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景观问卷调查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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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快速发展，据预测经过高速的城市化进程，到2030年将有超过60%的世界人口居住在城镇区域[1]。城市的扩张促进了市场活动、商业经营以及服务业的发展，也导致了城市地形、气候、水文和生态环境的巨大变化，使得城市生态系统成为一个极其脆弱的系统[2]。近年来，建设健康的、生态的、可持续的城市景观，使之能够担当支撑城市成为新一轮财富富集的经济增长点，得到了政府、专家和公众的广泛重视[3～6]。但是，城市中很多已建或在建的“生态景观”并不“生态”，尤其表现在生态完整性遭到破坏、生态经济效益较低，以及艺术性和人文价值不高等[7～8]。因此，明确生态景观的内涵、原则和标准是进行城市景观规划和设计的迫切需求，生态景观对于不同的专家学者有不同的理解，纷纷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生态景观的概念和内涵。生态景观的建设能够提高城市生态系统功能和人居环境质量，实现城市生态安全，生态景观设计与建设直接关系到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但是，对于公众如何理解生态景观，目前关注较少，而公众对生态景观的理解和认可程度，能够为城市生态景观建设提供基础背景和重要依据。
1国内外研究现状国内外已经针对不同的空间尺度和评价对象开展了关于生态社区、绿色建筑等的调查和研究。比如在局地尺度上，特莫水珍（Termorshuizen）利用15个指标调查了38个荷兰的可持续性景观规划方案，主要分析对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生境的保护[4]。在社区尺度上，卡西迪（Cassidy）通过问卷调查了114个景观规划师，了解他们对绿色社区的评价原则和指标以及面临的困难等，设置了包括生态保护和恢复策略、绿色材料和产品、水资源利用和废水处理、雨水管理、热岛效应5个方面的22个指标[9]；也有研究开展对绿色建筑标准、绿色材料使用等的调查和评价[10～11]。
国内也开展了许多类似的研究，并提出了有价值的评价指标[12～14]。周传斌等构建了25个指标对生态社区进行评价，指标涉及自然环境、建筑、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居民环保意识、管理服务等多个方面[15]。程钟等建立了以大气环境质量、物理环境质量、建筑环境质量及生态环境质量4个评价指标和13个评价因子为主的住宅小区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体系[16]。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上，生态城市的评价更关注社会经济与自然资源的和谐程度[17]，提出了一些生态城市的特征，如和谐、发展、绿色、文明等[1]。王如松等提出了生态城市的评价指标，包括生态产业代谢、生态景观整合和生态文化三个方面[18]。中新天津生态城在建设的过程中，利用22条控制性指标和4条引导性指标，确保生态城实现人与人、人与经济活动以及人与环境的和谐共存。在国家政策层面，有关部门也在积极制订指导生态景观建设的指标体系。建设部的《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06）》侧重于居住环境的节水、节地、节能和节材等[19]，环保部门制定的《地区级绿色社区考核指标与评价标准》则侧重于环境质量、环境建设、组织管理和公众参与等方面20条具体指标。生态景观可以从斑块、园区、城市、区域等不同空间尺度进行规划和建设。斑块尺度是以单个景观要素为主；园区尺度则由多个斑块组成，是多功能景观的组合体；城市尺度由众多园区组成，是众多多功能景观的镶嵌体；区域尺度则涵盖了更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内涵的复合生态景观。对于城市的景观规划和设计者来说，斑块尺度和园区尺度是需要重点考虑的对象。本研究主要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公众对城市生态景观内涵、特征、评价原则和评价指标等的理解和认可程度，并分析不同特征群体的重点关切，对于构建生态景观理论和方法以及制定生态景观的管理制度等，都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研究方法
2.1问卷设计首先，通过文献调研和专家咨询会的方式，总结了生态景观的基本特征，主要包括动态性和系统性、协调性、健康性、可持续性、绿色性、多功能性、文化性、和谐、宜居、环保、节能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生态景观的8条评价原则，分别为景观自然度、物种安全性、雨水利用效率、污染物排放和处理、绿色能源和材料利用、景观视觉享受、局地小气候调节、精神内涵和文化品味。最后，根据相关文献和行业导则[9,13～17,19]，梳理并提出了43条定量评价指标，这些指标主要侧重于生态景观的斑块和园区两个尺度，同时也可以为城市尺度景观规划和设计提供参考。2.2调查方案本次问卷围绕生态景观的内涵、特点、存在的问题和挑战、评价指标等，共设置了19个问题，包括2个单选题和17个多选题。调查对象通过随机选取，包括在校学生、教学和科研人员、景观规划从业人员、非专业公众等，调查采用现场纸质问卷和网络电子问卷的方式，纸质问卷主要在北京市进行，网络问卷则涉及到国内其他城市。
2.3数据分析方法将调查得到的问卷数据进行总体评价和分类评价。总体评价是分析每个调查主题中不同选项的选择比例，反映了该项指标的公众认可程度。而分类评价是将被调查者按照学历、居住地和年收入进行分类，然后分析不同类别人群选择某项指标的比例，可以揭示不同人群特征对该项指标的影响程度。
3结果与讨论从2011年7月1日开始，截至2011年9月1日，共获得170份有效问卷。调查发现，超过93%的被调查者认为公众是最受益于生态景观建设的群体，而认为对政府的管理和形象有好处的只占到5%，表明加强生态景观建设是公众的自身意愿，具有较为广泛的群众基础。
3.1生态景观的内涵和特征在生态景观的建设要素方面，被调查者选择植被、水资源、土地、人与自然的关系、地理和气候要素、环保措施等均超过50%，选择材料和能源的比例相对较低。随着学历升高，选择水资源、土地、材料、能源等的比例明显增加，而居住地和收入水平对生态景观建设要素的认可程度的影响不明显。在生态景观的特征方面，多数公众已经比较理性地认识到纯自然的景观不是真正意义的生态景观，而对可持续发展、减少人为干扰、功能协调、维持和保护生态过程等选择的比例较高。但对于功能高效性、结构完整性、减少污染物、资源节约方面选择的比例较低，一方面说明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对生态景观的作用尚未被公众所理解，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被调查者认为生态景观建设不可避免地要增加能源和资源的利用，增加污染物排放。这或许与当前一些虚假的“生态景观”的不良示范有关，尤其是一些地方构建的高楼堂舍、大道广场等也冠之以“生态景观”。被调查者的学历对生态景观特征的理解具有比较明显的影响，随着学历增高，结构完整、功能协调、功能高效、维护和保护生态过程几个方面的认可程度逐步增加，而认为生态景观是纯自然的景观等方面则有下降的趋势，说明了学习和教育使得被调查者对生态景观的认识更加深刻，更多从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和服务等角度衡量生态景观。住在大城市的人多认为生态景观是人类适当改造的景观、功能协调等，而住在县城的人选择较多的是生态景观的结构完整性，较高收入群体认为生态景观是纯自然景观的比例在明显下降。图2个人特征对生态景观基本特征认可度的影响
3.2生态景观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关于现有生态景观实践方面存在的问题，被调查者选择“可持续性不够”占80.45%，“忽视了景观的自然规律”占71.43%，选择“运行费用太高”、“与周边环境不协调”、“缺少人文内涵”等也均超过50%，说明公众比较认可现有景观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而公众对生态景观初次投入费用太高的认同度较低。学历较高、住在大城市的被调查者，更加关注景观自然规律、与周边环境的协调性等，而低学历群体更关注运行费用、经济回报等方面。图3个人特征对生态景观存在问题认可度的影响在生态景观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方面，有超过50%的公众选择“缺少市场认可”、“缺少培训和宣传”、“难以与现有配套匹配”，而对于“缺少理论指导”、“缺少技术导则”、“缺少经费投入”、“缺少国家标准”等方面选择的比例较低。随着学历的升高，公众选择“缺少理论指导”、“新技术转化难度”的比例减小，而选择“缺少定量评价指标”的比例在升高。住在县城的被调查者在对生态景观面临困难各个选项均大于住在大城市的群体，说明了由于与大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基础配套等方面存在差距，小城市建设生态景观会面临更多的困难和挑战。图4个人特征对生态景观主要挑战认可度的影响
3.3生态景观的评价指标从调查问卷看出，本文提出的生态景观的8条评价原则，公众认可程度比较高，各个原则的认可度均在50%以上，从高到低依次为景观视觉享受、物种安全性、景观的自然度、水资源利用效率、精神内涵和文化品位、绿色能源和材料利用、局地小气候调节、污染物排放和处理。表1除了统计被调查者对各个指标的总体认可程度外，还对不同人群特征的认可程度进行了分析。住所与13个指标具有线性关系，占所有指标的30.23%，学历高低与10个指标具有明显线性关系，占所有指标的23.26%，而收入仅与3个指标具有线性关系，占所有指标的6.98%。结果表明，被调查者所处的城市、知识水平对生态景观的评价指标有较大的影响，而个人经济收入对评价指标的认可方面的影响相对较低。
4结语
（1）研究表明，公众对生态景观的期望很高，对现有景观中存在的问题也有较深刻的认识，但是在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能源资源和材料等方面认可程度较低，说明还需要通过更多的教育和宣传来完善与公众的沟通渠道，提高生态景观的理论和技术的认可程度。
（2）学历和居住地对生态景观的认可程度有较大影响，而个人收入的影响相对较小，评价指标的公众认可程度也为下一步为确定指标的权重提供了重要依据。
（3）本文从学历、居住地和收入三个方面，评价了公众个人特征对生态景观理解的影响。尽管年龄、职业等其他因子也会对生态景观的理解产生影响，但是本文评价的三个因子是人群特征中比较重要的因子，也是现有人口统计数据中最常见的指标，能够直接为城市景观规划和设计提供依据和参考。此外，下一步问卷样本中，要适当增加政府管理人员、企业从业人员等，并设定不同利益群体的合理比例，能够更加定量地权衡各利益群体的关注点，从而可以更加全面地反映生态景观的公众理解和认可程度，有助于进一步完善生态景观的评价原则和指标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