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应物象形”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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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时代，是不同的价值观念特别是艺术观念都允许存在，并在“百家争鸣”这一良好的艺术氛围中不时产生碰撞的时代。每一个与艺术发生着亲密关系的人都在“喜新、好奇”――这种人的本性的趋使下在传统、现代、创新之间上下求索，探求自身的“立锥”之地。作为初学创作的年轻一代画者，我不想也无权就创新提出什么高论，仅仅就从绘画的基本功――“形”上略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时下一方面是“天下文章一大抄”，一方面又是“我自用我法”。在这样的创作风气下，“形”似乎显得无足轻重而又苍白无力，谈论形好像只有在评述写实一路画家时，才有价值和意义。有一部分画者特别是经过学院教育，或是正在接受艺术高等教育的，他们认为形的训练是作为绘画创作的初级课程。当绘画实践从习作阶段发展到创作阶段，“形”也就变成不重要的元素，甚至可以完全不用理会，造型能力的好坏在“创新”概念的掩饰下被伪装和粉饰。再将创作实践与理论相联系，我们又会发现在中国传统古代绘画理论中，如苏轼就曾说过：“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同类论述还有“气韵为先，形似为末”（汤逅《画鉴》）等。字面所反映的信息似乎是形的无足轻重，是对谢赫“六法论”中“应物象形”这一原则的反驳。于是不求形更是变得“理直气壮”，“有根有据”，更不用说还有诸如“试验性”、“表现性”、“意象性”等等时髦又深奥的现代概念做后盾。
我本人很赞同苏轼的“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的说法，也并不反对“试验性”、“表现性”、“意象性”等现、当代艺术观念及其艺术实践成果。只是不成熟的认为：在绘画实践发展了数千年的今天，如果仅仅将“应物象形”理解为外形的相似，或是单纯的形的复制，似乎是不够全面，甚至是有些片面、静止思维的味道。中国艺术不论是文学方面、书画方面、亦或是戏曲方面，始终都是围绕着“言志缘情”的思想性进行发展的。“精神的符号”、意象式特征是整个中国传统文艺共有的、基本的特征。正如《尚书》所述“诗言志，歌咏言”。在此前提下，形体不会只是指单纯的外形。仅以戏曲为例，在京剧中曾经有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一出经典的浪漫爱情悲剧――《霸王别姬》，在唱腔的婉转迂回之中，虞姬的挥泪舞剑令人难以忘怀，将项羽这位末路英雄与痴情女子虞姬之间的爱情演绎的淋漓尽致。然而作为观众，我们又是如何从舞台外了解到她的悲伤呢？是语言吗？或许有，但真正让我为之动容的仅仅是一个动作，一个简约到极致称得上是符号性的动作――兰花指在眼前轻弹两下。在此之前，我几乎没有发觉京剧的简约竟具有如此生动的表现力。“兰花指”在此时不仅仅是一种形态或是一个简单的动作，它在瞬间发生了质的飞跃，由一个动作发展为一个过程、一种情感――是对人世的留恋、对爱人的不舍，又是对自刎的决心。同样的抽象性还突出地表现在京剧反映千军万马时的“以一当十，三五成群”等方面。简约却极富有表现力，表现得更为突出。既然自然界的形体是笔墨与情感的载体。那么六法中的“应物象形”也应该指的是绘画的过程，它不仅仅止于形似，而是始于形终于写神，达到形神兼备。进而为“气韵生动”做好铺垫。必须说明的是六朝人以“气韵”作为品评绘画的审美标准，根源还在于当时的绘画中要求充分再现现实世界中的人物（这个历史阶段的绘画仍以人物题材为主，山水之类尚处于萌芽状态），但是这种再现是从志容相貌到内心世界的如实描摹。因此，在绘画全面发展的今天要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应物象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不是可有可无的。
二十世纪艺术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强调个性，强调艺术家的独创性。然而几百年来，人们在一般情况下对中国画的认同还大多停留在中国画是指宋元以来形成的文人画为主流的水墨画。这就形成当今画坛上的不同阵营，一方面传统性较强承袭古人的中国画作品在艺术市场上继续受到青睐，另一方面有相当一部分画家正在苦苦地进行中国画创新的思考和探索。
从某种意义上说，形式感和色彩是以文人画为主流的传统中国画的弱项。中国画重笔墨、重意境的表达，虽然具有简约美，但与此同时对笔墨与情感的载体――形本身的重视却是不够的。一些受禅宗和老庄思想影响较大的作品，追求“空”“无”，讲究“大象无形”、“离形得似”、“不似之似”，崇尚“象外之旨”，始终在“形”以外求意味。在相当数量的作品中，为使画面空灵、含蓄，为追求宁静致远、萧疏淡然的意境而造成画面中“形”的简约、清淡、退让。传统的中国画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托和根据的。形式感和色彩的加强并不是拒绝对中国传统美术的继承，而是有其现实的原因。在现代生活特别是都市生活中，我们每天耳濡目染的是高大方正的现代建筑、疾驰奔走的交通工具、规律化的机器制品、色彩艳丽款式不断更新的服装、巨幅广告及辉煌闪烁的霓虹灯等，我们感受到机械、电力的强度和力量，现代交通工具的速度以及现代生活的快节奏等，这是区别于古代小桥流水、渔樵耕读式的田园情调的现代感受，其中包括远比以前鲜明、强烈的形式感和丰富绚丽的色彩感。正如许多事物的变革一样，中国画创新的根本原因来自现实的要求。但是形式感和色彩的加强并不是背离笔墨，背离具有深厚积淀的中国传统艺术，而是寻找与造型表现相适应的笔墨的多种可能性。形既是传统笔墨的载体，也是作者传达意念的手段，还可以是艺术表现的终极。
因此，“应物象形”在绘画实践不断更新的今天并不是不重要的，而是更应该加强。仅仅靠“信手拈来”的“形”是无法让绘画作品具有生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