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中绰号的文化意象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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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学作品中绰号蕴含丰富的文化意象，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文学作品中绰号的艺术魅力不仅在于作者非凡的艺术功力，还在于其蕴含丰富的文化意象。由于文化意象具有互文性，只有在文化语境中对文化意象有了正确理解才能确保文化意象在翻译中的成功转换。

[关键词]文学作品；绰号；文化意象

文学作品中绰号是文学创作中一种富有表现力的艺术手法。由于绰号中蕴含丰富的文化意象，在目标语中怎样诠释和转换绰号的文化意象是翻译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重中之重。而文化意象具有很强的语境依赖性，因此，有必要分析在文化语境中对绰号文化意象的理解。

一、文化意象的内涵及互文性

文化意象是相对于自然现象而言的。谢天振（1999）指出：“文化意象与各民族的传说以及各民族初期的图腾崇拜有密切的关系。”文化意象大多凝聚着各民族的智慧和历史文化，经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慢慢地成了一种文化符号。由于各民族独特的发展历史、社会制度、地理环境、、民情风俗等，文化意象有其独特的民族特征。在翻译的过程中，随着文化语境的变化，文化意象需要重塑。绰号中的文化意象是各个民族和历史文化的结晶，能否对绰号中的文化意象进行成功的处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译作是否完成了文化传播的使命。文化意象由物象（physical image）和寓意（connotation）两部分组成。文化意象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特定文化群体以具体的物象来表达其寓意。如汉语中人们通常以“红豆”这一具体物象来表达爱情或相思之情。相传，古时有位男子出征，其妻朝夕倚于高山上的大树下祈望；因思念边塞的爱人，哭于树下。泪水流干后，流出来的是粒粒鲜红的血滴。血滴化为红豆，红豆生根发芽，长成大树，结满了一树红豆，人们称之为相思豆。因此红豆称为相思豆，这和历史传说故事有关，“红豆”代表爱情或相思之情这一文化意象也成了我国独特的文化之一。

文化意象在本质上具有互文性。朱丽娅克丽丝蒂娃（JuliaKristeva）在《符号学》中谈到互文性时指出：“一个文本总会与别的文本发生某种形式的关联，总是处于该民族的哲学、宗教、传统、习俗、传说等所构成的文化体系之中，同时又与世界上别的民族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文化意象是其语言符号在其所处的文化网络的影响下形成的文化意义。由于文化圈的隔膜，文化意象的互文性关联往往不为其它文化体系中的人们所熟悉。如汉语中的“红豆”用来表达相思之情这一寓意，这在英语文化中较为陌生，因此英语读者很难理解这种独特的文化意象。也正因此，文化意象成为翻译中的超语言因素，从语言和文化因素来看，文化意象翻译的语境依赖性尤为突出。因此，只有在文化语境中对文化意象有了正确理解才能确保翻译过程中对文化意象进行成功转换。

二、文学作品中绰号的文化意象表现形式

绰号作为中国人的姓名字号系统的组成部分之一，其形成和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学作品中的绰号是作者为了突出人物形象，深切表达感情的一种方法，不仅具有较高的语言学研究价值，而且还蕴含丰富的文化意象。b号在发展的过程中受社会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其文化内涵也随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由于绰号文化内涵的丰富性，它作为塑造人物的一种手段，在许多小说中屡见不鲜。由于绰号通常能用简练精辟的语言塑造人物形象，让读者一闻其名就能获得人物立体感，因此，鲁迅在《五论文人相轻――明术》中对那些擅长起绰号的人给予了高度评价：“创作难，就是给人起一个称号或诨名也不易。假使有谁能起颠扑不破的诨名的罢……倘弄创作，一定也是深刻博大的作者。”绰号因蕴含丰富的文化意象能生动地刻画人物形象而受作家们青睐，其绰号的文化意象表现形式多样。

（一）动物类的文化意象

人们常常把动物与某种品质或特征联系在一起。虽然有些动物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的文化意象相似，如“狐狸”和"fOX～都暗含“狡猾”的意思，但由于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有些动物蕴含的文化意象完全不同。如在中国文化中，“喜鹊”的文化意象是给人们带来欣喜，带来希望的“吉祥鸟”、“报喜鸟”；然而，英语中对应的“magpie”却与巫术有关，是预示着死亡的“不祥鸟”。在中国文化中，“龙”具有飞天人地本领，寄寓了中国人民的祈盼，象征着权威和吉祥。而“dragon”在西方《圣经》文化里代表邪恶，《圣经》批评恶魔撒旦说“Sadan is the great dragon”，与中国龙的文化意象完全不同。

文学作品中大量的人物绰号都是借用动物的文化意象命名的，如《红楼梦》中的“河东狮”夏金桂，“中山狼”孙绍祖；《水浒传》中大量的人物绰号都借用了龙和虎蕴含的文化意象。龙和虎是权威和勇敢的象征和代名词，因此，作者借用这些动物的文化意象来赞美这些英雄豪杰就不足为奇了，如“九纹龙”史进、“入云龙”公孙胜、“混江龙”李俊、“笑面虎”朱富、“插翅虎”雷横、“跳涧虎”陈达等等。当然其中也借用了其他动物的文化意象起绰号，如“玉麒麟”卢俊义、“豹子头”林冲、“旱地忽律”朱贵、“火眼狻猊”邓飞等等。

1.“中山狼”孙绍祖

狼在新华字典中的定义是“一种野兽，性狡猾凶狠，昼伏夜出，能伤害人畜”。“中山狼”出自明代马中锡《东田传》一书中《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这一寓言故事，“中山狼”指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的人。《红楼梦》中的孙绍祖，迎春丈夫，在家境困难时曾经拜倒在贾府门下，乞求帮助。后来，孙绍祖在京袭了官职，一跃成为“暴发户”，其“中山狼”之形态毕露也。“中山狼”这一绰号形象地描绘了孙绍祖在得志后为非作歹，横行霸道，特别是任意践踏其妻迎春的行为。

2.“白日鼠”白胜

鼠通常指对人类造成危害的一种动物。《汉书・五行志》中有“鼠小虫，性盗窃。”在中国文化中，鼠即性贼也。白胜在《水浒传》中的亮点就是在吴用的智取生辰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以“变换如神”的速度，通过“揭”、“兜”、“吃”、“搅”、“夺”、“倾”等一连串以“假”易“真”的动作，两桶好酒顿时变成了药酒，这动作真神偷也。“白日鼠”这个绰号形象地描述了白胜这一贼性。

（二）自然现象类的文化意象

自然现象是由于大自然运作规律自发形成某种现象，如气候冷暖，风云变幻等等。文学作品中不乏借用自然现象蕴含的文化意象为绰号来描绘人物性格特征，如《鹿鼎记》中的“摩云手”吴大鹏、赵树理笔下《三里湾》中的“一阵风”王满喜、《水浒传》中的“霹雳火”秦明、“小旋风”柴进、“黑旋风”李逵等等。

1.“霹雳火”秦明

火是指东西燃烧时所发的光和焰，用来比喻事情紧急，形容性格通常指性格急躁或热情似火。霹雳，本为古星名，俗指又急又响的雷，常用以比喻突然发生、神速，又比喻洪钟般的声威。秦明“因他性格急躁，声如雷霆，从此人都呼他做霹雳火秦明”。“霹雳火”把秦明这一人物形象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

2.“一阵风”王满喜

一阵风比喻闪过即逝，来得快，去得也快，通常用来形容动作迅速。而在《三里湾》中王满喜第一次就是以外号“一阵风”出现的――因为他的脾气是“一阵一个样子，很不容易捉摸”。此外，“一阵风”王满喜“在自己的利益上不算细账――在别人认为值不得贴上整功夫去闹的事，在满喜为了气不平也可以不收秋也可以不过年”。王满喜心直口快，乐于助人，说做就做，像一阵风一样迅速。“一阵风”的绰号虽然朴实无华，但把王满喜雷厉风行的性格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3.“黑旋风”李逵

旋风即回旋的疾风，用来形容动作迅捷、猛烈，通常具有盲目的破坏性。《水浒传》中的李逵性格直率、头脑简单、做事粗鲁。他直率地借钱，有钱就赌，赌输便抢。当然他的旋风性格更表现在冲锋陷阵上，一遇战斗，他总是抡起板斧，见人就砍。劫法场救宋江一役中，他不问青红皂白，不分官兵百姓，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祝家庄一战中，将扈太公一家老小杀得干干净净。“黑旋风”不仅描述了李逵那“黑熊般一身粗肉”的体貌特征，更把他勇武过人、性格暴躁、办事鲁莽的形象刻画地人木三分。

（三）历史人物类的文化意象

历史人物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个体形象，而是被赋予了一定含义的人物意象。这样的历史人物已经烙上了历史的烙印，成为一种人文价值的审美意象，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赋予它一定的文化含义和象征，如提到孔子大家就会自然而然联想到国学。历史人物由于其历史故事背景赋予的特定的文化意象而常被作家借用为人物绰号以便更加生动地刻画人物形象，如鲁迅《故乡》中的“豆腐西施”杨二嫂。

1.“豆腐西施”杨二嫂

西施，越国美女，天生丽质，与王昭君、貂蝉、杨玉环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其中西施居首，具有“沉鱼”之美貌，是美的化身和代名词。杨二嫂，“人都叫伊“豆腐西施”。但是擦着白粉，颧骨没有这么高，嘴唇也没有这么薄……那时人说：因为伊，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虽然她后面变成了引起人们厌恶的圆规杨二嫂，“豆腐西施”这个绰号在结合了职业特征的基础上形象地指出了杨二嫂年轻时出众的容貌。

《水浒传》中不少绰号都是借用历史名将蕴含的文化意象命名的，如“小李广”花荣、“赛仁贵”郭盛、“病关索”杨雄等，这些绰号借历史人物的文化意象来表现英雄人物威武气质及其特长本领。

2.“小李广”花荣

李广为西汉“飞将军”，才气无双，出身习箭世家，以箭法精准而闻名于世。《水浒传》中的花荣既能“飕的一箭，恰好正把绒绦射断。只见两枝画戟分开做两下”，也能“望着影中只一箭，不端不正，恰好把那碗红灯射将下来”，因此，“当下花荣一箭，果然正中雁行内第三只，直坠落山坡下”，引众人喝彩。一看“小李广”这绰号就知道花荣箭术高超，不负其“百步穿杨”的功夫。这种以“知”写“不知”的手法在表现和突出人物形象方面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文学作品中的绰号由于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悠久，其中文化意象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如神话故事类“飞天大圣”李衮、“八臂哪吒”项充等等，在此就不一一详解。

三、文学作品中绰号的艺术魅力

文学作品中的绰既有品评人物的功能，同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出作者或社会群体对人物的爱憎褒贬之情。无论是现实生活中还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绰号都具有通俗易懂、生动形象的特点，如赵树理《三里湾》中的“糊涂涂”马多寿和他老婆“常有理”，他的大儿子马有余“铁算盘”以及大儿媳“惹不起”。这些人物绰号生活气息浓厚，生动传神，能让读者一见其绰号就“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见其行”。

人物绰号的艺术魅力还在于作者非凡的艺术功力。作者通常截取人物外貌或性格或才能特征的某一点，在绰号中运用修辞手法如夸张、比喻、借代、双关、反语等来突出人物形象，如“花和尚”鲁智深中运用了“花”的双关含义，“黑旋风”李逵运用了比喻来突显人物性格等等。这样的绰号便能以小见大，以浅见深，不仅给读者增添了趣味，而且在文学上也增添了不少美感，使读者在美的感受中领会到这些人物的魅力。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绰号之所以有如此魅力主要在于其蕴含丰富的文化意象。作者运用其敏锐独到的观察力截取人物言行表现的某一点，用画龙点睛式的几个字生动形象地描绘人物形体特征、性格、职业、或才能特征等。正因为绰号中蕴含的文化意象，虽然所取的点只是小小的局部，而其人物整体形象被定格，它对人的性格、身份、行为特征的描述往往比正名更凝练、更形象、更准确。文化意象的功能是以具体来表现抽象，以已知、易知来启迪未知或难知。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绰号不仅是作者刻画人物表达自己感情的需要，其蕴含的文化意象更是反映了社会大众的文化价值观。

四、结语

语言是社会文化的载体，绰号是一种特定的、高度凝练的语言。文学作品中的绰号是文学创作中一种富有表现力艺术手法，其中蕴含的丰富文化意象在塑造人物形象，传达人物神韵方面有出其不意的效果。同时由于生存环境和文化传统的不同，不同的民族有其独特的文化意象。因此，在翻译过程中，人物绰号中蕴含的文化意象对翻译工作者来说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如何在目标语中合理地转换绰号中的文化意象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