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能抛弃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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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坚

1962年出生于上海，1984年获得土木工程学院工学士学位，1993年4月至2000年3月在日本一桥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并于2000年3月获得了商学博士学位。

现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证券研究所常务副主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世界经济文汇》编辑、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以及日本一桥大学国际共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市场的微观结构、比较金融体系、国际金融、实证金融理论和开放宏观经济学。

面对通胀高企不下的压力和货币紧缩政策效果有限的复杂局面，中国目前要做的就是：在生产成本压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疏导产业资本回到真正做大财富的实业舞台上。

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从根源上遏制或抗衡成本（非需求）推动型的通胀和资产泡沫。

首先，降低企业税负和增加产业转型过程中企业的人力、财力资源扶持，以此提高企业实业投资的盈利空间。同时，保持目前的利率和汇率的相对稳定，以对抗成本型通胀。

在短时间内，我们不能期待企业通过自身结构的调整使产业资本回到实业舞台上，并以此提高盈利能力。尤其在金融危机阴霾还未散尽，仍然面临改善社会福利、保护消费者权益、提高企业产品质量等问题的时候，更不能期望靠简单地加工资、转移利补贴等手段带动内需增长。

因此，配合现在政府对扭曲了的市场价格机制的整顿，财政部和国家税务局应通过减税来降低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生产成本，继续鼓励民营资本做自己擅长的实业，这些可能都是让大量产业资本重回实业舞台所不可或缺的手段。

无论如何，两条腿走路（一方面适合国情进行破旧立新的结构调整；另一方面不能丢掉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积累起来的成功经验――传统不等于落后）是确保今天中国结构转型成功的必要条件。如果一味地利率加息和汇率升值，或默认成本上升会“倒逼”企业结构调整，都有可能会催生更多的“产业资本”变成“金融资本”，使这些事前看上去“出发点很好”的宏观调控政策最终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其次，在加快要素市场改革步伐的同时，要充分发挥金融体系在配置大量产业资本重回实体经济舞台的作用。

由于要素价格的上升必然会使得盈利能力无法提高的企业退出实体经济，这个时候，企业手中大量的产业资本为寻求资本运作的高收益就会涌向社会，如果此时没有一批社会责任感强的专业化金融机构（包括专业能力强的私募基金、创投基金、风险投资机构等）的存在，那中国就缺了一个将大量的“资金”转为能给社会创造财富的“资本”的重要环节。

此时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我们为了加快金融的发展，而破坏了企业控制生产成本的能力（比如大宗商品被热炒，人民币升值步伐加快，融资成本日益攀高，商业地产泡沫严重等），那么，这样的“金融繁荣”所带来的结构性变化就会冲销制造业通过“性价比”建立起来的竞争能力。因此，如何在保持制造业价格竞争优势的同时发展好金融业，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其他以制造业为主的东南亚国家而言，都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目标。

目前，尽管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仍处于低端中游环节，但我们希望能尽快成为金融大国而站上世界附加价值最高的产业链顶端的愿望却很迫切。然而，鉴于内需不足所带来的市场消化能力有限的状况，中国首先要做的是不该抛弃自己擅长的制造业，或者不顾目前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对可能出现的金融冲击的承受能力，却贸然加快“金融创新”与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因为如果在“破旧”的同时无法迅速“立新”，那么，在残酷的全球化竞争环境中，就将失去自己原先依托的生存环境。

到目前为止，国内资本市场还未完全同世界接轨，我们因此避免了多次金融风暴的猛烈冲击，也导致我们没有体验过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灾难，致使不少人理想化地希望中国既可成为制造业大国，又能成为金融大国，而这种美好的想法往往会让我们迷失发展方向。

事实上，在全球国际分工所形成的产业链上，每个国家和企业都可以寻找到最适合自身发展的生存方式。千万不要太在乎自身的位置在哪里，而忘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真髓――只要把自己手头的工作做到极致，那么，你就是最好的、最强的，也最有安全感。

一言以蔽之，盯住自己最擅长的领域，并努力保持、完善强势地位，等国内经济发展到成为“金融大国”的客观条件开始成熟时，再循序渐进，迈出一些边际上的新突破，才是中国今天抗衡通胀的有效方法和今后的发展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