集大成者董仲舒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正谊明道”蕴含着儒家先贤义利观的思想精华，同时也集中表现了董仲舒的基本经济观。他还提到：“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可见利出于物质层面维持生计的需要，而义则是道德层面修养心性的要求，源自道德层面的需求要比物质要求更为重要。当然，关于义利思想的认知，或者说对于中国传统财富观的塑造，除了儒家坚持的“重义轻利”思想外，“利先于义”“以利促义”等主张亦在不同时期一度盛行，尽管如此，它们也并未撼动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

历经几千年的文明积淀，在华夏大地上最终形成的以“重义轻利”为主导的中国传统财富观，饱含着中国特殊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底蕴，闪耀着中国哲学智慧的光芒。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以财富创造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财富的创造、获取、分配、使用等过程中注定会出现新的问题。例如贫富差距拉大、财富伦理缺失等。这需要我们积极倡导中国传统财富观，正确处理义利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构建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新型财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