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川秀美数江南文人墨客赋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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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是中国私家收藏史上的繁盛时期。无论是画家数量，还是鉴藏家群体，都是前代所无法企及的。据徐沁《明画录》记载，明代画家有八百余人，他们大都参与到了艺术市场中来。范允临《输蓼馆集》记载：“今吴人目不识一字，不见一古人真迹，而辄师心自创，惟涂抹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即悬之市中，以易斗米，画哪得佳耶？”如此庞大的生产创作群体，有力地保证了绘画市场的供给。

杭州是人文底蕴深厚、风景秀丽的江南名城。南宋时，作为都城的杭州汇集了众多的画家，包括院画家、文人画家和画工等。明代晚期，画家群体的数量达到历史高峰，加上这时期好游之风的盛行，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和画家来到杭州旅游、定居和创作，在美术史上留下了许多以西湖为题材的画作，这些绘画作品大部分作为商品流入市场，对当地书画市场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那么，当时杭州画家群体具体都是由哪些阶层的人组成的？他们与鉴藏家、文人的关系如何？又是通过何种方式参与到艺术市场中来的呢？

一．画家群体的构成与书画创作

明画家群体包括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不但有民间画工、文人画家和宫廷画家，而且包括职业画家。

民间画工以蓝瑛影响最为巨大。蓝瑛（1585-1664年），字田叔，号叟。蓝瑛一生画过许多与杭州有关的山水画，如现藏于扬州文物商店的《西湖十景图》。

蓝瑛是“武林画派”的创始人。据考知，他早年在松江拜访过画坛巨擎董其昌，她还走访江南的收藏家，临摹学习古代名家的作品。期间又得到董其昌和陈继儒的指教，这为他以后的艺术成就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除蓝瑛外，杭州的民间职业画工还有孙君泽、刘耀、丁清溪等人，他们的作品在中国本土流传甚罕，但却有一些流入了日本，产生了很大影响。

其文人画家较为典型的当属陈洪绶(1599-1652年)，字章侯，号老莲。蓝瑛是他的启蒙老师，后来他们一直保持着亦师亦友的情谊。陈洪绶一生许多重要事迹都发生在杭州，创作了大量有关西湖风光的画作。

李流芳(1575-1629年)，字长蒲，号檀园。他十分钟情西湖的云山烟水，据《檀园集》记载，李流芳在最后的二十多年间，几乎每一年都要前往西湖游览，法相寺竹阁的墙壁上还留有他寓居时所绘的画作。在李流芳有关西湖题材的绘画中，最负盛名的为《西湖卧游册》，不过此册的画迹大都已不存。

著名的官僚兼文人画家董其昌（1555-1636年）也是杭州的常客，他频繁来杭州游玩，并约见当地的鉴藏家，闲暇之余进行艺术创作。他画过多幅西湖风景图，留存至今的却寥寥无几。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林和靖诗意图》便是著名的一件。他还临摹过北宋赵令的《江乡消夏图》，并绘有《秋兴八景图》《溪回路转图》等。

杭州是南宋院体画派的大本营，到了明初，由于统治阶层喜爱更具雄健气势的作品，排斥含蓄平和的文人画，所以沿续南宋画法的画家众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戴进(1388-1462年)，虽然他身为明初的宫廷画家，但他与家乡杭州有着深厚的情结，是描绘杭州风光较多、最受人称颂的一位。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南屏雅集图卷》是其描绘西湖的最具影响的传世画作。戴进一生所绘的其他见之于著录的还有《南屏晓钟图》、《西湖春晓图》和《武林胜景图册》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戴进可以代表明代杭州地区的宫廷画家群体。

明末的西湖不仅是文人儒士理想的旅游胜地，也吸引了一批具有公众活动性的女子――名妓职业画家。如当时的京师名妓薛素素，就属于全能型的顶级才女。

名妓和文人画家之间关系颇为密切，她们除了自己创作书画外，时常会陪伴男性画家作画。如陈洪绶的《隐居十六观图》就是在西湖畔两位歌妓的陪伴下创作的，他在画跋中这样写道：“辛卯八月十五夜，烂醉西子湖。时吴香扶磨墨，卞云裳吮管授余，授余乐为朗翁书赠。”可见像林雪、卞玉京这样多才多艺的名妓出场可以促进男画家的创作。

除了本地的画家，杭州周边的画家如沈周、谢时臣等也经常来西湖游玩并创作。

二．画家与文人、鉴藏家之间的交往

在杭州秀美的湖光山色间，画家们结交了不少精于鉴藏的朋友，既有文人雅士、官宦名流、高僧大德，也有船工、沙弥、、奴仆之类的小人物，从而织成了一张以艺术为载体的关系网。鉴藏家是画家们重要的艺术赞助人，他们可以得其之便搜集真迹。这些人时常举办各种艺术聚会，明末清初文学家张岱《定香桥小记》记载：“甲戌十月，携楚生住不系园看红叶。至定香桥，客不期而至者八人：南京曾波臣，东阳赵纯卿，金坛彭天锡，诸暨陈章侯，杭州杨与民、陆九、罗三，女伶陈素芝。余留饮。章侯携缣素，为纯卿画古佛，波臣为纯卿写照，杨与民弹三弦子，罗三唱曲，陆九吹箫……”

这时期杭州比较典型的鉴藏家是徽商汪汝谦，他就是刚才提到的“不系园”画舫的主人。他的生活非常富有，作为艺术赞助人，他为一些画家提供栖身之所，也为画家们和自己接触文人、士大夫们提供了便利条件。明末的名妓艺术家也都以汪汝谦为中心，他是众多画家的友情纽带。

杭州画家陈洪绶与周亮工之间的交往也被美术史家话为美谈，他与周亮工相交情形更多见周氏诸记载。他们明末开始交往，他二人的友谊以书画为桥梁。陈洪绶还在杭州的定香桥为张深之的《正北西厢》创作了六幅插图，成为中国版画史上的不朽名作。

陈洪绶与林仲青颇有交情，在杭州林家风景别致的“眉舞轩”里，陈洪绶创作出不少杰出的作品。顺治七年(1650年)，降清的好友周亮工路过杭州，向陈洪绶索画，陈洪绶用意劝诫的题材在林仲青家为周亮工创作了一件极其精彩的《陶渊明故事图卷》。

李流芳也在杭州结交了多位密友，邹孟阳是他在杭州的主要赞助人，也是《西湖卧游图》册的主人。李流芳游览西湖时常住在邹孟阳“南山小筑”的居所。邹孟阳对李流芳的山水画十分钟爱，李流芳说：“湖上友人邹孟阳爱画入骨，藏余画独多义。”于是他往往会将最得意的画作送给邹孟阳。

另外，李流芳一生也与董其昌交往深厚，二人又有共同的禅悦之好，李流芳与董其昌都曾求教于云栖大师。李董二人在杭州均留下了大量墨迹。

沈周和杭州文人或鉴藏家的关系也不浅。沈周曾与刘廷美和史明古一起游玩，并创作书画让他们题跋。

三．画家参与艺术市场的方式

明代随着经济的繁荣，促使私人收藏之风渐盛，富有资产的官员、文人、士绅大都雅好收藏，由此使得众多画家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艺术市场中来。画家与鉴藏家之间的交往当然少不了交换，这是友情的纽带。如明末汪阿玉《珊瑚网》记载，他所藏沈周的名作《吴山越水图》，受赠于弘治六年进士王献臣，像汪氏这样的鉴赏家愿以名人书画相交易，可知沈周画作在明末的珍贵。这种己藏相易的行为，其实是带有市场交易性质的。

明初的画家大都是重义轻利的，如王绂：“有投金币购片褚者，辄拂袖起，或闭门不纳，虽豪贵人勿顾也。”表明了画家的“不同流俗”的价值取向。然而，明代中后期，画家的心态开始转变，他们对金钱的观念也逐渐明朗起来，文人画家职业化的趋势，诸如邹鹏“家贫，画山水受直以养母”；沈仕“嘉靖中客游京师，历边檄，有购诗画者，馈遗累千金”；蓝瑛更是“以画为业，老而弥工”，这充分说明画家为了生存，已融入市场，作品和其他商品一样进行市场交易了。

宫廷画家的作品也流入到市场中。从功用上看，宫廷绘画主要是提供给皇室赏玩或为政治宣教服务，而不是以商品交易为目的。当宫廷画家的作品从宫中流散民间，甚至有的宫廷画家作品因摹仿古人真迹逼真而被人作伪以谋利，它们就转化为商品了。如宫廷画家李在仿效郭熙的《阔清晴峰图》几乎乱真，因此被古董商添上郭熙的名款来牟利。可见宫廷画家的作品也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

当时以画家之间赠画的方式进入市场也十分流行。文人参与的雅集聚会，总免不了诗文唱和与书画互赠，在这一类绘画交易中，画家赠送作品纯粹是出于增强感情的一种方式。如杭州名妓画家杨慧林曾应汪汝谦的邀请，根据王维的诗句“闭户著书多岁月，种松皆作老龙鳞”而绘制了一幅画，汪汝谦将这幅画作为陈继儒的七十大寿贺礼相赠。

另有一些画工、文人画家甚至普通百姓等迫于生存的压力，普遍会用作品通过代替直接接济的方式。文徵明的弟子陆士仁就采用这种方法，如姜绍书《无声诗史》：“尝岁晏摹衡山《积雪图》以资桂玉，售之得五金”。

明代晚期，因为动荡不安的社会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文人画家和职业画家之间的界限渐渐淡化。一些文人画家因为衣食之忧，难免趋时谐俗，经常要卖画救急，成为兼有文人与职业画家两种身份的画家，如陆治、钱谷、徐渭等人。加之这时期消费群体扩大化，以至于出现了“寸图才出，千临百幕，家藏市售，真质纵横”的作伪现象，画家卖画已成为十分普遍的行为。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文人画家已经顾不得“四民之首”的身份，开始坦然承认以画为生的现实。

除此以外，上门索画也是画家们参与市场的一种被动方式。史载，文徵明与沈周画作深受大众的欢迎，经常有人登门索画，这些为数众多的索画者，从侧面反映出这时期画家参与市场的盛况。

（责编：李禹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