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精神:庐陵文化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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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一统志》云：“始皇二十四年王翦灭楚，虏负刍，明年置庐陵、安平、新淦三县，属九江郡。”“秦郡县天下，厥有庐陵”，这是庐陵行政建置的最早记载。建安五年(200年)孙策置庐陵郡，辖今江西峡江、永丰以南，万安以北的赣江流域，领汉旧县二，分置七县，共领九县。隋时庐陵又改称吉州，元代元贞元年(1295年)吉州改为吉安路，取“吉泰民安”之意，沿用至今。自西晋永嘉之乱至晚唐宋末，大量北方人渡江南迁庐陵，北方人带来了当时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文化观念，在南北交融的历史进程中，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璀璨夺目的庐陵文化。
庐陵古村落中保存完好的现有吉安县的漠陂、钓源、唐贤坊古村，吉水县的碰塘、燕坊古村，泰和县的大江、爵誉古村，乐安县的流坑古村等。通过对这些古村落的田野调查可以发现，它们无一例外地存在宗法制的痕迹。具体说来，这些古村落都是按照父系的血缘关系，将庞大的族群紧紧结合在一起，如漠陂村的梁氏，疤链宓难钍希流坑村的董氏等。他们都不许其他杂姓混居进来。其族谱记载的房派支系清晰可辨，可谓源远流长。碰塘杨氏从修撰的第一部族谱开始，直至民国八年止，修谱不曾间断，并成为碰塘杨氏千年凝聚力的关键。同一村落的居民有着共同的祭祖时间和程序，有着共同的宗祠，守着共同制订的族规。这种大家族制度，与东汉以来中原地区出现的大家族制度可谓一脉相承。
众所周知，体现着宗法精神的大家族制度在永嘉南渡之前，很大程度上只存在于以中原为代表的广大北方地区，江南除缄市和少数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之外，广大山区的土著基本上为少数族的分布区，谈不上宗法制度。由于当时在江南的士大夫与普通百姓中已经风行小家庭制度，南迁的北方人自然也难免受其影响而分家析产，这种情况在士大夫比较集中的城市地区尤为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恐怕是这些地区居民之间的互相交流要更多一些。但是迁徙到山区的北方人，由于与当地土著在语言、信仰、生活习俗等方面存在不同，相互交流自然要少一些，如果他们不抱成一团，在与土著居民(其中很多是少数族)的冲突中便很难生存，因此他们的大家族制度得以延续下来。庐陵现存的古村落中，其居民的祖先皆可追溯至北方某地，而绝无属当地土著者，亦可证明这一点。
二、“忠、信、笃、敬”的儒学意识
庐陵文化中的族群意识与其古建筑文化水融。庐陵古村落的民居建筑虽属赣式民居建筑，却有着与中原地区的古建筑相似的风格。流坑村以规模宏大的传统建筑、风格独特的村落布局而闻名遐迩，古村七横八巷，族人按房派宗支分巷居住，巷道设置门楼，门楼之间以村墙连接围合的整体布局，巷道内鹅卵石铺地，并建有良好的排水系统。村中现存500余幢建筑中，明清古建筑及遗址计260余处，明代建筑怀德堂中的雀(爵)鹿(禄)蜂(封)猴(侯)砖雕壁画和永享堂照壁上镶嵌的“麒麟望日”堆塑，令人叹为观止。保存完好的木质油漆匾额188方，门头墙壁的各种题榜362方，祠堂名阁近60处，楹联72副，共计682处(方)，内容多为族门兴盛、诗书传家、光宗耀祖的格言与赞美。漠陂古村位于吉安市青原区文陂乡，住户六百余，人口三千余，村民均为梁姓，其开基先祖是南宋初年梁仕阶，从陕西长安率族中子孙，迁徙镁陂建村。村中现有保存完好的明清建筑367栋，包括祠堂七幢，书院四所，牌坊三座。古村依山傍水，天然形胜，整体布局错落有致，村内开凿有28口池塘环绕村庄，取28星宿之意。梁氏先祖自北宋在镁陂建村立业之始，即以“忠、信、笃、敬”为族训，以弘扬儒家传统道德为建村宗旨。漠陂古村中至今完整保存有清代和民国间的宗谱、族谱以及文天祥、胡诠、曾同享、邹元标、刘绎等庐陵名人为梁氏宗谱、族谱所作的序记。这些族谱、宗谱，一方面是一种文化，显示着族群的血统和活力；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寄托，一种豪情，永不放弃自己的族群意识。
三、诗书传家的教育理念
庐陵人重教尊儒，崇尚办学，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他们坚信“耕可致富，读可荣身”，尊师崇学，兴建书院，蔚为风尚。吉水县创建书院众多，最多时达53所，名闻遐迩。《岳麓书院碑记》里即有“吉水书院天下第二”的说法。尊师崇学和兴建书院，使得大批宗族子弟因此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这应该是庐陵地区多进士、状元的主要原因。据统计：唐宋以至明清，在江西省境内可考的44名文武状元中，庐陵地区即占19名，官居宰相的有17名。又据《吉水县志》记载，该县仅在明朝中状元者即有五人，中榜眼、探花者各三人，并出现了“一门三进士，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十里九布政，九子十知州”的人文盛况。正是得益于这种尊师崇学的教育理念，庐陵古村先后培养出了欧阳修、杨万里、文天祥、解缙和罗洪先等众多永载史册的文化名人。
庐陵文化中的教育思想，是与仕进、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古代庐陵人走的是耕、商、读相结合的道路。流坑董氏家族自五代南唐年间(937―975年)建村，宋代以科第而勃兴，全村出文、武两状元，进士34人，举人78人，进入仕途者，上至参知政事、御史，下至主簿、教谕，凡逾百人，可谓科举昌盛、官宦如云。至明代则以经营竹木商贸而再度繁荣，是江南大家族仕、商、耕相结合的典型。再如陂古村，其濒富水河而建，耕地有限，水患甚频，如果仅靠农业显然难以维持，更谈不上发展。富水河是赣江的支流，水运非常方便，加上陂地处吉安、吉水和泰和三县交汇之点，地区人口相对稠密，这样就为漠陂发展商业贸易提供了十分优越的条件。陂人认为，发展商贸也是经世致用，必须有文化素养，所以他们在发展商业经济的同时，极为重视文化教育的普及和发展。明、清时期，由梁氏宗族和各大房派兴办的书院多达六所，保留至今的养源书院建于明嘉靖年间，坐南朝北，三层飞角挑檐，砖木结构，楼高15．75米，占地313平方米。由于书院众多，形成了“序塾相望，弦诵相闻”、“人无贵贱，无不读书”的社会风尚，而“三尺童子，稍知文章”，孕育出以儒行商、以商助德、商儒合一的陂儒商文化。
(作者单位：江西省吉安市井冈山大学，343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