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博藏龙泉窑瓷器精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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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龙泉官窑器延续了元代的大器风范，将厚实雄浑的审美理念发挥到极致，龙泉青瓷在前代的基础上继续得到发展。元代龙泉窑的繁荣，为明初龙泉官窑的设立奠定了重要基础(详见《发现：大明处州龙泉官窑》一书)。之前往往将明初龙泉窑青瓷与元代龙泉青瓷混为一谈，或笼统断为“元末明初”，这也在一个层面上说明了两者的相承关系。从广东省博物馆收藏的明初龙泉官窑青瓷来看，明龙泉官窑青瓷在烧造工艺上达到了一个难以企及的巅峰，无疑代表着龙泉窑瓷器烧造史上的最高水准。
以刻花为例，明龙泉官窑青瓷主要以刻花为饰，精美绝伦，花纹与青如翡翠的釉色融为一体，刻花工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高度。刻花是龙泉窑青瓷的传统装饰工艺之一，北宋时期的刻划花装饰曾经盛极一时，但到了南宋，由于石灰碱釉的运用和多次上釉技术的掌握，龙泉窑青瓷往往素面朝天，转向以釉色取胜。其实釉色的玉质感固然是世之所好者，但釉层一加厚，原先的刻划花很容易被厚釉所覆盖。所以到了元代，又流行露胎、贴塑、模印等装饰手法，这样玉质感的釉色和花纹图案的装饰效果就可以兼得了。明龙泉官窑器将刻花与厚釉结合得恰到好处，从而使刻花装饰工艺取得了新的突破。前几年，上海博物馆研究员陆明华先生曾经在我们馆看到这批明代的龙泉窑瓷器。陆先生帮助挑选了一些明代龙泉官窑瓷器，约有七八件，我仔细观察、比较，发现这批瓷器的共同特点，釉色厚而滋润透视出清晰的精美纹饰，器型大而不变形，制作规整，特别是纹饰与当时景德镇官窑的纹饰十分接近，甚至一样。我想，如果我再继续核实的话，可能我们馆藏这类龙泉窑瓷器还有不少。这是让我比较欣慰的，以前从来没有这样比对过。如明初龙泉官窑青釉刻花大盘，板沿口，浅弧腹，内底微鼓圈足。盘内暗刻划花草纹，内底为主题纹饰，流畅潇洒的折枝花卉，盘内壁一周为缠枝花卉，绘画工艺非常舒展洒脱。通体施青釉，釉下透出清晰优美的暗花纹，清澈明亮。底为涩圈，制作规整，大气端庄。明宣德龙泉官窑梅子青釉刻花瓣口大盘，盘为折沿花瓣口，瓣形盘壁，平底，圈足。主题纹饰为内平底上刻四瓣花锦地钱纹，盘壁刻花卉纹，纹饰绘画水平高，精致、自然、娴熟，十分流畅，通体施梅子青釉，釉色温润如玉。制作工艺规整端庄。底为涩圈。明龙泉官窑梅子青釉刻四季花卉纹四棱花盆，撇口，深腹，六乳形支足，底无釉，有一圆孔。盆外壁四棱形，每一棱内刻折枝花卉。通体施梅子青釉，底无釉。这类花盆制作规整，精美。从陆先生帮助挑选这批龙泉官瓷器来看，大盘的底部基本都是有明显的涩圈，和景德镇明代早期釉里红扁菊纹大盘的底部比较，尽管景德镇明代早期的大盘底无釉，但同样也刷了一些色釉，经过高温烧成后，出现明显的火石红痕迹，颇有相似之处。
此外，明代龙泉窑的规模和数量也不容小觑，造型丰富，以往被忽视，总以为龙泉窑就是厚重的大盘和瓶罐，而不知还有很多小巧精致的艺术品。不少造型别致，品种多样，百姓平常喜用的生活用品和艺术精品，有仙佛、人物，文房用具等等，还有待我们重新认识和评价。如明龙泉窑梅子青釉文昌帝君像、明龙泉窑青釉八卦纹三兽足炉、明龙泉窑粉青釉佛龛观音坐像、明龙泉窑青绿釉通花鼓墩、明龙泉窑翠青釉印花温碗、明龙泉窑翠青釉连座三足龙形灯、明龙泉窑青釉螭皮叶形水注、明龙泉窑粉青釉刻花葵瓣形盘、釉润泽器型大的晚明龙泉窑梅子青釉印花双狮耳瓶和明龙泉窑梅子青釉魁星砚屏。
可以看到龙泉窑的胎体、釉色、纹饰，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宋代龙泉窑装饰上很少刻花、划花，而流行用贴花、浮雕、印花，如在盘中常堆贴出双鱼图案，在瓶身上贴出缠枝牡丹图案。元龙泉质量大部分不如南宋，胎质粗糙，釉面光亮者多，温润如玉者少，装饰技法上有印花、贴花、堆花、镂刻、点彩等。纹饰题材丰富，有云龙、飞凤、花乌、鱼虫、八仙、八吉祥、杂宝等，个别有文字装饰。龙泉窑纹饰，主要表现在釉下，有印花，贴塑也是龙泉窑常用的方法，比较多见的耳饰贴塑纹，另外还有元代以后常见无釉的露氧化红胎处，印花纹，有些人物、佛像的面部露氧化红胎，使面相更加清晰。明代龙泉窑同样分粗细两类，明代龙泉官制作明显精致、规范。后来的发展普遍表现了多、粗、重，更趋民间化，特别是大盘、香炉，十分厚重耐用。广东省博物馆藏这类龙泉窑占了很大比例。
龙泉窑瓷器的外销与传播
由于龙泉青瓷的大量输出，在亚洲、非洲许多国家中都有遗存，并陆续被发掘出来。从水下考古发现的龙泉窑瓷器，已经看出龙泉窑大量出口的数量之多。“南海一号沉船的打捞，龙泉窑瓷器占了相当比例；华光一号南宋沉船遗址有不少龙泉窑瓷器：北礁一号有不少元代龙泉窑瓷器：发现的北礁三号，有元代龙泉窑瓷器；大练一号元代沉船遗址，较多龙泉窑瓷器；福建漳浦县沙洲岛明代沉船遗址，有不少元末明初的龙泉窑瓷器。”(林国聪《我国水下考古中所见的龙泉青瓷》，紫禁城出版社《中国古陶瓷研究》，P37―46)以上多个沉船发现的龙泉窑瓷器，基本都是碗、盘、小罐等，大都为实用器物。
龙泉窑对外输出的路线主要是从闽浙等地港口出发，经东南往西，循印度半岛沿岸到波斯湾，到红海、埃及等非洲地区。还有一条线路就是经朝鲜半岛去日本。由于先进的工艺和大量的对外输出，龙泉青瓷制瓷工艺传入诸海陆邻国，甚至远至非洲、中亚等地。另一方面，南宋立国水乡、海隅，水上交通发达，有利商业、贸易的发展。北宋时，官方就在我国东南沿海的广州、明州(宁波)、杭州、泉州设立了“市舶司”，直接与海外各国进行贸易，南宋政府更把海外贸易作为解决财政困难的有效途径。对外贸易量的增加更刺激了瓷器的出口，龙泉青瓷在东亚及东非、阿拉伯诸国都是受欢迎的商品。据史料描述，当时“窑群林立，烟火相望，江上运瓷船往返穿梭，日夜繁忙。”瓷器内销运往临安，外销经瓯江出海，远销日本、韩国、东南亚一带。近年来我国广东南海一号水下考古成果显示，南澳就是一艘销往国外瓷器的船只，打捞出来的大部分陶瓷都是龙泉窑产品。
龙泉窑瓷器远销非洲的记载比较普遍，从宋代、元代、明代都有很多传世器物和出土标本，如在非洲的“福斯塔特出土的北宋龙泉窑刻花纹与篦点纹碗片，南宋的莲瓣纹盖罐瓷片、凤鸟纹大盘、碗、洗瓷片；有非洲的基尔瓦和考尔、松哥穆纳拉、马达加斯加、福斯塔特出土的元代龙泉窑瓷片；基尔瓦出土的明代龙泉窑瓷片”。(见《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图版4―7，1987年紫禁城出版社)在海外大量发现宋元明龙泉窑瓷器的资料还有很多，龙泉窑瓷器之所以被历代国内外使用者喜好，不仅仅由于龙泉窑各种青釉的釉美，更重要是因为它物美价廉、坚硬耐用，具备适合各阶层人群和贴近百姓的实用性。