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曾国藩与桐城派的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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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曾国藩是晚清文学大师，他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总结和提出了一系列既符合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又对桐城派的弊端有所补救和超越的文学主张，形成了他极具包容性和实用性的独具特色的文论思想体系，从而扭转桐城古文的衰势，使之走向中兴。

关键词：曾国藩；古文理论；桐城中兴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3-0010-01

为让桐城派顺应时势，曾国藩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以豁达开明的态度对待桐城前辈的短长得失，总结和提出了一系列既符合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又对桐城派的弊端有所补救和超越的文学主张，将桐城文论扩大到一个新的阶段，从而构建了他极具包容性和实用性的独具特色的文论思想体系。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经济”说

桐城派理论家姚鼐的义理、考据、词章理论，最终导致桐城作家走向空虚玄谈，与当时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格格不入，并受到当时以魏源为代表的强调经世致用的进步散文家的猛烈抨击。

曾国藩适时抛出“经济”一说，力挽桐城狂澜于既倒。这里的“经济”就是将当时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引入文学领域，强调文学的务实精神，为社会政治服务。

为此，曾国藩在《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中，全面阐述了他的思想：“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

曾国藩所倡导的不再是桐城派空虚的玄谈，而是深层挖掘传统儒学中的经世济民的因素，赋予义理以经世致用的现实精神和内涵，为写作者指明了一条“明理习道修身济世”的文道一统的道路。

二、“融合”说

桐城前辈治学规模狭小，门户之见极深，大多站在宋儒的立场，排斥汉学。在语言表达上，桐城前辈强调文字清澄雅洁，不许将“魏晋六朝人藻丽徘语，汉赋中板重字法”入古文，大大削弱了桐城古文语言表现的力度，使桐城古文的语言流于简朴无味，曾国藩意识到这是造成桐城文简朴无味及文气浅弱不振的根源所在，于是开始了辞章学领域的新开拓。

曾国藩认为经史百家各有所长，都可以作为古文语言的取法对象，不必拘泥于一家，而应博采众长，为古文创作服务。

为救桐城文气虚辞弱之弊，曾国藩主张调和骈散，杂取骈文丽藻以弘文章之气。

曾国藩提倡广采经史百家，打通骈散界限，杂取骈文丽藻，极大地丰富了桐城文的创作。经曾国藩解放后的桐城文规模宏大，文采大增，文气大振，也由此带来了桐城派散文新的文境。

三、“自然”说

当时桐城文人在“义”“法”标尺及过多教条束缚下，创作出现了“有序之言则多，而有物之言则少”的局面，曾国藩据此提出了“自然之文”的主张。

“文贵自然，浑然天成”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命题，方苞标举义法，追求清正醇厚，给散文创作限定的条条框框太多，从而使创作出的文章离自然之文越来越远。曾国藩看到这种不足，举起“率其自然”的文旗，解放桐城文的创作。他在《湖南文征序》中集中阐释了这一主张：

“窃闻古之文，初无所谓‘法’也。……若其不俟摹拟，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约有二端：曰理，曰情。二者人人之所固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笔诸书而传诸世，称吾爱恶悲愉之情，而缀辞以达之，若剖肺肝而陈简策，斯皆自然之文。性情敦厚者，类能为之，而浅深工拙，则相去十百千万而未始有极。自群经而外，百家著述，率有偏胜。以理胜者，多阐幽造极之语，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胜者，多悱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丰褥而寡实。”

不盲目追摹前人，不恪守成法，有自得之理，真挚之情，不吐不快，这样写出来的文字便是值得肯定的自然之文。

曾国藩的“自然”说体现了文学创作的最高美学理想，为中兴桐城在理论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四、结语

曾国藩中兴桐城，使桐城散文雄踞文坛直至“五四”前夕，这绝不仅仅是依靠他个人的政治权势所能奏效的，更重要的还在于他能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总结和提出了一系列既符合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又对于桐城派的弊端有所补救和超越的文学主张，从而形成了他极具包容性和实用性的独具特色的文论思想体系。在桐城派发展史上，曾国藩无疑是一个继往开来的里程碑式的人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承传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基金项目：娄底职院科研课题“近现代湖南作家研究——比较文学视野下的娄底近现代文学”（09SG017）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4]朱东润.中国文学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