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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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通过选取反映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指标，根据甘肃省1978年～2014年数据采用VAR模型分析方法分析了甘肃省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关系。结果表明：甘肃省金融发展与产业机构优化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储蓄结构是产业结构优化的格兰杰原因，产业结构优化又是金融发展效率和金融储蓄结构的格兰杰原因。
关键词：金融发展；产业结构调整；VAR模型；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一、 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方面研究成果较多，但在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方面研究较少，可能的原因是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化水平高，产业结构调整不是其研究重点。Goldsmith（1969）对35个国家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金融相关比率（FIR）指标，认为发达的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Mckinnon和Shaw（1973）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现状进行研究后发现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金融抑制现象。Levine（1997）研究指出金融发展主要通过金融机构以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的方式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产生影响。Najeb Masoud和Glenn Hardaker（2012）利用42个国家新兴市场12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国内学者对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关系的研究较多，周立和王子明（2002）研究表明促进地区金融发展有利于经济增长；范方志和张立军（2003）深入研究了金融机构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发现金融发展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并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王志强和孙刚（2003）从中国金融总体发展的规模扩张、结构调整和效率变化3个方面研究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段玉强（2012）研究了河南省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关系，发现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具有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要远大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本文在借鉴以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甘肃省为研究对象，以向量自回归（VAR）模型为研究方法，考察甘肃省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以期为政府制定相关调控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二、 模型与变量说明
2. 变量选取及指标说明。
（1）产业结构衡量指标。产业结构优化率（ISR）：ISR=（二产增加值+三产增加值）/GDP
（2）金融发展衡量指标。
①金融发展规模（FIR）：FIR=（金融机构存款余额+金融机构贷款余额）/GDP
②金融发展效率（FDE）：FDE=金融机构贷款余额/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③金融储蓄结构（FSS）：FSS=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根据VAR模型理论本文建立如下模型：
3. 数据来源。本文选取1978年至2014年甘肃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指标数据，包括甘肃省二产增加值、三产增加值、GDP、金融机构存款余额、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储蓄存款余额。数据来源于《甘肃发展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通过计算得出ISR、FIR、FE、FS，为了在分析中避免异方差，对各指标原始数据取对数，得到四个原始序列：lnISR、lnFIR、lnFE、lnFS，运用计量分析专业软件Eviews7.0进行建模。
三、 实证分析
1. 平稳性检验。如果原始数据非平稳会造成“伪回归”，因此本文首先检验序列平稳性，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原始序列都是非平稳的，一阶差分后的变量都是平稳的，故四个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可进行协整检验。
2. 协整检验。协整检验用于寻找非平稳变量之间是否蕴含着长期的均衡关系，本文采用Johansen估计法进行协整检验。根据模型AIC和SC输出结果，并结合LR检验，最终确定滞后阶数为2阶，具体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在5%显著水平下，lnISR与lnFIR、lnFDE、lnFSS之间存在两个协整关系。标准化关于lnISR的协整向量（见表3），得协整方程：
lnISR=0.07lnFIR+0.16lnFDE-0.38lnFSS（3）
协整方程表明：甘肃省产业结构优化率与金融相关比率、金融发展效率和金融储蓄结构之间具有长期的协整关系，其中金融相关比率和金融发展效率与产业结构优化率具有正相关关系，表明扩大金融发展规模和提升金融发展效率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而金融储蓄结构与产业结构优化率呈负相关，这表明甘肃省目前的金融储蓄结构并不合理，对经济发展起抑制作用。其可能的原因是，甘肃省投资渠道匮乏，造成居民将闲置资金投向银行，使得银行贷款的间接融资手段称为企业融资的主要手段。而银行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普遍出现惜贷现象，且贷款对象主要为大型国有企业，并不能有效的将资金用于具有良好发展前景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的企业上，反而抑制了产业结构调整。
从系数上来看，金融储蓄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率影响最大，金融发展效率影响较小，金融相关比率影响不明显。
3.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本部分检验产业结构优化和金融发展的的均衡关系是否属于因果关系，若是因果关系，因果关系的方向是怎样的。
从表4可以看出，（1）金融相关比率是产业结构优化率的格兰杰原因，反之不成立。这与Patrick（1966）假说是一致的。甘肃省目前仍属于较落后地区，金融发展属于供给导向模式，金融规模扩大能够推动地区经济增长。（2）金融效率非产业结构优化的格兰杰原因，而产业结构优化率则是金融效率的格兰杰原因；这恰好印证了协整分析结果，银行的逐利性导致银行将大量的省内资金投资于外省企业，无法促进本省产业结构的优化。而一旦本省产业结构较好，却会通过资金配置提升金融发展效率。（3）金融储蓄结构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属于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甘肃省金融储蓄结构变化会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调整，产业结构的优化又会影响金融储蓄结构的变化。
4. 基于VAR模型的动态分析。
（1）误差修正模型。利用误差修正模型确定变量间的短期动态关系。滞后1期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为：
模型结果显示短期内经济金融系统存在误差修正机制，系数为-0.002 7，表明甘肃省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的长期关系对短期波动影响较小。
（2）脉冲响应函数。图1表明，（1）当期给金融相关比率一个标准差冲击后，最初负向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并在第2期达到最大，第三期转为正响应，第四期之后快速收敛，表明金融相关比率突然增加时，前两期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可能会由于资金充足产生不理性的投资行为，如投资于产能过剩的产业，短期内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但经过一段时间调整后会回归理性，最终对产业结构优化保持正向冲击。（2）本期金融发展效率受到一个标准差冲击后，开始会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负向影响，在第3期达到最大值，第4期后快速收敛，表明突然提高金融发展效率比率时，由于甘肃省目前大部分企业仍属于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银行出于逐利性的考虑会将更多的贷款用于对外省企业的投资上，从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本省产业结构的优化。长期内，会形成恶性循环，故对产业结构调整始终是负向影响。（3）金融储蓄结构受到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后，首先负向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在第2期达到最负响应，并在第4期转为正向影响，第四期后快速收敛，逐步趋向平稳。表明突然提高储蓄比率，由于银行出于惜贷或逐利考虑，并不会对本省产业结构调整产生正向影响，但长期来看，本省可用于投资的资金增加，对产业结构调整长期来看是正向影响。
5. 方差分解。为了分析不同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贡献程度并评价不同冲击的重要性，需要进行方差分解，结果见表5。
由表5可知，甘肃省产业结构优化率增加的变化受自身扰动项的冲击影响呈逐步递减的趋势，而表示金融发展的所有变量的扰动项对产业结构优化增长的作用都呈递增的趋势。可见，对产业结构贡献而言，金融相关比率和金融储蓄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产业结构贡献越来越大，对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潜力。
金融发展是顺利实施“一带一路”建设构想的重要保证，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各项经济活动有效展开都离不开金融支持。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1）甘肃省的金融发展和甘肃省的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属于长期协整关系。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能够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金融储蓄结构目前不合理，对产业结构调整起抑制作用。
（2）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明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储蓄结构是产业结构优化的格兰杰原因，而产业结构优化是金融发展效率和金融储蓄结构调整的格兰杰原因。
（3）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上期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对本期的产业结构优化率贡献最大，金融发展效率对产业结构优化贡献长期内比较稳定，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储蓄结构长期内对产业结构优化贡献逐渐增大。
根据实证分析结果，结合甘肃省实际情况提出以下建议：
（1）调整金融储蓄结构，拓宽投资渠道，为居民提供更多的投资途径。大力发展企业债券市场及各种信托投资产品，降低小额贷款公司的准入门槛同时加强对其的监管，使得居民的资金有更好的去向。
（2）解决企业融资难问题，控制资金外流。使企业不要过度依赖银行贷款的间接融资渠道，有更方便快捷的融资渠道，走出融资困境。
（3）积极推行金融创新，加强资本配置效率。协整检验表明金融规模的扩大，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并不明显，表明融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不高。
（4）继续优化产业结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新能源、电动汽车、新材料、新医药和信息产业等。在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促进技术进步，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同时，以产业结构优化促进资金需求，带动金融发展。
参考文献：
[1] Goldsmit R.W.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 lopment[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9.
[2] Levine， R.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Views and agenda.Journal of Econ- omic Literature，1997，35（2）：688-726.
[3] Masoud， N.，& Hardaker， G.The impact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economic growth.Studies in Economics and Finance，2012， 29（3）：148-173.
[4] 周立，王子明.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实证分析：1978-2000[J].金融研究，2002，（10）：1-13.
[5] 王志强，孙刚.中国金融发展规模、结构、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分析[J].管理世界，2003，（7）：13-20.
[6] [美]罗纳德・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
[7] 陆文喜，李国平.中国区域金融发展的收敛性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2）：125-128.
[8] 程新华，冯邦彦.广东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实证分析[J].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6-10.
[9] 国晓丽.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关系的实证研究――以北京为例[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1，（7）：94-97.
作者简介：赵丽丽（1983-），女，汉族，山东省聊城市人，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金融风险管理、金融数据分析。
收稿日期：2016-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