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还能立刻说起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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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没什么值得关注的作品!”当被问及对最近一段时间哪些中国文学作品印象深刻时,我和我的同行们总是发出相同的感叹,可回过头去翻看过去半年的采访和报道,其实并不存在所谓文学大小年的说法,作家们总是按照他们各自的创作节奏,为中国文学和它的读者献上一部部或长久被讨论或马上被遗忘的作品,每一年都是如此。总有些作品,依然还能立刻说起。

2010年第一部最值得关注的文学作品毫无疑问是莫言的《蛙》,在最初的文学评价和阅读相传中,它在读者中的反应一般,毕竟这部描写共和国几十年计划生育和人口问题的小说与莫言熟练使用的瑰丽语言和故事相去甚远,这是一部典型的莫言小说吗?放在他的全集中可能有点格格不入。初看上去,这部小说似乎是为国外读者量身定做的,毕竟计划生育依然还是外国人热衷讨论的中国话题。可令人意外的是,直到现在离小说出版半年过去了,身边的学者依然不时提到这部小说,而且给予越来越高的评价。当暂时放下那些玩熟的创作和语言技巧的时候,如何得当、节制地来叙事,其实更加考验作家。《蛙》对莫言来说可能是一个转型――作家当然未必一定同意,莫言在这部近作中非常理性地控制了想象力和语言色彩,内敛地叙说了一个充满矛盾的个体即姑姑的命运,当然这也是共和国历史在某个角落所呈现的荒诞、冷酷和温情。不过在阅读《蛙》时,我们难免和其他擅长书写共和国历史的作家及其作品联系起来,近的如苏童的《河流》,远的如余华的《兄弟》,这些作品中你似乎都可以从中找寻到一些固定的套路和关键词,如历史的荒诞细节、必要的暴力、矛盾分裂的人格、截然对立的人物命运……可对历史的书写和反思只有如此吗?显然还不够,所以历史的书写还会源源不断。

因此我们就看到了艾伟的《风和日丽》,小说当然首先是“革命加爱情”,只不过它写的是革命成功后,爱情怎么活?革命生下的私生女,历经半个世纪共和国风雨历史,1949年以来几乎所有历史事件都从这个私生女的情感视角去经历和叙说。因为艾伟的切入点是情感,历史的残暴仅仅是点缀。正如书名所呈现的,用“风和日丽”去结构历史的沉重。小说里半个世纪的跌宕还不是为时间抚平,一个甲子历史其实依然“风和日丽”,没有改变太多。

艾伟希望轻盈地讲历史,可也有作家几乎带着救赎的方式去写历史――其实写的是自己和同辈们,那就是张炜。从市场角度看,整整一纸箱三十九卷的《你在高原》几乎是自杀性的,可就算450万字,即可穷尽过去百年中国的命运吗?也许那只是张炜丈行的一角。你可以说张炜的这部巨量小说是实验性的,因为他几乎尝试了每一种写作叙事手段,但你也可以说作家没有创意,因为他只是在综合而已。《你在高原》有意或无意,其实是有摹本的,那就是索尔仁尼琴的《红轮》,同样是时代百科全书,《你在高原》可能并不胜在宏大的历史叙事,它更多是不同小人物各自命运的拼贴。

可个体的集合就是整体吗?刘震云说历史其实就是“一句顶一万句”。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震云想呈现的是普通市井在历史中的众生嘈杂,而喧哗的背后是他们命运的无足轻重。看上去刘震云是在重拾白话手法描写历史上的市井百态和小人物的无力,其实这还不都是说现在,这是一个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嘈杂的年代,个体的人也从未如此孤独。

孤独对于作家意味着长时间忍受少为人提及和谈论,最后就看你是否能坚持下去,张翎坚持到了最后。在《余震》和《金山》之前,张翎到底拥有多少普通读者,作家自己心里最清楚,幸好她还在加拿大当医生,更无暇国内同行是否会说到她。可一部电影《唐山大地震》把《余震》及其作者张翎带入了公共视野,如今电影票房顺利超过5亿,同名小说应该能为更多人阅读。而描写华人在北美奋斗史的《金山》,以详细的史料为小说基础,作家为此以历史学家的功力去备课,这在如今的写作中已十分罕见,获得今年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并无异议。

获得一系列殊荣之后的张翎如何走写作之路?她应该不会像麦家那样用过高的曝光率维持茅盾文学奖带来的名声。围绕着《风语》出版前后传出的各类流言和炒作,麦家俨然经过大奖洗礼,在口水、炒作和赞歌中穿梭自如。当文学与商业的合谋是如此之紧时,作家有意无意就会丧失对个人时间和诉求的控制力。比如麦家,为了几百万的版税,不得不卖力宣传,我们可以理解。

作家需要卖点,否则出版社巨资投入就得泡汤;文学奖需要卖点,否则上不了媒体头条和大版面。所以,鲁迅文学奖接纳网络文学参赛,伴随着媒体一阵歇斯底里的炒作,鲁迅文学奖终于博得了眼球。而我们也相信,鲁迅文学奖最终还是用文学品质来说话的,而在网络文学中淘得高品质作品,就跟在古玩市场上捡漏一样难。文学杂志也需要卖点,否则只在小圈子里低位徘徊。比如《收获》,不怕被戴上“堕落”的名号,毅然刊登了郭敬明的奇幻小说。媒体一边倒的谩骂中,杂志社并不想还击,毕竟刊登郭敬明仅仅是个尝试,尝试这样一类作家是否有可能写入传统文学史。而在《收获》的历史上,这样的试验已经是个传统。《收获》尝试招安商业化浓重的郭敬明,郭敬明自己则尝试用传统文学的方式包装旗下的作家,比如笛安。作为名作家之女,她既有父母铺平的传统作家成才道路,又有最擅长商业化包装的郭敬明支持,所以她的《西决》获得传统文学奖的青睐,又兼得市场的畅销。而从这个方面说,年轻一代的作家其实是妥协的,并无任何所谓的反叛。

真正的“反叛”也许其实是作家个人不受任何影响的保持写作的原初状态,比如来自新疆阿勒泰的李娟,在喜欢她的读者之外,她几乎没有任何商业和官方的名声,她的写作甚至可以看作是少女的作文习作。没有太多文学熏陶,没有任何技巧训练,她只是凭着感觉用自己掌握的语言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尽管有贫穷、苦难和孤独,在她笔下世界依然如此乐观、积极和有趣。相比之下,韩寒太喜欢热闹了。

2010年的下半年有什么?没有特别期待之下,只有最为平常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