蹲在树底下发呆三十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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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晏先生把演员黄磊惊着了两回。第一回是他把《红字》的剧照送给黄磊，黄磊惊讶道：“连这你都拍过？”《红字》是黄磊研究生时的毕业大戏。第二回是黄磊见到《送冰的人来了》剧照，这部戏是他某届学生的毕业大戏。朋友向别人介绍李晏时会说：只要在北京演过的话剧，他都看过、拍过。甚至有一个略显夸张的说法是，没被李晏拍过的话剧等于没演过。2016年他出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当戏已成往事》，讲他在这30年里拍戏剧所经历的中国当代戏剧圈的人与事。
现实中的李晏与书扉页上的照片给人的感觉有不小的反差。照片上是一个严肃、深沉的艺术家，让观者有明显的距离感；现实中的他又回到了普通人的状态，一个即将53岁的中年男人，国家单位里一名普通的图书管理员。1982年高中毕业后，李晏经父亲的一位战友介绍，进了新华社。这位叔叔问他想做什么，他因为爱看书，选择了图书管理员。当时这是一份“各方面都不错”的工作。阅览室是仿照苏联一家图书馆装修的，绿地毯，绿绒墙纸，“非常漂亮。”
李晏自己觉得他更像“上一辈的人”，“在一个单位里头工作一辈子”。这30多年里，他的工作内容从未变过：整理报纸，给杂志贴书签，将它们分门别类放到架上。他也不喜欢变化，曾经有过好几次换工作的机会，都被他随手推掉了。业余他也做点剪报，房间里有几大箱，都是他从废弃的报上剪下的关于戏剧的新闻。他喜欢“把所有的东西都弄得整整齐齐的”，在这个过程中他有愉悦感，所以从不嫌累，也不嫌烦。
每天早上到办公室，李晏做的第一件事是打开他的收音机，调到北京文艺广播。他管理着一间110平方米的阅览室，里面6排书架上放着300多种报纸和杂志。阅览室在一幢二层灰砖墙壁、红色廊柱的小楼里，1913年，这里是中华民国议员们办公的地方。到下班前，收音机一直开着。“也是个响动吧，要不然这屋子里头静悄悄的，挺}人的。”以前下班后，阅览室里坐满了人。搬到这幢老楼里之后，因为没有座位，阅览室只有每周二、周四两个下午接待借阅的读者―每次也就四五个人而已。一些报纸、杂志停刊了，一些因为实在没有人读，他主动砍掉了。
生活里总需要一个消遣。李晏的消遣是看戏，拍现场剧照，一拍就是30多年。黄磊有次对他说：“一个人蹲在涞紫路⒋簦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人们可能以为他有病，但如果他坚持30年，就成为一个事件了。”
所以李晏有时会有时空错乱的感觉。大约五六年前，有次他在剧场里碰见一个女孩，女孩和他打招呼，见他面露迟疑，说，李老师你是不是不记得我了？我是那谁谁谁啊。听名字他这才想起，这女孩几年前在《暗恋桃花源》剧组里做过三四个月行政助理，给大家安排食宿交通。你不是去澳洲留学了吗？李晏问。什么留学啊，我留学回来都两年了，我都结婚，都生孩子了。“我十年都没有任何变化。有时候挺羡慕别人的，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变化。”他看着别人变化。
1980年代，刚做图书管理员的李晏还不安分，一门心思想着通过考中戏“找一个好像更接近我想法的职业去做。”他每部新戏必看，看的时候随手拍些照片。1993年，他通过朋友认识了两位戏剧导演：牟森和孟京辉，这之后，他们有戏都找他去拍。他整天和孟京辉混在一起，不是看戏，就是喝酒，饭桌上认识的不认识的都有。更多的戏也因此找到他，请他过去看戏，拍照。他眼看着一个个名字从默默无闻、名气不大到家喻户晓、人尽皆知。他拍过姜文的毕业大戏―当然那时根本不会知道姜文是谁，也见过“尚不知名”的北京人艺演员濮存昕、毕业大戏舞台上的陈建斌和羞涩的大二女生袁泉。
旁观了太多的“名”，李晏现在觉得“也就那么回事”，“而且你说张三比李四有名，那还有比张三还有名的呢，你要这么去比的话，你就觉得自己越来越绝望，越来越不幸福。”他也见过野心大过才华的年轻人。他对这一类人的痛苦的态度是：活该―“你连把砍柴刀都没有，都没磨好，你还想上山砍柴，那没准儿就被老虎给吃了呗，这很正常。”
他也见多了离开。被誉为“中国当代先锋戏剧的代表人物”的牟森在巅峰时期选择了隐退，现在做讲座用的介绍是“曾经的剧场从业人员”。李晏猜测，他的离开有一种可能：他对“人”越来越失望，而戏剧又算什么呢？孟京辉早期代表作品《我爱×××》的编剧和音乐设计黄金罡后来“消失得无影无踪”，多年后李晏从朋友处得知，他“一直匿藏于蓉城，靠炒股维生”。有的则彻底告别了人世。关于“最后一个理想主义者”贾宏声，李晏记忆中的是一个画面，一次话剧散场后，他和他打招呼，他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走路像在云中漫步。再后来，他都是在新闻中听说他，主演了一部新电影，主演了一部新话剧，自杀。
李晏有时会感到恍惚，一切都像发生在昨天似的。他在书里记下了诸多清晰如昨的私人记忆。某场戏演出结束，参加聚会的何勇喝到兴起时跳上桌子，从这头跑到那头，踩翻了好几张桌子；他扶着喝多了的刘震云到公共厕所去吐―“那天一直下着蒙蒙细雨”；他骑着三轮车帮牟森搬家，骑到军博时停下来喝汽水休息，“汽水是北冰洋的，三毛钱一瓶”；孟京辉在酒精的作用下讲“毕业后如何百无聊赖地坐在学院小操场边的台阶上看着师弟师妹穿梭”；朋友吃饭时突兀的问话：“有一次看完戏在这儿吃饭，有个拿一把古董宝剑的哥们儿叫什么来着？”―那是他已经多年没有联系的另一个朋友。
李晏的人生准则是舒服。一直没有结婚，原因也是，“哎呀，那种日子，我想想都头疼，整天得为孩子做各种打算，太麻烦了。”他7岁时从山东烟台搬到北京，在建委大院长大，家庭条件优越，从未意识到“生活是一个什么事儿”。“你像我小的时候，6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物质生活多匮乏呀。我居然能把奶糖什么的给扔到玩具箱里，结果那个玩具都黏在一块了，我姥爷还得给我洗。”
两年前有次和朋友一起喝酒，这位已经醉了的朋友突然宣布，要把他所有的书都卖了，厚的一块一本，薄的五毛一本。后来李晏问他为什么，朋友说，人过四十以后要做减法。他赞同。就是“可参加可不参加的聚会就不参加了，可交往可不交往的人就不交往了，可要可不要的东西就不要了”。以前他错过某场戏，没看上或没拍上，就“特遗憾”，“老想找机会给它补齐了”。有次他想去补拍一场戏的几个镜头，保安不让进，他特生气。“要放到现在的话，那不让拍就不拍呗，我有什么可遗憾的啊。”现在对他来说，生活、亲人、朋友任何一个都比“达到一个什么”重要。今年元旦那天，有场戏找他拍照，他拒绝了，“得回家看我爸。”
年轻时也曾有过执着―考中戏考了5年，未果；也曾有过虚荣心；也会为看一场特别的戏（于是之等《茶馆》老演员的谢幕演出、《培尔・金特》连看了3遍）、见到偶像（电影《甲午风云》中邓世昌饰演者李默然）而激动万分，也曾经有过“强烈的”表达欲（2006年写了两个剧本，题目都来自他喜欢的作家王小波的小说，《红拂夜奔》和《绿毛水怪》）。但现在一切都渐渐归于平静和淡然。以往的回忆也很少可以再触动自己，“过去就过去了，人可能就是这样，在年轻的时候很多特别轰轰烈烈，特别难忘的事情，等烟消云散了以后，无非如此，就这么回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