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鸟诗与花鸟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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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鸟画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一种绘画表现形式、是中华民族聪明智慧的结晶，在世界艺术之林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以自然花鸟为绘画题材，通过描绘花与鸟来表现大自然的美，或以物言志，或以物抒情，或以物畅神，达到情景交融、物我两忘，集诗、书、画、印于一体的综合传达的审美境界。从而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万物有灵”的哲学思想，以及儒释道三家共融的文化内涵。
工笔花鸟画工整细腻，较为写实，多表现自然花鸟的自然美和生命价值，注重花与鸟和谐共存的关系，给人以视觉上的享受和寄托对美好事物的向往。而写意花鸟画则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以形写意、以意畅神，畅神的过程既是“立万象于胸怀”、“聊以自娱”的过程，又是“澄怀观道”、“迁想妙得”的生发。另外，写意花鸟极注重笔墨间意趣的表达，追求笔墨自身的形式美感。因此，写意花鸟画既是花与鸟自然形态的表现，又是画家内心情感的传达，也是笔墨意趣的玩味。
而作为花鸟诗，则少有人提及。花鸟诗并非是单指花鸟画上所题写的与花鸟有关的词句，而是指很多诗人以花以鸟为题材、对象所作的诗句。可以说，花鸟诗远早于花鸟画，先有诗中画，再有画中诗。但花鸟诗从何时开始产生，无从考究。
根据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人类的审美意识，早在原始社会就已经萌芽了。自打磨石器开始，人类就对石器形象有了最基本的审美要求，同时也对自然形象产生了朴素的审美意识。在原始社会的狩猎时代，各种飞禽鸟兽就成了他们描绘和关注的对象，在各种岩画、原始壁画中都能找到各种动物的形象；到了农耕时代，各种花卉草木等植物也进入人们的审美视野，在各种原始陶器上都有所表现。此时的花鸟形象还只是简单的装饰手段和无语言状态下的简单记录，可以称为原始花鸟艺术，但还不是花鸟画。自此，自然界中各种花鸟虫鱼、飞禽走兽都成了人们审美的对象。特别是形态各异、色彩缤纷的“花”和能自由翱翔的“鸟”最能与人的心灵产生某种共鸣。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对自由的渴望是人类艺术中最永恒的主题，自有语言起，人们便没有停止过对自然花鸟的讴歌和赞美。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篇《关睢》：“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作者用比兴的手法先描写相对鸣叫的睢鸠，在河洲上嬉戏，然后再转入要表达的男女间的慕恋之情。翻开《诗经》、《楚辞》，这种以花鸟作为比兴对象的词句非常丰富，描写生动形象，语言朴素优美，音节自然和谐，富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又如《诗经》中《葛覃》：“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集于灌木；其鸣喈喈”。《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鹊巢》：“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之子于归，百两御之”。《草虫》：“翰莩妫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鸣雁》：“鸿雁，肃肃其羽”。《鹤鸣》：“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
屈原的《楚辞》思想深邃，情感浓郁，构思奇特，想象丰富，文辞瑰丽，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其中描写花鸟形象之处比比皆是，与《诗经》异曲同工。如《离骚》中就有：“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朝搴o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蛙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吾令鸠为媒兮，鸠告余以不好。雄鸠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巧”、“恐鹈G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少司命》：“秋兰兮麋芜，罗生兮堂下。绿叶兮素华，芳菲菲兮袭予。夫人自有兮美子，荪何以兮愁苦？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
用自然花鸟来抒感，表达真情，在以后的诗词歌赋中有过之而无不及，将花鸟的自然情形，融入更多更深的思想内涵，成为文艺作品中一道品格高尚，韵味十足的风景。
随着文学修养的不断提升，诗歌中对花鸟的关注由比兴手法渐渐上升到借物言志，借物抒情的境界，以花鸟入诗更为普遍。唐诗宋词元曲，离不开花鸟的身影，从而构成一幅幅超越于可视形象之外的具有更高境界的意象画面。
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杜甫：“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边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戴叔伦：“燕子不归春事晚，一汀烟雨杏花寒”。
徐元杰：“花开红树乱莺啼，草长平湖白鹭飞”。
黄巢：“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
韦应物：“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
徐俯：“双飞燕子几时回，夹岸桃花蘸水开”。
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欧阳修：“春来万里客，乱定几年归？肠断江城雁，高高向北飞”。
刘禹锡：“洞庭一夜无穷雁，不待天明尽北飞”。
中国自古就是以诗情凛画意的民族，不能说花鸟诗促了成花鸟画的产生，但花鸟画一定是受到花鸟诗的涵养，才形成枝繁叶茂、五彩缤纷、百花齐放的生动局面。自唐代开始，花鸟画独立成科，从人物画的背景中脱颖而出，从民间的花鸟艺术中演变而来，开始了花鸟画独立发展的历程。自宋元文人画勃兴起，众多的文人雅士涉足花鸟画，一改传统院体花鸟“以形写神”、“形神兼备”为物写照的基本格调，融入文人更多的思想情感，将诗情融入画意，使得花鸟画格调更加高扬，境界更加深远。
苏轼主张：“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并在评王维画时云：“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虽然苏轼当时是针对诗与山水画之间的审美关系而言，但作为繁盛时期的花鸟画理所当然地也受到其主张的影响。于是“诗是无形画，画是无声诗”，或者“诗是有声画，画是有形诗”将花鸟画所要表达的审美境界由写形、达意上升到传情，将诗画融为一体。诗诉诸听觉，画诉诸视觉，诗的境界将听觉引向视觉，画的境界将视觉引向听觉，两种境界互相沟通，花鸟画便既有了“形神”的物象美，又有了“传画外意”精神美的功能。艺术形象不是为形象而形象，写形是手段，达意抒情才是目的。因此，自然界中的一草一木，一花一鸟，一虫一鱼，各种动、植物都以其自身的精神特性，成了画家抒感的载体。花鸟的世界是画家的精神家园，也是诗的境界。正如苏轼所云：“诗画本一体，天工与清新”。
一方面，花鸟画特别是写意花鸟画，通过绘画的过程表现自然花鸟的自然美和绘画技法的笔墨情趣，抒发画家的思想情感、另一方面也表现花鸟诗的境界，并通过题画诗记录画家的情思，将诗情画意通过笔墨融为一体，形成最能承载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和审美情趣的独特绘画形式。这正是：花鸟诗中花鸟画，花鸟画中花鸟诗。
（作者为湘南学院美术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