孵化生成中国戏曲新的市场经济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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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曲具有多性能的特征。它主要具备文化艺术的性能，但同时也曾具备宫廷达官的声色之娱性能，宗教祭祀的酬神娱人性能，寓教于乐的高台教化性能，卖艺谋生的市场商品性能等。这些性能在不同阶段，有时产生矛盾，有时看似独立，有时又兼容互补，体现为特定的存在状态。

单论中国戏曲的商品性能，在近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也曾出现过多种多样的经营、管理模式，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戏曲艺术开始是以单个艺人献演，逐渐出现了民间班社；历代封建统治者征集艺人进宫献艺，各自设立相应机构，汉为“乐府”，唐为“梨园”，宋、明有“教坊”，清代有“南府”（后改为“升平署”）。介于民间与宫廷之间，还有一种王府、官僚、巨商蓄养的家乐戏班，既炫耀威势，又着意声色，不以营利为目的，为主人所享用，兼受驱使。其性质与冲州撞府，浪迹江湖的民间班社有本质的差异。

民间戏曲班社可以说是中国戏曲以往最主要的、大量存在的生存方式，贴近民众，连绵不绝，具有新鲜气息与特殊的活力。在比较原始的走村转乡，四处献艺的基础上，为了交流技艺、争取观众，宋代以后在一些人口集中、经济发达的城市开始产生了勾栏、瓦舍，形成了固定的、较为完备的舞台演出市场。宋时的东京汴梁有几十座勾栏，“不以风雨寒暑，看棚诸人，日日如是”。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阶段，较为频繁的商贸活动，奠定了民间职业班社的经济基础，艺术上的发展与交流，使戏曲向更广泛的地域流布繁衍，比较大型的戏曲剧种由此找到了商业化的契机。

民间职业班社大小兼备，组织灵活，聚散自由，自生自灭。宋时的“路歧”班普遍只有五六人，到了清代，最大的可以达到近百人的规模，但也仍然存在有大量不足十人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型戏班。其兴衰存亡与人员多寡完全取决于演出市场的兴旺与否。观众的趋之若鹜与门可罗雀是市场对戏曲演出成败的最为直接的检验，当时的竞争极为激烈。这种现象可以被看作是戏曲艺术产品进入流通领域，把生产与消费联系起来，构成交换过程时的最初状态。

清末民初，受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戏曲艺术加快了社会化、商业化进程。宫廷演出、王府富商的家班演出失去了存在的土壤，脱离了桎梏，进入社会自主献艺，加强了民间职业班社的力量。此时组班方式除家属班、名伶师徒班外，又新增了资本投资者为获取利润而进行商业运营演出的新模式，使戏曲市场呈现出新的态势。经营者的目光与手段适应纯商业运作的需要，注重票房价值，追求演出场次，主动出击进行竞争，讲究效率，崇尚新奇，这些都不是纯民间职业班社时期可以比拟的。经营管理更加严格，分工极细，职责分明，等级森严，赏罚有加。其中的经励科具有如今演出经纪人的某些性质，受投资者的委托，在演出安排、人事安排、经济分配上有极大的权力。组班方式虽然各剧团不一，但在顺应商业市场的趋向上却有异曲同工之处。此一阶段，设施比较先进，演出效果较为理想的新式专业剧场亦有长足发展，有条件制造新的戏剧氛围，按新奇完善的口号招揽观众，座位票价与等次严格，为戏曲的商业运作提供了物质保证，使营业性演出剧团体制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以多种多样的社会形式办戏曲剧团，出现了名角组班、剧场班底、场团合一、共和班、姐妹班等组班方式。实施戏曲艺术的社会化管理，强化商业机制始于清末，到了民国时期这种情况则更为显著。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得不到充分发展，政治与社会极不稳定，虽然实施了多样化的市场组织管理模式，但问题仍然不少。封建制度的残余仍然存在，戏霸施虐，班主盘剥，师徒制、养女制弊端压抑了艺人的创造力；唯利是图，收入高下悬殊，大多数人生活困顿；投合某种不良欣赏需要，低级庸俗，凶杀腐朽的内容与形式时有出现，粉戏、凶杀戏、僵尸戏等有时会沉渣泛起，形成潮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给此前实施商业运作的戏曲演艺带来了巨大的转变。“改戏、改人、改制”带来了新面貌。“改戏”对文学形象和舞台形象进行适当的修正；“改人”提高了艺人的觉悟与修养，提高了其积极性；“改制”主要是体制的改革，涉及剧团体制、艺术体制和管理体制，废除了侵害人权与艺人福利的旧师徒制、养女制、“经励科”制等旧生产关系残余，建立了新型的剧团体制。国营剧团、民办公助剧团等的诞生，标志着由政府统一经营管理的体制开始确立。戏曲的民主改革，消除了旧戏班的封建制度，废除了旧班规、班法，不合理的分配办法也宣告破产。广大艺人不再是被剥削、被压迫的对象，积极性空前高涨。

最初组建新型的戏曲剧团的改革指导思想体现在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中，要分出公营、公私合营或私营公助方式，建立示范性的剧团、剧场，并提出了企业化的原则。国家强调对各类戏曲剧团的领导与管理，“各地剧团应一律由文化主管部门统一领导”（1953年1月29日《关于整顿加强全国剧团工作的指示》）。经过几年的工作，在两千余个戏曲剧团中，国营剧团有112个，阵容强大并能起到示范作用；民间职业剧团主要是集体经营，按劳分配，强调企业化经营，大部分自给自足，收入接衡，剧团人员比较精干，内部结构尚算合理。

可是，经过“公私合营”和“化”、“”年代后，戏曲剧团中的国营剧团增加了很多，有的地方宣布所有戏曲剧团改为国营；有的地方稍有控制，采取两步走的办法，民间职业剧团转为民营公助。1962年戏曲剧团达到高峰数――2842个。这种不讲经济核算，统由国家财政包干的盲目状态，与国家经济状况不相适应。十年“”，戏曲剧团体制大起大落，先是除“样板团”之外，几乎全部被取消。1976年后戏曲剧团恢复建制。由于很快转入不景气状态，经济上普遍无法自给自足，仰仗国家与地方的补贴经费度日。戏曲剧团总数1984年比1964年虽然减少了34个，但人员却由18万增加到了22.3万。省级以上国营剧团动辄百余人，最多可达800人。食之者众，劳之者寡，行当不齐，真到演出，还得去借。国家对专业剧团的补贴1983年比1965年增加了5倍多，不堪重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转轨与改革势在必行。

戏曲艺术身处于改革开放，社会深刻变革的新时期，必然会遇到错综复杂的矛盾。诸如面对市场经济，怎样认识精神艺术产品特殊的商品属性，解决其与文化市场的关系，精神艺术产品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重性怎样理解？要不要培育和建设戏曲艺术市场，怎样不断加强和改善艺术管理，促进事业发展？我们要认真分析实际状况，不回避问题，抓住大好机遇，开拓新局面。

在戏曲表演团体改革转轨中，也曾借鉴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抓一个“包”字，给戏曲演出以更大的自。意在改善经济状况的戏曲“承包责任制”实行了一段时间，热情很高，试行中也产生了诸如演出、场次增多，人员有事干，精简了队伍等效果，但“承包队”上缴很少，甚至没有，而且设备的消耗大大加剧，集体经济没有什么增长，反而出现新的亏损。国家对戏曲剧团的补贴有增无减，难以得到有效控制。“承包责任制”完善不易，放弃也难，效果并不理想。

文化部1984年报送中央的《艺术表演团体的建设和改革方案》强调全面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对专业剧团要全盘考察，综合治理，分类指导，深化体制改革。改革的目的是解放艺术生产力，严格实行经济核算和按劳分配的原则，有计划地建设一批高质量的艺术表演团体。

戏曲剧团的体制改革和转轨，其中的调整布局、精简人员是极为细致的任务，而扩大自、贯彻责、权、利统一的原则，谋求艺术建设、经济积累的同步发展，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事情。戏曲剧团改革转轨步伐比较缓慢，进进退退，变化不是太大，但在实践中探索，探索中实践，还是出现了一些比较成功的经验。

现行的戏曲艺术管理体制确实存在着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严重脱节与矛盾。戏曲表演团体在几十年的惯性中几乎没有市场意识与应变能力，缺乏投资、利润、票房等概念，原有的演出市场在削弱与消失，而新的竞争机制却迟迟未见运作。戏曲从业人员盼望着转轨，迎来新的繁荣，却无法适应兄弟艺术的竞争与挑战，眼看自身的萎缩与不景气，举步维艰，忧心忡忡。

中国戏曲艺术在历史上曾受过市场的哺育，产生过繁盛局面，但也瑕瑜互见引发过不健康的成分，怎样克服旧有的两重性，入门须正，也是需要考虑的。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容易把适应观众的喜好、投合他们的趣味，强化到最高程度。旧时代曾把观众和艺人的关系确定为“主仆”，听主人的话，从主人手中赚钱。有人说，观众是衣食父母，用戏曲艺术赢得了观众就保住了饭碗。在向市场倾斜的同时，一些备受非议的，格调不太高的做法，有可能复萌复燃，对此，要有清醒认识。对市场文化提供一次性消费的，以新奇、刺激、欲望为主要方式的，生产成本不高却可以较快较广泛受欢迎的戏曲产品，在某个阶段加入消费文化的大合唱，可能成为占一定比例的力量。

当戏曲作为商品的性能被强化时，怎样搜集、分析、适应，乃至诱发观众的喜好便成为必不可少的事情。当观众不满足于以往一贯的演出语汇时，新的手段、方式便产生了，增加了欣赏、娱乐因素。为了捕捉转瞬多变的商机，在最佳时刻推出适销对路的戏曲作品，调查观众的心理变化，以信息为苗头，加上适当提前量，予以超前制作便成为当务之急。对戏曲市场来讲，扩大开放，重视信息反馈已成为一种迫切需要，谁能在最短时机内适应变化着的状态，谁就有可能迎来生存和发展。

在戏曲市场体制革新与探索阶段，为避免无序与失控，防止短期行为，仍要有宏观调控和全方位的关照与协调。如何重塑政府文化管理形象，提高管理机构的运作效率，降低成本，是很现实的问题。转变观念，管理创新，总结经验教训，达到戏曲市场经济决策现代化水平已提上日程。新的管理决策要正视旧观念、旧习惯势力所造成的滞后性与长期性，要真正掌握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有机统一。新的管理决策还要正视戏曲文化与其他文化的竞争和相互作用，戏曲文化的继承性与目前所处的阶段性，戏曲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与波浪式前进，戏曲文化发展的逐步积累与指数增长，戏曲文化的分化、综合规律，戏曲文化市场的经常调节等。这样就有可能使戏曲管理部门在掌握运动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揭示内在本质联系，实施科学的合理决策。

戏曲新的市场机制的周密运行，兼顾社会和经济效益，离不开戏曲生产的发展计划。统计预测，目标制定，发展战略，并由此确定决策行为是合乎逻辑的过程。

戏曲文化市场是个宽广、多样的概念与领域，有面向大众文化的一般市场，有面向国外的商业市场，有旨在文化交流传播的非营利市场，有属于高雅艺术的非商业性的流通等，不可一概而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典型代表之一，戏曲艺术中一部分剧种、剧团、剧目目前尚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市场经营性，市场活力与竞争力比较欠缺，这一部分更需要国家与多方面的扶植与保护。当然也可以逐渐运用市场调节的杠杆，震醒与孵化其生机和市场活力，促使机能完善，茁壮成长。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不单纯是为甩掉沉重的经费包袱而被动实施的，社会主义戏曲市场体制的转轨，不能以扼杀优秀文化艺术遗产作为代价，相反要促使其振兴、弘扬。

戏曲表演团体作为戏曲队伍的大本营、艺术生产的基地，其经营管理改革是戏曲市场体制转轨中的中心环节，其中的可经营性戏曲单位的“转企改制”是一项社会性的工程，要在不违法的前提下，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文化管理部门重视演艺团体的城镇依托，调整都市布局，要尽力帮助营造一个“成熟的”市场氛围。在戏曲表演团体中还有一支有别于“吃皇粮”的国营或民办公助剧团的民间职业剧团。他们自己筹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愿结合，靠爱好戏曲办团，靠戏曲演出吃饭，长期活动在农村、近郊，演出场次很多，很受群众欢迎。他们目前开拓市场主要以传统戏为主，对普及传统戏曲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他们具有独特的竞争力与号召力，显示出一些优势，但发展并不平衡，因编制时多时少，团无定员，时出无序，聚散随意，更多偏重经济效益与娱乐欢悦，偶有低级趣味与封建迷信的存在。为此在民间职业剧团的剧目生产，剧团管理，分配制度，市场营运，发展趋向等方面有待深入研讨，建立必要的管理机构，严格审批制度等，要有章可依。对他们的人才培养与重点剧目生产也要给予繁荣发展的助力。

当代戏曲的市场体制转轨通过新的孵化生成，通过探索发展，最终将革除固有模式的束缚，冲击积重难返的弊病，完善市场经济性能，调动积极性，迎来戏曲文化产品既能获得艺术价值在内的社会效益，也能获得必要的经济效益，营造新的理想的生存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