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名状》的叙事者与文化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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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传统社会中重情义的民间文化与重权谋的精英文化之间长期存在着深刻冲突。就《投名状》而言，兄弟情义、江湖义气等中国民间文化理念铸就了草莽英雄姜午阳、赵二虎的文化心理，经世济民的精英文化意识构成了庞青云人生理念之核心，这三人由义结金兰到相互残杀的故事，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在文化消费时代， 《投名状》中的文化寓言，及其对深度内涵的追求，终究难以逃离文化资本的逻辑。

[关键词]投名状；民间文化；精英文化；文化寓言

电影往往致力于营造一种幻觉效果：故事正在发生，每一个电影观众都在目击现场。因此，电影一般不像小说那样设置一个叙事者，相反，它要努力掩饰叙事者的在场。但是，陈可辛导演的《投名状》却有意设置了姜午阳作为故事的叙述者，他仿佛想提醒观众，这是姜午阳讲述的一个故事，它不是正在发生的，它是某个人的记忆，早已过去，或者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这使得观众与现场之间产生了布莱希特所谓的“间离效果”。因为这个叙事者，整部电影的品质都似乎发生了微妙的改变：它多了几分文学意味，掩饰了些许商业气息；其深度内涵与平面化的视觉瞬间震撼性之间，形成了非常耐人寻味的张力。

金城武扮演的姜午阳令人印象深刻，他俊美而阳刚，狂热而冷漠。他在乞丐群中一眼就发现李连杰扮演的大哥庞青云与众不同，随后在抢劫军粮的战争中，大哥救了他的命，并杀死了敌军首领，结束了战斗。从此，在午阳的记忆深处，永远铭刻着大哥的救命之恩，还有大哥那不凡的身手、擒贼先擒王的智慧。少年的狂热与单纯使他开始崇拜这个刚刚结识不久的大哥。当大哥提议投军遭到质疑时，是他提出了纳“投名状”，支持了大哥的意见。在投军后的第一仗舒城之役中，大哥提出要破敌军的枪阵，需要二百名勇士冲锋挡枪子，午阳毫不犹豫地第一个站了出来。在这场恶战中，午阳在关键时刻击杀了敌军首领，赢得了战斗；在举起敌酋头颅的那一刻，午阳无比狂喜，这是少年成功模仿偶像之后的狂喜。狗子二人民女，大哥庞青云为了立规矩，决定将此二人就地正法，二哥赵二虎不同意，午阳再次站在了大哥一边，亲手处决了狗子二人。电影中，攻破苏州城后，庞青云决定射杀降兵，赵二虎坚决反对，因为他答应降兵给他们活路，而“人无信就是畜生”；大哥认为，“兵不厌诈”，许诺只是权变而已，不必当真，午阳认为大哥说得有道理，下令射杀了降兵。午阳虽然崇拜庞青云，但他更看重兄弟情义，当他发现大哥庞青云为争二嫂要杀二哥赵二虎时，他先是想法挽救，甚者为此毫不犹豫地杀死二嫂。最终大哥还是不顾兄弟情义杀死了二哥，这时，午阳似乎对大哥有了清醒的认识：大哥心中只有个人野心，没有兄弟情义，他决定刺杀大哥。在大哥庞青云的就职典礼上，午阳的剑不断地刺人庞青云的身体，那样的残酷而冷漠，与先前时刻愿意为之献身的狂热形成鲜明对比。

据姜午阳反省，庞青云在杀死狗子二人时，个人野心已经开始膨胀，而个人野心的膨胀吞噬了大哥的人性，最终造成了兄弟残杀。姜午阳真的认清了庞青云的面目与性格逻辑了吗?我认为没有。庞青云是个经历丰富、性格复杂的角色，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他无情无义，也不能说他是个心机叵测的野心家，他并不想射杀降兵，更不想残害兄弟，但是，兄弟情义在他心中毕竟分量有限，甚至爱情在他心中也分量有限。，据庞青云自述，他心中有着“大事”：尽快结束战争，由他做主，让穷人不再被欺负。为了成就“大事”，必须牺牲，生命可以为之牺牲，个人情感更可以为之牺牲。事实上，庞青云为了他的“大事”，往往不计得失，一直在以命相搏。就此而言，庞青云具有某种崇高的品质，这种品质曾经深深感动过姜午阳。但是，以救世主、社会精英、人类启蒙教师自居的人往往是个人中心主义者，他只相信自己的个人信念，无视其他价值取向。赵二虎、姜午阳因为相信投名状，无怨无悔地流血牺牲，而庞青云却对姜午阳明言，他并不相信投名状。由于无视其他价值取向，一切都可以成为牺牲对象，庞青云所需要考虑的问题就只有权衡与权谋的问题，即如何进行合理牺牲，或者说，如何让牺牲者与旁观者都心悦诚服。因此，在庞青云看来，为了立规矩，处决二狗子两位兄弟是值得的；为了解救南京上百万老百姓，射杀苏州俘虏是合理的；为了攻破苏州城，与自己所鄙薄的人进行政治交易是大丈夫能屈能伸；为了成就事业，杀害赵二虎是无奈的选择……庞青云权谋逻辑的展开，不可避免地先后与赵二虎、姜午阳两位草莽兄弟发生矛盾，最终造成了兄弟相残悲剧的发生。其实，在庞青云的背后，还有太后的权谋与三个老头的权谋。在这样的精英文化逻辑中，庞青云不可能实现其理想，只有必死的结局――在姜午阳刺杀庞青云的同时，三个老头的杀手给了庞青云致命的一枪，否则，姜午阳的刺杀也未必能够成功。因此，《投名状》与其说是兄弟相残的悲剧，不如说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精英文化的悲剧。

其实，这三兄弟之间的矛盾也并非是个人矛盾，而是一种文化冲突的表现。姜午阳、赵二虎是草莽英雄，兄弟情义、江湖义气等中国传统民间文化理念铸就了他们的文化心理；庞青云有文化，做过官，而且抱负远大，儒家经世救民的精英文化构成了他的人生理念之核心。中国的民间文化心理深受《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两部评书及其戏曲形态的深刻影响，兄弟情义是其至上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以情感的审美化感染、激发着无数热血的无知无识的底层民众，姜午阳、赵二虎对庞青云的赤胆忠心就是由这种审美化情感激发出来的。由于这种价值取向缺乏具体的、现实的维度，因此，常常被扭曲、被利用。庞青云最初之所以与姜赵二人纳“投名状”，就是为了利用他们，培植自己的力量。儒家文化是中国精英文化意识之渊薮，儒者，社会需要之人，儒家文化过分强调功利性，导致对情感性与审美性的压制、漠视，因此社会精英往往落于权谋逻辑之中，即使有某种崇高的理想，也很难从功利关系中超越出来，达到一种崇高的人生境界。这样的社会精英面对具有审美色彩的、富有情感性的民间文化，不仅不会欣赏，不会被感发，反而认为那只是草民愚昧的表现，践踏、利用这样的情感，不仅良知不会内疚，反而往往理直气壮。因此，我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中重情义的民间文化与重权谋的精英文化之间长期存在着深刻冲突，就《投名状》而言，可以说是对这种文化冲突的反思。

《投名状》对中国传统社会中民间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冲突的反思是自觉的。首先，与文化冲突相关的纳投名状、义结金兰、兄弟相残等情节是这部电影的关键情节与核心内容，这也是陈可辛的《投名状》与张彻等版本的《刺马》相比最大的改变。改变的意图很明显，《投名状》要将一个俗套的情杀故事提升到具有一定文化意识的高度，赋予其深度内涵。纳投名状、三兄弟义结金兰等故事本身就富有民间文化的意味：纳投名状的典故出自《水浒传》，三兄弟义结金兰的故事出自《三国演义》；尤其是《三国演义》中刘、关、张桃园结义的故事在中国戏曲中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电影中多次以戏曲形态来强化义结金兰这个故事情节，就是要暗示这个故事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联。其次，设置姜午阳这个叙事者，彰显了《投名状》中文化冲突的内涵。电影虽然不可能像小说那样采用严格的聚焦叙事，但是，这部电影中关于大哥庞青云的故事，毕竟主要是以姜午阳的视角来讲述的，而姜午阳这个单纯的少年显然不能真正理解阅历丰富、性格复杂的庞青云，这就在提醒观众，不要偏信姜午阳的讲述，而要注意二人之间的差异，由此发现姜午阳所代表的重情义的民间文化与庞青云所代表的重权谋的精英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

如此说来，《投名状》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寓言。难道陈可辛意图发扬中国第五代导演的文化寓言的叙事谋略?在电影被定位为文化工业、资本逻辑处于支配地位的时代，《投名状》的寓言叙事绝不是一种单纯的艺术追求，这种文化寓言的叙事谋略必须服务于更主要的谋略：文化资本获取利润的谋略。即使陈可辛的寓言叙事是一种自觉的艺术追求，在文化资本的逻辑影响下，也往往表现出不同于第五代导演的新症候。其最为突出的新症候就是，讲述故事、阐释故事深度内涵不再是电影的主要卖点，这部电影最为吸引眼球的是接连不断的富有视觉震撼性的场面。资料显示，这部影片动用了15名副导演，6架摄影机，最大一场战争场面足足有20分钟，甚至连两个人谈情说爱都要有300人做背景。有人评论说，看电影的时候感觉拍得不错，看了之后觉得这部电影什么新内容都没有。这就是后王业时代文化消费的典型体验。在后王业时代，文化成为一种消费对象，而人们消费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休闲、娱乐，因此消费文化越来越趋向于视觉文化，视觉文化越来越追求平面化的瞬间震撼效果。在这样的文化逻辑中，对深度内涵的追求要么被遮蔽，不被普通观众所觉察，要么也成为一个视觉景观，完全服从于文化资本的逻辑，《投名状》可谓二者兼而有之。试想，《投名状》中金城武的造型难道不是一个视觉景观?具有民间文化意味的男人间的情义与具有精英文化色彩的权谋展示难道不又是一种视觉景观?当一切都成为景观的时候，所有深度内涵都被消解了，一部有着一定艺术追求的影片最终还是没有逃离商业大片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