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钢铁业“溃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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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企业网易的生猪还未出栏，又一家公司曝出了要改行养猪的新闻。与网易不同的是，这次要养猪的是一家大型国企。

2012年3月2日，武汉钢铁集团公司总经理邓崎琳公开承认，决定筹建“万头养猪场”。也许最快到今年年底，“武钢”牌生猪即可上市销售。

钢铁巨头“不务正业”去养猪种菜，一时之间掀起轩然大波。尽管武钢3月9日在其官网刊发报道进行澄清，强调养猪只是公司产业多元化发展的一部分，也尚在计划阶段，但这一事件所折射出的中国钢铁工业微利困境已是不争的事实。

“造钢铁不如卖猪肉”

“造钢铁不如卖猪肉”是大陆钢铁业近期流行的说法。有人在调查后得出结论，养猪比产钢更划算：目前钢材平均每公斤4.7元，而最便宜的猪肉每公斤已近26元。

“原材料价格上涨，运营资金趋紧，钢材价格持续下滑，全行业已陷入全面亏损边缘。”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张长富日前表示。

数据显示，在中钢协77家重点统计单位中，有25家亏损，亏损面为32.5%，亏损额达21.25亿元。

工信部3月1日公布，2011年中国钢铁企业利润率已不足2.5%，远低于全国工业企业约6.5%的平均水平。

更坏的消息是，2012年这种大面积亏损的风险仍将如影随行。春节过后，大陆钢市继续量价齐跌，上海建材市场主流二级螺纹钢价格一度跌至3950元/吨以下，创下15个月来新低。

对于行业回暧的预期，世界500强企业中国五矿集团总裁周中枢表示悲观，认为受产能过剩及政府有意减速该行业的双重夹击，中国钢铁市场的情况两三年内都不会出现好转。

与此同时，中国钢铁企业“走出去”的兴趣急速衰减，对投资国外铁矿石项目转趋审慎。业内人士分析，主要原因是中国在世界各地密集投资矿山、港口及铁路数以10亿计美元后，却未能削弱国际铁矿石三大巨头的力量。

此前，中国政府制订的目标，是在2015年之前，使其铁矿石进口来源有半数为中企独资或合资的矿场，超过2011年时的15%。

从鼎盛到微利

春节前夕，在江苏无锡钢材贸易行业颇有影响力的福建籍老板――无锡一洲集团董事长李国清消失了。据知情人透露，李国清和妻子已逃到了澳大利亚。李国清“跑路”以后，留下的债务高达10个多亿，而他的公司目前总资产也只有1.5亿元。

李国清所代表的“跑路”事件以及钢贸产业资本从实体经济的游离，是2011年整个钢材贸易行业价格倒挂、盈利艰难的真实写照。不管承不承认，中国钢铁工业再也不复昔日的荣光。

回顾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历程，政府管制失灵致进口铁矿石谈判话语权缺失，一度被视为其陷入艰难境地的主要推手。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钢铁开启了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市场化改革，由于门槛过低，外资、民资争先进入钢铁业，全国钢厂遍地开花，钢铁业利益分化加剧。

为规范铁矿石进口秩序，中国开始对钢企实施严格的资质市查制度。在严格的资质审查制度下，拥有铁矿石进口资质的企业从2005年的500家减少至2010年的112家。

但即使如此，进口谈判上依然是112个买家对三大供应商（淡水河谷、必和必拓、力拓）的不利格局。此外，国内钢企数量又远高于拥有进口资质的企业，这反而又衍生出畸形的铁矿石交易机制。进口的铁矿石除部分直接用于大型钢企的生产外，其余的都以远高于长协价的现货价转卖给了没有进口资质中小型钢企。这不仅使铁矿石现货价不断被推高，也为国际矿业巨头连年涨价提供了口实和动力。

尽管中钢协多次表态，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购买国，只要大小钢企团结起来，谁也不买进口矿，则三大巨头再强硬也要向中国市场低头。但对于中钢协提出的“抱团一起上”，钢协之外的钢铁企业，甚至连钢协以内的中小企业都不太积极。

事实上，在最初的几次谈判过后，中小钢企就开始绕过这些具备进口资质的大型钢企，直接与国外的矿石供应商进行交易。

到2008年，因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供需双方纷纷出现打破传统惯例的现象，最终导致了延续近30年的长协价格年度机制的瓦解。随后三大矿商纷纷推出季度定价、月度定价、现货定价、指数定价等定价方式，利用手中的定价权来削薄中国钢厂的利润。

关键的铁矿石价格既然沦陷，自2005年开始，钢铁行业的销售利润率便一路下滑，从6.25%直至2011年的2.42%。几年问，不论中方如何辗转腾挪，都很难将三大矿商逼退一步。

但时至今日，把中国钢铁业的问题完全归咎于铁矿石价格上涨，越来越像是一个“借口”。事实上，对比不同钢企的业绩可以发现，矿价似乎只是国企业绩不好的借口，民营企业却能顺利消化。

尤其是在2008年铁矿石长协体系崩溃后，矿石定价周期一再缩短，协议矿和现货矿价差逐步减少，拥有进口谈判权的国有钢厂成本优势丧失殆尽，而弱势的民营钢企却凭借效率优先、精细化管理、无历史包袱的优势在市场竞争中占尽先机，使全行业利润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

不幸的是，2011年以来，钢铁行业又启动了新一轮以民营企业为主的产能扩张，投资热点更是集中在钢铁产能已经严重过剩的环渤海地区。这让政府“限产”的行政指令成为一纸空文。

结果，对大型国企的格外关爱、拉郎配式的合并、行政命令禁止重复建设，最终都没能改变钢铁业的向下滑落。

强大的日本商社模式

进入2012年，由于一些铁矿石出口国的贸易保护政策，中国铁矿石进口的环境将进一步恶化：印度、越南等新兴国家不断提高铁矿石出口关税，而尚未最终通过的澳大利亚矿产资源税法案则是另一枚等待起爆的炸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办公室主任、研究员马淑萍认为，在这一点上，日本的铁矿石保障战略经验值得借鉴。

日本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铁矿石进口国。为保障海外铁矿石资源的稳定，其自20世纪60年代起建立了“开发进口”模式。所谓的“开发进口”模式，主要是以签订长期购买保证协议为基础，通过投资开发海外铁矿而获得稳定进口资源。

更为关键的是，日本的钢铁公司和综合商社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存在着相互持股或共同投资的关系。例如，铁矿石价格上涨，拥有巴西淡水河谷18%股份的日本最大综合商社――三井物产就多赚一些，然后在进行铁矿石贸易时让利给日本钢铁公司――新日铁，这也是为什么铁矿石谈判总是淡水河谷与新日铁率先达成协议。当铁矿石降价，新日铁成本降低，三井物产销售钢铁制成品时也可跟着获利。

因此，在铁矿石谈判中，日本长期以来都只有一个对外的声音。日本的铁矿石谈判权表面上是在新日铁等钢铁企业，其实掌握在综合商社手里，只是台前幕后的分工不同而已。日本国内只有新日铁、JFE（川崎制铁与日本钢管合并而成）、住友金属、神户制钢所和日新制钢等5家企业有冶炼厂。负责进口铁矿石和销售钢铁制成品的则主要是三井物产、伊藤忠商事等日本综合商社，运输部分则是商船三井、日本邮船等公司承担。

除此之外，日本综合商社还扮演着商业情报局的角色。在海外，日本综合商社与当地钢铁企业有大量合作投资或是配合密切的子公司，由此便可以轻易掌握各国钢铁企业各层面的商业情报，为其掌握的上游铁矿石资源提供准确的定价依据，从而在与该国买家的价格谈判中占据主导地位。而早在四五十年前，日本综合商社就开始到印度、澳大利亚等地寻找新的资源，建立新的据点，构建新的流通网络，试图控制从上游资源端至下游销售端的所有情报。

反观以中钢协为代表的行业协会组织，虽然由政府行政部门剥离，并且代行政府的部分行政职能，但在缺少必要的政策和行政力量支持下，其治理市场秩序的能力和作用十分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