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古代取士制度对公文文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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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古代士大夫是封建国家处理政务的主体，公文史上的众多公文便出自他们之手，他们的学识素养、思想品德及才干影响着公文的写作。而古代士人走上仕途则需经过诸多的途径诸如征辟、举荐和参加科举考试，这些取士制度影响着士人的选拔，自然也就无法避免的影响着公文的写作。
关键词： 取士制度 公文文风 影响
纵观我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国家取士大致有如下几种途径：1.春秋战国时期，主要通过选举、自荐等方式来取得统治所需人才，春秋战国时期尚属封建主义的萌芽时期，封建社会的各项制度尚未完全形成。2.秦汉时期主要实行乡举里选、察举、征辟等方法，同时武帝时开始创办太学等官学，以五经为教材，以儒学为主要教学内容，为封建国家培养所需人才。3.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的动乱摧毁了官学，各政治集团大规模的破格招募人才，直至魏政权统一后，开始实行九品中正制作为国家的取士制度。4.隋唐时期，废九品中正制，开始实行科举取士，通过对不同科目的考试来选拔官吏，同时对于考试未通过的士子，还可通过由权贵推荐或到节度使处做幕僚，再等候节度使的推荐。另外，也有皇帝和宰职人员征召一些名士来担任秘书职位，如李白就曾被召为翰林。5.发展到宋朝时，虽依然以科举考试为主要的取士制度，但考试内容与唐朝相比有了较大的不同，同时对征辟之法予以限制，“白衣不可辟，有出身而未历仕者不可辟；其可辟者，复举以资格，限以举主”［1］，从而导致了宋朝“非科目无以得官，非铨曹无以授职……延请幕宾，然非宿登仕版，则虽极知其才能，亦不能振拔以收其用”的僵局。6.至明清之际，随着封建国家走向没落，科举取士这一制度也愈加僵化和程式化。
如许同莘《公牍学史》中所说“学术之纯疵，视乎上之所向”，封建国家的取士制度同样左右着众士子的关注点，国家重视品德才行，则士子就注重培养自身声誉；科举考试注重诗赋，则考生就必然去熟读《诗》、《书》等。而不同时期的取士模式、取士制度以及取士考试内容有着不同的特点和要求，这些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各朝公文书写作的文风。
取士模式即封建国家选取士子的模式，包括选举的模式、考试的模式等，不同模式下选出来士子的学术、人品皆有不同。春秋战国时期，国家取士模式主要为选举和自荐的模式。士子要得到君主的赏识，要么需要君主身边的大臣举荐，要么就通过向君王游说的方式得到君主的认可。在这种模式下，春秋战国时的公文多有游说之辞、外交辞令。以《郑子家告赵宣子》为例，郑子家首先历数郑国对晋国的忠诚，阐明立场――“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与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十一月，克减侯宣多，而随蔡侯以朝于执事。十二年六月，归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请陈侯于楚而朝诸君”，“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见于君。夷与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绛，虽我小国，则蔑以过之矣”［2］，这里列举事实指出郑国侍奉晋国之勤，以事实说话，使对方无懈可击。同时文中多有外交辞令，如“敝邑”、“寡君”等，最后以鹿的比喻暗示小国的处境以及晋国未能保护郑国――“古人有言曰：‘鹿死不择音。’小国之事大国也，德，则其人也；不德，则其鹿也。铤而走险，急何能择？命之罔极，亦知亡矣。”［3］
二、取士的相关制度对公文文风的影响
封建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国家各项制度趋于完善，国家取士也逐渐制度化，如汉代察举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隋唐时开创的科举制等。不同时期的取士制度也影响了当时的公文文风。汉代察举制注重考察人的德行，所选之人大都有着较好品德、名声，汉代士子也就比较注重自身内在品德的修养，注重自身的行为。汉代公文务实、质朴的文风就体现了这一取士制度。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以九品中正制为主要的取士制度，虽然九品中正制的原意是为了网罗天下的贤士，但很快就演变为以门第划分等级，按等级高低授官的制度，从中央到地方担任要职的都是一些门第显赫的世家子弟，他们自鸣清高，以脱离俗事、清谈玄远为最高境界，而魏晋时期的公文则多如鲁迅所说“清峻通脱”，发展到南北朝时期则以浮文相尚，以任P的《奏弹曹景宗》一文为例：“臣闻将军死绥，咫步无却。顾望避敌，逗骁有刑。至乃赵母深识，乞不为坐。魏主著令，抵罪已轻。是知败军之将，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罚斯在。臣P顿首顿首，死罪死罪……”，此文从开头就有不少句式是故意押韵的，追求音韵之美，而不重实，逐渐偏离了公文尚实的本质。自隋朝开创科举制度后，封建国家就以科举考试作为取士的主要途径，而考生为了能一举高中，便穷其毕生精力以科举考试的内容作为自己的读书、研究对象。而自此以后的公文大都语言精练、文理皆备，且注意引经据典来增强公文的说理性和议论性，让人信服，唐宋之后如韩愈、柳宗元、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等公文大家流传下来的公文名篇大都富有文采而又具备了公文解决实际问题的特性，成为后代公文写作者的典范。
三、考试内容对公文文风的影响
古代取士制度都涉及到一定的考试，不同时期的考试，其科目和侧重点各有不同，汉朝实行察举制，察举之外也兼有考试，对考生试以对策、射策，学者多学以致用，故而汉初年的公文书多偏于质朴实用，至孝武帝“润色鸿业”，词赋的写作逐渐成为士子努力的方向，从而公文书的文风也开始由实用向华丽而宏大转变。
唐朝以诗赋取士，“诗赋欲丽”，而唐朝一朝皆以骈俪文书为主，直至唐朝中期韩愈兴起古文运动，方使得骈俪现象有所扭转，但骈俪文书却仍然存在。以韩愈《与于襄阳书》一文为例，开头即以“士之能享大名、显当世者，莫不有先达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后世者，亦莫不有后进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后焉。莫之为前，虽美而不彰；莫为之后，虽盛而不传。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须也，然而千百载乃一相遇焉。岂上之人无可援，下之人无可推欤？何其相须之殷，而相遇之疏也？其故在下之人负其能，不肯谄其上；上之人负其位，不肯顾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穷，盛位无赫赫之光”［4］半幅文泛泛而论士子欲建功立业须由前辈援引，而前辈之功业盛名又须有为的后继者为之传扬，文章虽不是完全的四六排偶，但也句式整齐，文辞美妙且读来朗朗上口。后篇“侧闻阁下抱不室之才，特立而独行，道方而事实，卷舒不随乎时，文武唯其所用。岂愈所谓其人哉！…愈虽不材，其自处不敢后于恒人。阁下将求之而未得欤？古人有言：‘请自隗始。’愈今者惟朝夕刍米仆赁之资是急，不过费阁下一朝之享而足也…”［5］，不卑不亢，入情入理又动人，通篇则如吴楚材、吴调侯所评“措辞立意，文情绝妙”。
至宋朝则以经义取士，所谓“经义”，即经书的义理，是以经书中的文句为题，让应试者作文阐明其义理的一种考试方法，被录取者往往通晓经学、重视理学，主张文章应“明道”、“适用”，排斥浮文，崇尚朴实，使得北宋公文多存在着长于说理且重实际而轻空谈的特色。如苏轼的《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这是一篇上求皇帝校正唐代陆贽奏议的扎子，文首即写到“臣等猥以空疏，备员讲读。圣明天纵，学问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无穷，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为。窃谓人臣之纳忠，譬如医者之用药。药虽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若已经效力于世间，不必皆从于己出。”道出上书的背景“臣等猥以空疏，备员讲读……”及缘由“才有限而道无穷”、“心欲言而口不逮”，同时以“医者用药”比“人臣纳忠”、以“药进于医手，方传于古人”一步步引出正题。接着介绍陆贽，写道“伏见唐宰相陆贽，才本王佐，学为帝师。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辨如贾谊而术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时。德宗以苛刻为能，而贽谏之以忠厚；德宗以猜忌为术，而贽劝之以推诚；德宗好用兵，而贽以消兵为先；德宗好聚财，而贽以散财为急。至于用人听言之法，治边御将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数。”［6］分别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列举陆贽对唐德宗所作的建议，从而凸显其治国才能。最后以“若陛下能自得师，则莫若近取陆贽。夫六经三史，诸子百家，非无可观，皆足为治。但圣言幽远，末学支离，譬如山海之崇深，难以一二而推择。如贽之论，开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实治乱之龟鉴。臣等欲取其奏议，稍加校正……”点出陆贽奏议之好，提出写文目的“校正其奏议”。这篇札子说理极为清晰有条理，同时所提建议也直接而无隐晦，颇有宋朝质朴而重实际之风。
明清两朝，封建社会逐渐走向没落，曾经为封建国家吸收不少人才的科举取士制度也逐渐失去了活力，愈发刻板、教条，以腐朽的“八股文”作为考试的程式和考子必须掌握的内容，严重束缚了士子的思想，这就使得选的士大夫只知写腐文、空文，不通古今、不知政事，导致明清两代繁文屡禁不绝。即便如不随世俗的吕叔简，其文书也无法摆脱制义格调，如其《风宪约》一文中“下焉者不尽无也”，“友邦亦自贤也”，“余岂容终隐默哉”，“即有深憾于余，余固甘之矣”等皆为制义句法。如此有学问、有见解之名士行文尚且无法完全摆脱制义风格，就更不用提其他了。
取士制度作为一种国家吸收人才、巩固统治的措施，对公文写作之所以能产生如此直接、深重的影响，反映了封建社会文人政治、文学政事不分途的社会现实以及文人对仕途强烈向往的心理。
我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主要以文人辅佐君主、行使国家职权，封建国家庞大的国家机构需要诸多的人才去充任种种官职，从而使得国家机器得以有效的运转。自秦朝一统天下，经过秦世短暂的“以吏为师”，到汉朝尤其武帝时期确立儒学作为统治思想的崇高地位后，历代封建政权都对文士礼遇有加，授予一官半职，而公文则是封建国家处理政事的主要手段，这些在朝为官的士人很多成为公文的直接写作者，他们的学识、修养、所受的教育都不可避免地渗透在公文写作中，他们作为封建官吏和作为学者文人的双重身份使得公文写作打上了当时取士制度的印记。
其次，封建社会中，文人入仕途是他们最好的出路，他们对入仕有着强烈的渴望，对封建国家的招考、招募都极为重视，对取士制度中的各种条件和要求也极为迎合，如明清之际，科举制度已经非常腐朽，但士子们依然将“八股文”视作毕生必须研习之学而费尽心血，他们毕生所学即为封建取士制度中的内容，而他们在实际政事中所用的即是他们平生所学，至此，取士制度对公文写作的影响也就不言而喻了。
参考文献：
［1］许同莘.公牍学史［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
［2］［3］徐中舒.左传选［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9.
［4］［5］韩愈.韩愈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6］王水照等.古文观止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